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後」女性作家計文君數年前印行了精心結撰的學術專著——《誰是繼承人：〈紅樓夢〉小說藝術現當代繼承問題研究》（文化藝術出版社，2013年12月）。書中正式提出「《紅樓夢》範式」，希望由《紅樓夢》小說藝術的後世繼承，折射現當代小說敘事發展每個階段中主流的創作傾向和突出的問題。
《誰是繼承人：〈紅樓夢〉小說藝術現當代繼承問題研究》
到了2021年，她又出版《曹雪芹的遺產：作為方法與鏡像的世界》，繼續以中國現當代文學創作和西方現當代小說觀念作為考察參照系。
眼前攤開的這本後者的「姊妹篇」，同在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推出的《曹雪芹的疆域：〈紅樓夢〉閱讀接受史》，封面清新莊雅，更兼讓我讀來津津有味，快意恬然，欲罷不能。
光緒朝舉人均耀的筆記《慈竹居零墨》曾記述：「華亭朱子美先生昌鼎，喜讀小說。自言生平所見說部有八百餘種，而尤以《紅樓夢》最為篤嗜。精理名言，所譚極有心得。時風尚好講經學，為欺飾世俗計。或問：『先生現治何經？』先生曰：『吾之經學，系少三曲者。』或不解所謂，先生曰：『無他，吾所專攻者，蓋紅學也。』」（均耀《慈竹居零墨》，《文藝雜誌》1918年第8期）
繁體字形的「經」少三曲，即成「紅」字。據說，「紅學」這一術語正由此而來。而計文君的大著並未自我設定「解謎」「揭秘」的書籍定位，也沒有標榜承續王蒙、李國文、劉心武等人的「作家紅學」脈絡，可在我看來，該書至少在三個方面具備可圈可點的價值意義：
《文藝雜誌》
首先值得肯定的，是著者在高度駕馭、稔熟於心各種文本、文獻與學術史材料的基礎上，採取平易如訴家常的敘述語調。這一鮮明特色令全書既充分吸收代表性研究成果，又沒有當下習見專著那玩弄術語、框架而以高深文飾淺薄的習氣。
作為《紅樓夢》的早期讀者之一，清宗室永忠的《延芬室集》中以詩注形式引用了瑤華的言說，「第《紅樓夢》非傳世小說，余聞之久矣，終不欲一見，恐其中有礙語也。」（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7月，第778頁）
正如計文君所言，區區「礙語」二字，「惹下後世汗牛充棟的筆墨官司：到底是『綺語』還是『反語』，兩邊都是深文周納，振振有詞。」（本書第15-16頁）對此，她沒有糾纏於前人的紛紜聚訟，而是提出個人「樸素」的理解——「礙語」就是礙口、讓人不好意思的情話。
之所以著者能在研究狀況的盤點與個人意見的表達兩方面達到基本的處理平衡，究其原因，我以為是其秉持著較為開明通達的研究與寫作理念。如其夫子自道的，「即便是學術研究也需要對生命本身與生活質地有著起碼的理解能力，要不然就會淪為切割化石或解剖屍體」（第22頁）。
《曹雪芹的疆域：〈紅樓夢〉閱讀接受史》
在講述《紅樓夢》的一段閱讀接受歷史之際，本書非但不板起面孔、端著架子，而且還體現出本色當行的學術性。此點正反映於對胡適（1891-1962）那篇代表性紅學文章《紅樓夢考證》（1921）其中主要成果的完整紹介，反映於對脂硯齋抄本與程偉元刻本重要區別的清晰說明。
她還通過對比《紅樓夢》與巴金（1904-2005）的著名小說《家》在思想主題性話語方面的顯著差異，批評了僅僅抓住人物、細節之相似，來大談特談其先後承繼的觀點。進而在方法論意義上指出，「利用文本事實，輔以作家的傳記性資料，似乎很客觀，其實很主觀」（第104頁），這些出之以平實面貌的論述，庶幾可以視作對學界研究路向的補益乃至糾偏。
其次，全書頗為引人注目的，還有其形象生動、機趣雋永的文風，以及深諳「文似看山不喜平」之要義的搖曳筆法。
《曹雪芹的遺產：作為方法與鏡像的世界》
開篇《引言》部分就運用了一個譬喻，把曹雪芹的心血之作在後世的閱讀接受，比擬為「文化物種獲取生存度」。
後文又不斷闡述生髮了「文化物種」這一概念的內涵，如第40頁提到經過程偉元、高鶚整理後四十回，這部書「變成了可以自由行動、自行複製、不斷結合、不斷繁衍，甚至跨族群變身的強大物種」，第47頁又敘說了經由戲曲、說唱樣式的演繹，「《紅樓夢》已經擺脫了『文字』這個受限的原生狀態，通過跨物種繁衍，更大程度地提升了自己的生存度。」
應當說，這些文字有助於揭示文學史上萬千作品「物競天擇」的基本法則，尤其為普通讀者活畫出如西方批評家T.S艾略特（1888-1965）名文《傳統與個人才能》所謂，「經典」的序列何以不斷更新的依據所在。
聯想近年來，北大劉勇強教授為其導師吳組緗先生編選的研紅論文集，也冠以「《紅樓夢》的藝術生命」這樣的題目（收入《大家小書》叢書系列，北京出版社，2020年1月），不難看出異曲同工之妙。
《紅樓夢的藝術生命》，吳組緗著，北京出版社2020年1月版。
合觀起來，此書誠然受惠於青年女性作家細膩敏感的文心，更重要的，其所以形成靈活敘述方式與輕盈多姿的筆觸，還與自覺追求一種提要鉤玄、化繁為簡的運思與表達方式息息相關。讓人印象深刻者，可舉著者分別以「斷成兩截」與「分成兩派」來概括現代紅學史的一段演進歷程（第128頁）。
前者出現於脂本問世以降，圍繞前八十回與後四十回本不同的「真本」「偽本」之爭愈演愈烈，後者則以社會歷史批評派的巨大聲浪為典型，寶釵與黛玉、襲人與晴雯、賈政與寶玉等等人物被嚴格劃分為兩個對立的陣營。應當說，類似的概括凸顯了學術觀點如何深層影響社會大眾讀者的認知，可謂精當到位。
不必說，全書六章之中許多採取文學史編年的辦法，在敘述方式上實現創新。計文君抓住1768、1791、1868、1904、1919、1934這樣一些在《紅樓夢》的閱讀史與研究史中舉足輕重的年份，開啟紅學故事的講解。鏡頭由遠及近，視野自西而中，成功吸引諸多讀者目光作駐足停留，寫作效果自然非常出彩。
最後，著者還在行文之際，多次巧妙地引入自身所擁有的，那一段段平實的成長記憶與人生體驗，起到了增強閱讀「代入感」，引發觀者較強共鳴的作用。
《紅樓夢論稿》
無論是面對彼時念初三，坦陳《紅樓夢》閱讀伴隨著些許無奈被迫的小侄子，還是焚燒一套三冊的集校本《紅樓夢》以獻祭給去世母親的純孝之舉；無論是幼時在語文老師要求下背誦暗紅色封皮的書籍中大量「優美詞語」，長大成人後才回憶起當時邂逅的是蔣和森的名著《紅樓夢論稿》，還是與影視創作者、資深出版人這樣兩位「反感」讀《紅》的朋友的交往，所觸發的對於曹雪芹此作存在的客觀不足與遭遇的部分當代冷遇等方面的深沉思索……凡此種種現實故事，都散發出馥郁的人間煙火氣，頗能撥動世人的心弦。
以上回顧了《曹雪芹的疆域：〈紅樓夢〉閱讀接受史》一書的材料運用、語言風格、敘述章法等若干層面的特色，這裡還想強調指出，著者計文君在《自序》《引言》部分已然明白道出的寫作旨趣，更加值得注意與褒獎。
眾所周知，中國藝術研究院劉夢溪曾在所著《紅樓夢與百年中國》（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1月；中央編譯出版社，2005年6月）中，歸納出紅學研究的十七次論爭、九樁公案、四條不解之謎，以及「脂硯何人」「芹系誰子」「續書作者」這三個死結。
《紅樓夢與百年中國》
自本文伊始介紹「紅學」一詞面世，歷來的學者、評論者圍繞這些話題而發表的意見治絲益棼，其中多有陳陳相因、疊床架屋之憾，以致出現太多人力才華與學術資源的浪費。
面對困局與亂象，本書作者表現出難得的清醒與可貴的勇氣，並將之轉化為開拓探索的行動。在她看來，「學」之為「學」，通常會把很多問題複雜化，她由是希望洗掉附著在這部書上的重重疊疊的觀點，露出最基本的事實，也就是留在歷史「雪泥」之上的原始痕跡，而非對其形狀的臆想和推斷，最終形成一部關於《紅樓夢》的「常識」之書。在漫天飛舞的「觀念」與「洞見」的遮蔽下，獲取最為基本的常識，反而需要更強的認知能力。
記得T.S艾略特還曾在詩作《岩石》中寫下一段話：「我們在信息中失掉的知識在哪裡？我們在知識中失掉的智慧在哪裡？」處在知識大爆炸，真相被掩蓋被篡改，而虛假訊息與謠言四處橫飛的周遭環境，專家學者們的意見發表需要格外矜持慎重，而普羅大眾也亟待獲得更多知識的本真狀態——所謂「常識」。
《荒原：艾略特詩選》
站在新紅學第二個百年的起點上，回到「常識」之書將會是可期的遠景。它意味著原原本本地清理史料，鑽研文本，在學術史脈絡與海外漢學視野中，把握《紅樓》一書的歷史、審美與文化意涵，意味著穿透那種口口聲聲追求的「遠見卓識」的迷夢，努力尋求眾多學者之間的共識，以求同存異、保持個性為基礎，來建立紅學界的良好生態，進而推動研究成果的承前啟後。
計文君說，對於《紅樓夢》這部經典，比起「揭秘」「解謎」，把最為樸素的事實呈現出來，反而更為困難。她進而勸誡那種習慣性地要「發現」或者「揭示」些什麼的做法，因其對於領受曹雪芹的這份文學遺產來說，很可能並不合適。
《王國維文學論著三種》
1904年王國維先生（1877-1927）發表《紅樓夢評論》，提倡以「悲劇說」而非索隱方法對這部文學巨著進行閱讀，本書充分肯定了這個價值評價體系的跨時代貢獻。准此而言，它又可看成一份關於《紅樓夢》的素樸而感傷的心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