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9日下午，《中國第三部門觀察報告（2019）》發布會在中國扶貧基金會舉行。

主持撰寫報告的中國人民大學中國公益創新研究院院長康曉光教授在發布會上回顧了過去9年中公益領域發生的巨大變化，指出，一方面，公益領域變得更加熱鬧和多元化，從業人員、機構數量、資金投入、技術手段和內部合作增加，活動領域擴大，專業化水平提高；但另一方面，公益領域整體上的一致性、結構感在下降，呈現出碎片化的特徵，公益領域的未來充滿了不確定性，其中最令人擔憂的便是理想主義風氣和家國天下情懷的衰減。

為說明「公益人的情懷」，康曉光教授特別介紹了明末大儒、大慈善家高攀龍先生的人文理想和公益實踐。從康教授充滿激情的介紹中，我們可以略知中國傳統文人的社會理想、公益情懷和人格力量——這是我們今天思考自己如何做公益可以吸取的本土思想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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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報告》的第二個十年將更精彩

感謝各位朋友出席《第三部門觀察報告（2019）》新書發布會！

之前，為發布會做了一個中規中矩的PPT。但是，經過思考，臨時決定調整一下。各位手裡已經都有這本書了，感興趣的話，可以自行瀏覽，我就不再介紹了。剛才，文奎秘書長說，我們這個項目已經走過九年了。九年來，我們和中國扶貧基金會合作的非常好。這個項目不像其他項目，先做一年，試試看，然後再說後續的事情。當初，我和道峰商量此事時，不約而同地都認為，觀察報告，只做一年兩年沒價值，要做就做長期的。於是，就有了這個十年之約。

九年走下來，總的來看，項目做的還算及格，比較滿意。

九年「觀察」的回顧

九年連續的觀察，自己二十多年的研究，有什麼感受可以和大家說說呢？

最強烈的感受就是我們這個領域越來越繁榮了。其實，說「繁榮」不太準確，應該說是「熱鬧」，確實越來越「熱鬧」了。

從業人員的數量越來越多了，可支配的錢越來越多了，活動領域更廣了，專業化水平更高了，技術手段更豐富了，內部合作也更多了，也就是說，整個慈善生態系統在逐漸地完善。但是，我們也要看到，在越來越「多元化」的同時，「碎片化」也在發展，而且充滿了「不確定性」。

十年前或十五年前，你要讓我說一說公益領域或第三部門是怎麼回事，我還能說得清。現在，研究越來越深入，研究的時間越來越長，反倒說不清了。真是「亂花漸欲迷人眼」。整體感、結構感、中心性、秩序性都在下降，非常多元，非常破碎，而且未來的趨勢愈來愈模糊。

最近十年，政府對第三部門的態度、認知、政策和管理方式都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十年前，把住登記關，再加上對具體活動的「底線控制」，就是政府的主要工作了。最近十年，政府對第三部門的認知發生了變化，看到了社會組織提供服務的積極功能。最近四五年，在扶持方面，力度空前增加，在管控方面，力度也空前增加，民政部門越來越有作為，管的越來越多，越來越細，越來越有效。

第二部門對公益領域的參與越來越深入，不但出錢，出力，還發聲，話語權越來越大，實際影響也越來越大。十年前，如果說公益部門有需要面對的外部力量的話，那就是政府部門。現在，在政府部門之外，又多了一個商業部門。商業部門的滲透和影響更加深入，更加隱蔽，更加溫柔。「看不見的手」似乎無所不在。如今，「公益商業化」的味道越來越濃了。

最可喜的、最顯著的變化是公眾對公益的熱情空前高漲，積極參與，出錢出力，而且思想和行動充滿了創造性。技術革命，如網際網路的出現，帶來了無限的機會，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空間和渠道，使每個人都能夠便捷地參與公益事業。今天，公益已經成為個人的生活方式，社會的生活方式，公益成為了時尚。外部的元素大量地滲透到公益領域，公益領域的價值觀、思考方式滲透到各行各業。跨界的交流，廣泛的互動，也是前所未有。這一切真是可喜可賀。公益不再是一個專業領域，一個邊界清晰的部門，各種邊界正在逐漸被打破，廣泛的互動、跨界、融合正在發生，而且日趨深化。這是一個革命的時代！人類向善，則是貫穿這場革命的中軸線。

發布會現場

今天的公益界缺少什麼？

比較十年前和最近十年，有值得高興的東西，也有值得擔憂的東西。我總覺得當下的公益領域缺少點什麼！

那麼，缺少的是什麼呢？

與上個世紀90年代相比，今天的公益領域缺少的是如火的激情，是動人的夢想，是高揚的理想主義，是捨我其誰的大無畏的擔當！激情越來越少，夢想越來越少，對家國天下的擔當越來越少，越來越務實，越來越專業，越來越功利。不是為了一個遠大的理想，成立一個組織，然後藉助組織運作去實現理想。更多的是看到了一個機會，然後成立一個組織。或者，當初為了理想組建一個機構，而後逐漸初心淡忘，朝九晚五，只是為了讓機構活下去，為了讓員工的待遇福利更好一點。這就是公益機構的使命嗎？這就是公益機構應有的功能嗎？這就是公益機構要求全社會無條件支持自己的理由嗎？

如今，市民組織越來越少了，服務組織越來越多了。原來的「民辦非企業單位」悄無聲息地改成了「社會服務組織」。名字是很重要的，名字是定義，也是暗示、告訴你，你是誰，你應該幹什麼，不應該幹什麼。名字用久了，潛移默化，也就認同了。在這樣的大環境中，社會服務組織完全有可能在不知不覺中變成了「拾遺補缺」的工具。政府對社會組織的期待是「多幫忙，少添亂」。今天，這個「理想」離實現越來越近了，添亂的確實越來越少了，幫忙的確實越來越多了，而且幫忙的還沉醉其中，自得其樂。

澄清一下，我不是說，搗亂就好，幫忙就不好。絕沒有這個意思！我要表達的是，從國家的整體狀況來看，從公益領域的整體狀況來看，當今中國社會最需要的那部分公益，恰恰是公益界提供的最少的。不是說大家現在做的不是分內的工作，不是社會所需要的工作，而是說社會最需要的那些事情我們沒有做，或者說，做的越來越少。當然，責任也不能都算到公益組織頭上，這也是大環境使然。

我們的榜樣：高攀龍的慈善思想與實踐

今天我想講一個人的故事，高攀龍的故事。

也許大家早已知道，他是晚明的大學問家，大政治家，赫赫有名的東林黨領袖，但是，也許沒幾個人知道，他還是一個大慈善家，超越時代的大慈善家。《明史》對高攀龍的評價是「操履篤實，粹然一出於正，為一時儒者之宗。」

高攀龍所處的時代是明朝末期，表面上看，經濟很發達，城市很繁榮，人口也獲得了大幅增長，但是，貧富分化嚴重，天災人禍不斷，內憂外患此起彼伏。

高攀龍的家庭亦儒亦商，既有詩書傳承，又很富有。高攀龍從小就在祖父的教導下系統學習儒家經典。年輕的時候受到顧憲成的影響，後來與顧憲成一道，復修東林書院，匯聚同道，講學其中，諷議時政，震動朝野，時人稱為「東林黨」。

高攀龍是典型的儒家士大夫，自幼飽讀詩書，27歲中進士，一生憂國憂民，知行合一。面對深重的危機，高攀龍沒有逃避，而是全力以赴，不惜代價，濟民救世，匡正時弊。對他來說，儒家的信條，不是寫在書本上的，不是掛在口頭上的，而是落實到行動中的，所謂「知行合一」、「身體力行」。為官則盡職盡責，辭官則造福一方。用今天的話來說，他不但捐錢出力，還創辦慈善組織，組織慈善活動，參與地方公共治理和社會建設，是中國近代慈善事業的當之無愧的先驅。

明末的憂國之士多有改良社會之志，他們制定策略，採取行動，一方面是為了因應新的社會變化，另一方面是為了維持傳統的價值。根據《高忠憲公年譜·居鄉》，高攀龍的活動覆蓋了諸多領域：「親友以生計相托者，則極力代籌，至捐資踐約」，親朋好友因為生計求助，他基本上是來者不拒；「於宗親，有養之終身者，有及其再世者」，對於大家族內部，有的人他贍養終身，有的下一輩他都幫忙撫養；「於師，生養死殯之」，對自己的老師，他是養生送死全包；「於友，贍其貧，恤其孤，推轂寒士，不遺餘力」，不僅在親友陷於貧困時進行幫助，甚至孤兒寡母他都會接濟；「鄉紳宦遊者，諄諄以愛民好士、砥名礪節相勸勉」，對於有志於向道的人，他給與精神上的鼓勵；「地方有大是非，得先生而定，有大利害，得先生而伸」，地方上有大是大非糾紛時，他都樂於參與，做是非評判，把事情處理好；「至設通區役田、通邑役米、蘇糧里之困，舉同善會恤遠近之鰥寡孤獨，為德梓里，又其餘矣」，超越個人的親朋好友、家族、師門範圍的事務，面對普通的陌生人，他發起了同善會。

無錫同善會是1614年，即距今400年前，高攀龍等人創辦的。這是發起於地方的、地區性的，既不依賴宗族、又不依賴宗教、服務整個地區的，非常符合現代定義的一個慈善組織。《同善會規例》是同善會的章程和管理制度。主會者是輪值制、有固定的集會日期和場所、有自己的勸善宗旨、需交會費、必要的時候有專門的募款；會費的用途、資助對象優先級、按道德選擇資助對象的標準等都有非常明確的規定；扶貧辦法、操作流程、喪葬時的助棺辦法、風險防範、財務的公開等方面做的非常好。而且，同善會特別注重道德教化，以「勸善」為同善會會講的重心，以「濟貧」為途徑，基本上是以儒家思想為指導，知行合一、身體力行，把自己的「仁民愛物」的價值觀落實到現實的實踐當中，通過慈善，特別是組織化、常規化的慈善造福鄉里。這些方面，高攀龍等人當時完全是自己摸索出來的。同善會不但是組織化的、制度化的、超越宗族的，許多做法還很現代，與我們今天的所作所為如出一轍。

東林書院創建於北宋政和元年，為程顥和程頤的弟子楊時創辦。我們知道一個成語叫「程門立雪」，說的就是楊時的故事。楊時拜二程為師，學成南歸之日，程顥說了一句話——「吾道南矣」，對楊時將理學向南方傳播寄予了很大希望。程顥去世，楊時非常難過。幾年後，又回來跟著程頤學習，「程門立雪」的故事就發生在跟從程頤學習的時期。學成之後，楊時再次回到南方，創立了東林書院，開壇講學。1604年，當時被貶官居家的顧憲成，不忍坐看時局淪落，想通過講學匯聚天下讀書人，在朝廷之外通過議政來影響朝政。顧憲成與高攀龍一拍即合，一起重建東林書院。顧憲成為東林書院寫了一副千古名聯：「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

東林士人，匯聚書院，切磋學問，砥礪氣節，針砭時弊，蕩滌乾坤。他們的政治對手是魏忠賢及其死黨。魏忠賢是個什麼人？魏忠賢可以說是個邪惡的天才，他不識字，但記憶力非常好，40歲左右，為求騰達，竟然自宮，當上了太監。他專斷國政，也是特務組織「東廠」的控制人，被稱為「九千歲」，在活著的時候全國各地就為他建了幾百所生祠。東林黨挑戰的就是這樣一個權勢滔天、狠如蛇蠍的人。但是，東林黨人毫無畏懼，1624年，高攀龍抨擊閹黨被貶。一年後，1625年，楊漣、左光斗等「東林六君子」，被魏忠賢被關進詔獄，殘害致死。

儘管高攀龍已經被貶回家裡，魏忠賢仍不放過他。高攀龍從朋友那裡得到的消息，魏忠賢派來抓他的錦衣衛鐵騎已經上路了。聽到這個消息之後，高攀龍很淡定，他和學生一起去東林書院祭拜了楊時；告訴自己的孫子要好好做人，不要給祖先丟臉；給皇帝留下一封信，說大臣不可辱，他要效法屈原。錦衣衛到達的前一天晚上，高攀龍與家人一起吃過飯，獨自留在庭院中，第二天早上，家人在自家院中的池塘里發現了高攀龍——衣冠整齊，儀容恬淡。

高攀龍死於1626年。

一年後，1627年，皇帝死了，魏忠賢沒了靠山。新皇帝不信任他，他失寵了，當然也活不成了，而且死的也很慘。當然，大家已經料到了，朝廷給高攀龍平反了。

當代政論家、曾任《人民日報社》社長的鄧拓，1960年5月，參觀東林書院時題詩一首：「東林講學繼龜山，事事關心天下間；莫謂書生空議論，頭顱擲處血斑斑。」

儒家如何面對生死？

高攀龍自沉前，非常淡定地對學生說，他視死如歸。他知道，人固有一死，死是不可逃避的，問題是怎麼活，怎麼死。人生的意義，不在於壽命長短，而在於活著的時候做了什麼。儒家士大夫，不奢望身體不腐，所追求的是人生的「不朽」。正如叔孫豹所言：「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高攀龍說「吾視死如歸耳」這句話的時候是有底氣的，他真正做到了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達到了不朽的境界。

中華慈善的獨特之處可以從高攀龍的一生看出來，這種慈善是內生的，而不是外生的，不是為了外在光環和利益，而是內在生命的需要，是將自己人性中的最美好的東西發揚光大的必由之路。而且，慈善之於人是內化的，彌散化的，不是切割出來與其他東西分開的一部分，它貫穿在個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慈善與個人、家國、天下融為一體。儒家講「小康」、「大同」、「仁政」的時候，實際上它理想中的社會就是從個人到家庭、社會、國家一個完整的理想的慈善組織，所謂天下為公，世界大同。

高攀龍一生行跡體現出來的東西，正是今天的公益領域所缺失的！

這就是為什麼我要講高攀龍的原因。

高攀龍告訴了我們什麼呢？

我自己的感受是，他告訴我們：

第一，要有明確而堅定的信仰；

第二，要知行合一，身體力行；

第三，要讓價值落地，使之與慈善的組織形式、管理方式、項目運作方式真正地融為一體。

我們在一個「熱鬧」的情境當中，

我們可能沒有能力創造真正的「繁榮」，

但是，我們可以夢想和期望，畢竟人類擁有誰也剝奪不了的思想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