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過去的4月26日，是車諾比核電站事故發生三十五周年。當地時間4月26日上午，烏克蘭國家安全局（SBU）在自己的檔案網站上上傳了35份車諾比事故發生前後的克格勃機密文件檔案照片，宣布就此解密。
1986年4月26日並不是一個久遠日期，但那一天車諾比到底發生了什麼，為什麼發生這樣的事故和事故的後續處理，在事發當時曾被當作國家機密，事後數年，隨著當事人因各種原因離世的消息漸次傳來，事件過程則因為更為複雜的國際政治因素而籠罩上層層迷霧，竟已成為歷史懸案。
烏克蘭國家安全局在公布檔案的聲明中寫道：「甚至是在車諾比核電站發生可怕悲劇的35年後，這起事件的時間線對於大多數人來說都依然停留在未知的書頁間。但是，數百萬因事故而改變了命運的人需要了解真相，全世界需要銘記其後果。」
車諾比歷史照片 / 網絡
這35份解密文件的時間跨度長達18年，最早的歸檔於1973年，是烏克蘭蘇維埃共和國克格勃提交的「有關車諾比核電站建築過程違反技術規範的報告」，最晚的檔案日期則為1991年1月，是克格勃就車諾比事故清理中的問題向蘇聯最高蘇維埃提交的調查文件。
很難不注意到，在烏克蘭國家安全局檔案處的網站上，這35份材料所在的文件夾被命名為「車諾比悲劇——蘇聯當局的罪行」。
所有披露出的文件中，車諾比核電站站長維克多·布留漢諾夫在4月26日事故當天提交的第一份事故報告無疑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份：這是外界第一次見到這份報告的原件。
在當天極度的疲憊和混亂中，這份報告很短，僅有一頁紙。布留漢諾夫在其中提及，由於事故，已有一名工作人員在早上6點時死亡，另三人情況嚴重，參與救火的共34人被送往醫院，其中9人為消防員。當天「凌晨三點時城市輻射水平為4-14毫倫琴，到早上七點，為2-4毫倫琴」。然而，事故發生地近旁的輻射值超過了1000毫倫琴/秒。
在報告結尾他寫道：「事故原因和物質損失留待政府委員會。普里皮亞季和周邊定居點形勢正常，輻射水平得到控制。」他在下面簽了名。
布留漢諾夫4月26日事故報告 / 檔案文件截圖
毫無疑問，這既是第一份正式的事故報告，也是核事故被層層掩蓋的開始。但事故發生時布留漢諾夫其實並不在核電站內，那天晚上他沒有排班，這份報告也並非他一個人的作品。他的噩夢開始於那天凌晨的一個電話。多年後在採訪中回憶趕到核電站那一刻的心情時，布留漢諾夫提及，他的第一反應是自己將會坐牢：上世紀三十年代類似的事故中相關責任人通常會被以蓄意破壞罪名判刑，甚至可能因此被判定為外國間諜。
當天上午，大批高級別官員從基輔趕到車諾比，由於需要發布正式聲明，布留漢諾夫在上級的要求和其他一批官員的輔助下完成了這份報告，儘管在當時還沒有任何人知道核電站內究竟發生了些什麼。這份報告沒有提到的是，核電站配備的輻射檢測儀上限即為1000毫倫琴/秒，而車諾比的爆炸遠遠超出檢測範圍，這些數值已經全無意義。
由於沒有對外公布詳細信息，車諾比周邊地區居民在幾乎正常的情況下繼續生活，直到堪稱致命的基輔五一遊行和事故發生一周後才終於啟動的大規模撤離行動。檔案顯示，隨後克格勃開始繼續執行他們的傳統任務：監視人們的言行，並在必要時採取一些特殊行動。
標記為1986年5月12日的一份文件談到了「民眾對於車諾比事故的態度」，其中提及，一位出生於1938年、姓卡林諾夫斯基的大學副教授在一場與同事的研討會上說，「這些卡察普（烏克蘭人對俄羅斯人的蔑稱）1933年沒能用饑荒折磨死烏克蘭人，現在他們想用原子彈了。」這一條的信息來源是「線人提供」。
烏克蘭克格勃1986年5月12日報告 / 檔案文件截圖
1986年8月30日，時任蘇聯克格勃主席切布里科夫簽署了一份要求加強車諾比相關情報工作的命令。
烏克蘭國家安全局還在其聲明中提到了另外兩個更加戲劇化的細節：有材料顯示早在1986年4月27日，也即事故發生後第二天，克格勃就已提交了普里皮亞季和車諾比周邊的「不可靠居民」、「宗派主義者」和外國訪問代表團的詳細名單。另外，1987年10月曾有法國記者試圖盜取車諾比周邊土壤送回國內檢測，但被事先發覺的克格勃將樣品掉了包。
按照烏克蘭國家安全局的說法，這兩起事件的歷史文件都發布於此前發布的《車諾比克格勃檔案》中，但未包括在本次公布原件照片的35份文件內。
「還有其他鮮為人知的事實被蘇聯當局隱藏了：事故在1986年4月26日之前已有發生。」烏克蘭國家安全局在聲明中總結，「例如，1982年一號反應堆的放射性物質大量釋放。但是，克格勃在這方面的報告以常規措辭『已採取措施防止恐慌和挑釁性謠言』告終。1984年，三號和四號反應堆發生過緊急情況。1983年，莫斯科領導層收到消息稱，車諾比核電站由於缺乏安全性而成為蘇聯最危險的核電站之一。」
檔案中披露了分別歸檔於1973年7月2日、同年7月24日和1978年12月19日的三份克格勃報告，內容均與車諾比核電站在建設時違反技術標準有關。另一份標註日期為1982年9月14日的文件涉及「核電站事故後續」，其中提及，車諾比一號反應堆事故造成的輻射物質泄露致使當天早上有地區最高測得伽馬射線水平達到1000毫倫琴/秒，是標準值上限的100倍。
烏克蘭克格勃1982年9月14日報告中「核電站事故後續」部分 / 檔案文件截圖
另一份文件標記日期為1984年3月1日的文件向當時的基輔及基輔州克格勃局長報告了車諾比三號和四號反應堆出現的緊急情況，稱根據某些消息源（文件中使用了代號）車諾比核電站三號反應堆出現外圍保護結構破損，且內部可能存在過熱現象，與之同時，「類似的情況將在四號反應堆內堆積」。
1984年7月20日的一份文件記錄了克格勃探員與核能專家的對話，其中提到該專家認為車諾比和庫爾斯克核電站都有可能出現管道破裂現象，1983年5月20日和1984年8月14日的兩份文件則分別警告了車諾比核電站安全性不足，其中一份即為烏克蘭國家安全局在其聲明中所提到的，車諾比「是蘇聯最危險的核電站之一」。
如果範圍縮小到歷史學界，絕大多數本次披露的歷史文件對於相關的研究學者來說其實並不具有石破天驚的效果：1982年9月9日車諾比一號反應堆發生的事故即使在當時的蘇聯也並非秘密，後來事故責任被歸到了維修員名下，核電站站長布留漢諾夫的副手、車諾比當時的總工程師正是因此去職。
車諾比核電站建設過程中的種種問題更加人盡皆知，它原本就是在蘇聯當局不切實際的建設目標和績效極為低下的工業製造部門二者夾縫中生成的產物。
烏克蘭國家安全局和國家記憶研究所公布的兩冊《車諾比克格勃檔案》/ SBU
就連克格勃的這些報告在近年也已經不是秘密，特別是如果考慮到當時烏克蘭克格勃的職責之一就是對類似的大型工業項目執行安全方面的監督。但正如我們已經知道的那樣，所有這些都沒能避免史上最慘烈核事故的發生，四十年前不斷提出問題的克格勃無法替代工業生產部門彌補產能漏洞，也同樣無法依靠自己的情報報告改變蘇聯當局「五年內將核電站數量翻一番」的雄心壯志。
在歷史研究價值並不占主導地位的情況下，很難不帶政治色彩地解讀烏克蘭國家安全局就事故歷史檔案發布的長篇聲明，而事故三十五周年之際，也正值周邊地緣局勢極為微妙和敏感之時：一邊是十年後再次登上國際媒體頭版的福島核電站，另一邊則是再度空前緊張的俄烏關係。
過去幾年，俄羅斯已經習慣於將任何一次歷史爭議套上時政「新解」（或許在烏克蘭同樣如此），或許這一次也不會例外，畢竟三十五周年過去了，而車諾比從未真正遠離。（責編 / 袁漪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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