天命何足畏:大宋尖子生的變法困局

2020-01-30   嘯瞰風雲

今天我們來聊聊王安石和他的變法。

說起王安石變法,在中國無人不知,我們從中學時代就讀過他的故事。現代人對王安石的評價很高,說他是偉大的政治家與改革家。不僅是治國之能臣,文章也寫得好,被列為「唐宋八大家」之一,詩詞開北宋風氣之先。

王安石還是個品行孤傲,耿介自持的人。他心裡只有國家大事,對生活小節從不計較。據說,他總是連著幾天不洗澡,衣服也不勤換,以至於身上有好多虱子,和大臣們聊天時會時不時地撓痒痒。有一次到朋友家吃飯,王安石只盯著眼前的一盤鹿肉吃,結果讓朋友誤以為他喜歡吃鹿肉。而實際上呢?王安石連吃飯時都惦記著國計民生,根本顧不上自己在吃什麼。

你可能會問,這麼一個工作狂,該不會是書呆子吧。還真不是,王安石長期在基層做官,深諳百姓疾苦與各種行政事務,與那些只會空談的理論家不同,王安石是個經驗豐富的實幹人才。

按照中國儒家「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原則,王安石几乎都具備了。在宋朝乃至整個中國歷史上,像王安石這樣的尖子生可謂鳳毛麟角。然而,由他所推動的轟轟烈烈的變法,最終還是失敗了,何以至此?今天,就讓一千年後的我們,來復盤這段歷史。

王安石

1/6 「積貧積弱」的北宋

關於王安石變法失敗的原因,通常的解釋主要有兩個,一個是守舊派的阻撓。這裡所說的守舊派,是以司馬光為代表的一批文臣,他們從新法實行的第一天,就千方百計地詆毀王安石。在近現代歷史教科書中,他們被描繪成觀念保守,食古不化的頑固分子。

第二個原因,來自王安石變法本身,儘管王安石的出發點很好,制度設計的也不錯,但在政策執行中出了問題,不少中下級官員利用新法中飽私囊,壓榨百姓,加上北宋時期沒有完善的監督機制,結果就活生生地把王安石的名聲搞臭了,總之又是一個關於「豬隊友」的反面教材。

圍繞王安石變法,一開始就有很多爭論。歷史上把王安石一派叫做「新黨」,把司馬光一派叫做「舊黨」。這一新一舊,很容易讓現代人產生誤解。

為什麼這樣說呢?在我們的傳統印象里,「新勢力」通常象徵著革命,是站在平民老百姓的立場上說事。而「舊勢力」則是替統治者張目。這顯然是受到近代以來「進步史觀」的影響。但你仔細看看王安石變法,好像不是那麼回事。因為王安石最根本的出發點,恰恰是為了統治者的利益。反倒是那些反對他的人,有不少在替老百姓講話。

要明白這背後的緣由,我們得了解一下王安石時代的北宋。

宋朝是個很有意思的朝代,今天我們都知道,宋朝時期中國的工商業異常繁榮,財富總量一度占據世界第一。按理說,這麼富有的朝代,人們對他的評價應該很高吧。其實不然,因為歷史學家對宋朝還有個形容,叫「積貧積弱」。

當然,這裡所謂的「積貧」,不是指社會很窮,而是宋朝的政府很窮。窮到什麼地步呢?

咱們隨便舉個例子,那個支持王安石變法的宋神宗,你也許聽說過。宋神宗十九歲即位,年輕人血氣方剛,總想干一番事業。中國曆朝歷代的皇帝,每年都要舉行祭天大典,可是令宋神宗尷尬的是,他居然連賞給大臣們的紅包都拿不出來。

宋神宗

這當然不是因為宋神宗摳門,而確實是因為國家財政緊張。到了宋神宗時代,全國的官員,含在編與不在編的,合計已超過三十萬人,光是要養活這麼多公職人員已經夠嗆了。然而,比起龐大的官僚隊伍,更令人頭疼的還有軍費。大宋強敵環伺,北有金遼、西有西夏,禁軍人數達140多萬,軍費開支更是一個天文數字。

財政壓力如此之大,國家已經到了不改變就難以維持下去的地步。

2/6 王安石與司馬光之爭

偏偏此時的宋神宗,他想要出人頭地。

年輕人都嚮往打仗,宋神宗也不例外。他想做個具有雄才偉略的君主,打敗遼金夏,收復北方故土。可身邊的一群老大臣們卻整天向他嘮叨,說什麼年輕人要穩重,要謹慎,不要想入非非,別整天喊打喊殺。可一個小伙子哪兒聽得進去呢?你們這幫老頭已經半截身子埋土裡了,自然都想著明哲保身,我以後的路還長著呢。

所以,宋神宗最需要有個大臣能站出來替他說話,當然,這個大臣除了忠心耿耿,更要敢想、敢闖、敢幹,能替他統籌把握所有的問題。而王安石,正是這個合適的人選。

王安石的思路其實很簡單,他告訴宋神宗,年輕人有夢想是好的。但實現夢想的前提,是先得讓自己的錢袋子鼓起來。那怎麼讓錢袋子鼓起來呢?王安石認為,應該「摧抑兼并,均濟貧乏」。

什麼意思?簡單地說就是,國家應該把商人管管好,尤其是富人。把原本流進他們口袋裡的錢,轉移到皇帝的國庫,同時拿這筆錢接濟窮人。

王安石認為,國家之所以如此窘迫,主要是因為財富全都落到了富人手裡。從小接受儒家思想薰陶的王安石,和絕大多數中國的士大夫一樣,堅信「為富不仁」。所以,政府要遏制商人的壯大,甚至剝奪他們的財富,是天經地義的。不過王安石也強調,政府有錢了,不是為了讓官員吃香的喝辣的,而是得周濟窮人,使他們有飯吃,有衣穿,只有這樣,社會才能穩定。

這個想法聽起來很不錯,但落實到行動層面上,王安石就遇到了阻礙。而反對聲最大的,就是司馬光。

司馬光

在中國歷史上,但凡政府遇到財政困難,採取的辦法無非兩種:開源與節流。而司馬光,當屬於「節流」一派。

司馬光始終覺得,政府財政緊張,主要原因還是花費太大,所以根本解是節省開支,把錢給省出來。司馬光的想法很具有普遍性,尤其在廣大儒生眼裡,減少政府開支,讓皇帝和官員過緊巴巴的日子,符合儒家提倡的安貧樂道的價值觀。

在司馬光看來,王安石玩的把戲,不過是把老百姓的錢,放進朝廷官員的腰包,美其名曰:「均濟貧乏」,實際上就是搜刮。司馬光有個挺有意思的觀點,他說:「天地所生貨財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間則在公家。」國家有錢了,必然以老百姓的貧困為代價,你王安石還是別折騰了。

王安石自然不會同意司馬光的說法。他認為,司馬光已經out了,國家完全可以實現」民不加賦而國用饒」。具體該怎麼做,就得看他有多大的本事了。

3/6 艱難的變法

之後幾年,王安石提出了一整套改革方案。王安石變法的大致內容想必你也熟悉,在此我們只挑三個最重點的來講。

首先是均輸法,均輸法的初衷,是為了均衡商品的流通,防止某些商人利用商品的稀缺哄抬價格。為此,王安石成立了專門的發運衙門司,根據市場的供需情況,及時輸送商品,平抑物價。

還有個措施叫做市易法,政府在首都設立部門,專門收購滯銷的產品,隨後在短缺的時候賣出,其出發點和均輸法一致,也是為了防止商人的投機活動。

均輸法和市易法都不是王安石的首創,在此之前,漢代的桑弘羊就有過類似的嘗試,王安石只是進行了一定的改進。而真正令人眼前一亮的,是青苗法。

青苗法的出發點,是為了緩解老百姓的經濟壓力。青苗法規定,每年青黃不接的時候,政府可以向民間提供貸款,貸款可以是錢糧,也可以是種子。每筆貸款的利息為20%,一年可貸兩次。

王安石本人也為青苗法的出台而自豪,他對皇帝說,是古老的《周禮》給了他啟發。當然,青苗法是否源於《周禮》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和其他的新法有沒有給國家帶來成效。

在最初的幾個月,新法收穫了奇效。原因很簡單,它把大宋政府變成了一台賺錢機器。

均輸法本質上為政府提供了商品買賣的壟斷權。官員們經常以很低的價格採購商品,再高價賣給稀缺的地區,其行為已經同商人無異。市易法也好不到哪兒去,政府集中採購商品,結果越買越多,最後到了啥東西都由政府專賣的地步。

至於青苗法就更過分了,王安石的反對者很快發現,這項法律非但沒能改善百姓的經濟狀況,反而為官員們提供了新的收入來源,那就是利息。不僅如此,官員們還把發霉的糧食借給農戶,收糧的時候卻故意加大重量。結果,農民的壓力非但沒減輕,反而加重了。

司馬光的話不幸言中。所謂「民不加賦而國用饒」,壓根就是謊言。社會上下,從商人到百姓,都遭受了嚴重打擊。工商業被破壞,民眾苦不堪言。面對群臣的指責,王安石不為所動,他甚至乾脆把政敵司馬光貶到洛陽,為自己的改革掃清障礙。

可是,人算不如天算。最後,連王安石的學生都看不下去了。有一天,他的學生鄭俠獻上了一張《流民圖》,這張圖上畫的,是千萬因為王安石新法流離失所的百姓。畫的寓意很明確:王安石變法已經惹得天怒人怨。再這麼下去,大宋就危在旦夕了。

4/6 司馬光上台

不過,這些還不足以扳倒王安石,因為他背後站著自己最強有力的支持者——宋神宗。

新法儘管把大宋鬧得雞飛狗跳,可是對朝廷而言,好處卻是顯而易見的。這也正是宋神宗頂著巨大的輿論壓力,繼續信任王安石的原因。而王安石堅如磐石的個性,也是其新法得以維持達17年的重要原因。

王安石的問題在於,他的立場堅定,但缺乏變通,性格也難以和人共處。王安石有句名言,叫做:「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這樣的性格,對王安石其實構成了某種悖論。

一方面,大刀闊斧的改革往往需要得罪人,謹小慎微,左右逢源,或者過於圓滑的人難當大任。可另一方面,改革並不是推翻一切重來,他需要別人的理解和信任,否則根本沒人去幫你落實。因此,歷史上成功的改革,都是有進有退,在激進中誕生,於妥協中完成。可王安石,偏偏不是個會妥協的人,這也註定了他最終的失敗。

宋神宗一死,反對派就捲土重來。新法悉數被廢除。哲宗繼位後,把司馬光請了回來。但政府財政的問題依然沒有解決,而司馬光所能給出的,依舊是老辦法。

司馬光上台後,給皇帝上了兩道摺子,第一道摺子是呼籲皇帝「廣開言路」,但明眼人都知道,這實際是號召大家對新法進行口誅筆伐,為廢除製造輿論上的合法性。第二道摺子,是請求皇帝減輕農民負擔,不過在他的政策工具箱裡,除了減稅這一項之外,他也想不出更好的辦法。

司馬光是一名傑出的政治家與歷史學家,可要論處理財政問題的能力,他不及他的對手王安石。如果司馬光執政的時間再長一些,他的下場可能和王安石一樣,背負朝野上下的一片罵名,甚至比這還要慘。不過司馬光很幸運,執政僅一年後,他就去世了。同年,王安石也離開了這個世界。

今天的司馬光,以一本《資治通鑑》為後人銘記。實事求是的說,如果沒有《資治通鑑》,司馬光對歷史的貢獻要黯淡得多。但不可否認的是,無論王安石還是司馬光,他們都是正人君子,其性格雖各有瑕疵,但身為儒臣,他們皆為當時之典範。

可是在兩人去世之後,情況就急轉直下。新舊兩大陣營里,一些投機分子粉墨登場,他們打著原則的旗號,投機鑽營,謀取私利。更可悲的是,旨在富國強兵的王安石新法,到了宋徽宗時代徹底變了味,成了不折不扣的斂財工具。

5/6 改革派的下場

如果沒有蔡京,那麼王安石在宋朝乃至之後朝代的名聲,還不至於那麼差。

今天我們知道蔡京,主要是通過《水滸傳》。小說里,「蔡太師」被描繪成一個十惡不赦的大奸臣。在現實中,蔡京雖不算大奸大惡,但他對北宋的滅亡,卻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蔡京影視形象

北宋末期,社會矛盾加劇。而蔡京認為,這是由於王安石變法推行地不夠徹底所致。蔡京曾經是王安石的得力幹將,對新政也頗有研究。至少在政治生涯的早期,蔡京是衷心推崇王安石變法的。

可到了蔡京執政的時代,他把王安石新政的原則與做法改頭換面。比如,從王安石時代推行的《免役法》,在蔡京手裡卻變成了允許富人免役免稅,逃避社會義務。如此一來,等於把所有負擔都壓到了窮人身上,窮人豈能不造反?

再比如,蔡京不停地忽悠宋徽宗,替他又是搜羅花石,又是建造萬歲山,而且往往是以實行新政的名義。轟轟烈烈的王安石變法,就這樣淪為統治者搜刮民脂民膏的「幫凶」。

宋徽宗

更可怕的是,出於維護自身權力的目的,蔡京還把王安石生前的政敵:司馬光、文彥博、呂公著等人來了個總清算,司馬光甚至差點被鞭屍。「殘害忠良」的罵名就此落下,北宋開啟了死亡倒計時。

隨著宋室南遷,中國統治階層的思想日趨保守。王安石甚至被歷朝歷代列為反面教材,一直到清末,隨著維新思想的興起,王安石才重新獲得知識分子的認可。

但從另一個方面說,這也是改革派的宿命。中國歷史上,從秦國的商鞅、唐朝的劉晏,到宋朝的王安石,明朝的張居正,他們都沒有好下場。不是生前被對手弄死,就是死後被政敵清算。這背後固然有個人性格與政治鬥爭的因素,但從根本上看,還是由中國政治的大環境所決定的。

中國儒家意識形態,把穩定作為統治的第一要務。儒家所嚮往的,是一個四時有序,萬物有常的世界,這大概也是農耕文明的特色。

所以,在儒家的話語體系里,任何改變,任何創新,都得從祖宗之法里尋找依據,否則其合法性就會遭到質疑。如果改變讓世界變得混亂,哪怕是暫時的混亂,那也是相當可怕的。正因為如此,王安石才會挖空心思,藉助《周禮》為自己的青苗法辯護。

但無論你的包裝術多麼精妙,改革的根本,總歸要觸及一些人的既得利益,要麼是上層的利益,要麼是下層的利益。可是在守舊崇古的政治生態中,堅持不變,永遠比堅持改變更加政治正確。

改革一旦引起動盪,各種罵聲紛至沓來,對手們往往從道德,而不是技術層面來批評改革。可要論道德立場,改革派永遠不是守舊派的對手,在「祖宗之法」這面大旗幟下,改革派的「偽裝」很容易被撕下,且往往沒有反駁的餘地,他們最終的悲劇,就這樣被埋下了。

6/6 王安石的局限

王安石變法是中國財政史上的一次偉大嘗試,但是在帝國特有的政治生態中,這場新政的結局早已註定。感嘆之餘,我們不能不看到王安石及其時代的認知局限。

毫無疑問,王安石是中國中古時期的頂尖人物。但無論他的聰明才智有多高,在他的觀念庫存中,中國傳統思想始終占據著核心位置。中國古代,政府發展經濟的主要方式,正如之前所說的,無非是開源與節流,其理論依據則來自於儒道法。其中,法家推崇國家統制經濟,道家主張放任,儒家則介乎兩者之間,有點調和折中的意思在內。

王朝新建初期,由於人民飽經戰亂,統治往往選擇休養生息,不與民爭利。經濟經過兩三代人的時間得以恢復,王朝統治即將步入黃金期。可伴隨著盛世到來的,是官僚隊伍的擴大,軍備開支的增加,以及政府承擔公共品建設成本的提升,如果碰巧再遇到一兩個好大喜功的皇帝,一經揮霍,國家財政就開始告急。而這時候,往往就需要改革派站出來收拾爛攤子。

改革派的根本任務,首先是提高政府的財政收入,因此,無論漢代的桑弘羊、唐代的劉晏,亦或北宋的王安石,他們所謂的新政,本質上是擴大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力度。如果成功了,王朝得以續命,倘若失敗,那王朝很有可能就毀在他們手裡。

然而,無論改革派多麼努力,卻終究不是救世主。他們的做法,只是延遲了王朝滅亡的時間。因為,在存量不變這個大前提下,所謂改革,其實正如司馬光所說的,不過是把錢從一部分人的口袋移到另一部分人的口袋。

那麼根本解是什麼呢?其實現代經濟學已經告訴我們,解決存量問題的關鍵,是盤活增量。唯有增量被激發了,經濟才能獲得增長。那該如何盤活增量呢?有兩條路徑,一個是對外貿易,用存量來交換存量。另一個是技術創新,提高生產效率,加速存量的積累。

很顯然,這是王安石時代的人不可能想到的。儘管在今天,我們已經把這些原則視為天經地義。如果王安石穿越到現代,他也許會明白,宋朝政府最應該做的,既不是靠壟斷民間貿易打壓豪強,也不是靠省吃儉用省出一個豐滿的國庫。而是修建完備的基礎設施,提供健全的制度保障,提升政府的行政效率,以及最重要的,開放市場,讓自己的國家成為世界貿易體系的一部分。

當然,這都是後話。個人認為,王安石變法失敗對今天的啟示在於,當你被存量思維給綁架的時候,你的任何行動,最後都會走進死胡同。睜眼看世界,對每個人都無比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