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檔案】為蒼衣社故事分享欄目，由臉叔負責整理，旨在提高審美，培養節操。
這是 X檔案 的第 17 篇檔案
【按摩女疑案】
講述人：易勝華，現為律師
檔案來源：《別在異鄉哭泣：一個律師的成長手記》已獲作者授權
全文 5100 字，閱讀約需 6 分鐘
這是我從事律師職業以來最糾結的一個案子。
案情並不複雜：一位男子報警稱，在某居民樓內有人被殺。警察到現場後，看到這名報警男子渾身是血，手裡拿著一把水果刀。裡屋的床上，一名女子躺在血泊中，已經死亡。
經檢驗，死者全身有多處刀傷，其中，右頸總動脈全層破裂，右肝葉被捅刺，致急性失血性休剋死亡。警方立即控制這名男子，以涉嫌故意傷害致死將其刑拘。
這起案件有一些特殊的地方：犯罪嫌疑人王曉軍是一位法律工作者，而且，他的左胸部和臉部有多處刀傷。案發的時間為2月15日，是情人節的第二天早上。
基於王曉軍的特殊身份和案件的挑戰性，我接受了家屬委託，並立即前往看守所會見王曉軍。
根據王曉軍的講述：死者小英與他相識多年，是他回老家出差時在按摩店認識的。按摩結束之後，他給小英留了一張名片，從此兩人便開始交往，多次發生性關係。後來小英一直纏著他，要和他結婚，他不同意，因為他已經有了女朋友。
案發前兩天，小英特意從老家來北京找他，住在他租住的房間裡。他已經為小英買好了回家的火車票，並清理了小英在他住處的物品。
案發當天早上，他被胸口的一陣刺痛驚醒，發現小英拿著刀在扎他。他立即跳下床逃出臥室，到廚房拿了一把水果刀，再次進入臥室的時候他發現小英已經趴在床上。他走過去用水果刀扎了一下小英的左後腰，小英沒有任何反應。於是他報警，直到警察出現。
王曉軍反覆強調，案發前夜，小英煮了牛奶強迫他一定要喝下。他懷疑小英在牛奶裡面下了安眠藥，他才會睡得那麼沉。小英就是要殺死他的，他是被害人。
看守所的會見時間有限制，我們來不及深入交流就到了結束時間。陪同我一起會見的，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資深女律師。會見結束後，老律師笑著對我說：「易律師，你回家可以去找一部美國電影看，名叫《致命誘惑》，也許會有所啟發。」
在聽王曉軍講述案情的時候，我想起曾經看過的韓國電影《快樂到死》。講的是一位被戴了綠帽子的老公殺死出軌的妻子，又成功地嫁禍於妻子的情人。回家之後，我特意找到《致命誘惑》。
這部電影講述的是：一位律師有了外遇，情人要求和他結婚，他又不想破壞自己的家庭。情人不斷地騷擾他，威脅他的家庭，還衝進他家裡意圖殺害他。最終，這位律師把情人給殺死了。
虛構的電影故事在現實生活中上演。劇情有些相似，結果卻是天壤之別。《快樂到死》中，那位老公因為手段巧妙，逃脫了法律的制裁；《致命誘惑》中，那位律師因為屬於自衛性質，沒有受到指控。而我的這位當事人，卻因涉嫌故意傷害致死，被關在看守所里，等候法律的審判。
雖然我對王曉軍的陳述有很多疑問，但是我又覺得不能輕易作出判斷。畢竟他是一位有著較為豐富的專業知識和實踐經驗的法律工作者，他應該不會作出如此愚蠢的行為。即使真的是他做的，他應該有充足的理由，留下足夠的證據空間。對此，我覺得不必擔心，一切還是要看證據。
程序進入到檢察院階段，我們已經可以看到案件的全部證據材料。但是，看完卷宗後，我的心一下跌到了谷底。
根據王曉軍的供述，通過按摩認識後，小英就來到北京工作，和他同居。小英為他懷孕兩次，有一次還是雙胞胎。但小英有較為嚴重的腎病，醫生說不能生產，否則性命難保。
所以，兩次都是在懷孕六七個月的時候流產。王曉軍想和小英分手，但小英不肯答應，總是纏著他，包括到他工作的單位去鬧。
一年前，兩人發生激烈爭吵，王曉軍將小英打傷，小英報警後，王曉軍被派出所治安拘留十五天。
案發前兩天，小英來到王曉軍的住處，兩人發生多次爭吵。王曉軍給小英買好了回家的車票，將小英遺留在他住處的物品通過郵局郵寄回家，還給小英銀行卡上打了5000元。
情人節那天晚上，應小英的要求，王曉軍還為她買了一枝玫瑰花。回家之後，王曉軍為小英燒水洗澡、搓背，然後兩人回房間休息。臨睡前，小英為王曉軍煮了牛奶。
關於第二天早上發生的事情，王曉軍在公安局的講述卻有兩個不同的版本。
版本一：迷迷糊糊睡覺中，王曉軍感覺胸部刺痛。睜眼一看，小英正拿著刀扎自己的胸部。他立即將刀奪過來，扎了小英左肋一刀。然後報警。這個版本是王曉軍早期的幾次口供。
版本二：痛醒後他跳下床，進入廚房拿了一把水果刀，重新回到臥室，小英已經趴在床上，他扎了小英左後腰一刀，然後報警。這是第一次會見時王曉軍向我們講述的版本，而且此後他對案發過程都是這樣講述。
從始至終，王曉軍都強調只扎了小英一刀。但是，小英身上至少有五六處刀傷，其中兩處致命傷，另外幾處的傷口也很深。
警方從現場提取了兩把刀，一把是刃長為十多公分的水果刀，一把是刃長五六公分的摺疊刀（削鉛筆的小刀）。根據法醫的說法：王曉軍臉上的刀傷，可以由摺疊刀形成；小英身上的傷口和王曉軍胸口的刀傷，可以由水果刀形成。
然而，如果王曉軍第二個版本的陳述是真實的，小英並沒有接觸王曉軍從廚房拿出來的水果刀，那麼，王曉軍胸口和小英身上的水果刀刀傷，絕對不可能由小英造成。
這就意味著：無論如何，王曉軍說了假話！而且經不起推敲！
一次次地翻閱案卷，我對小英的遭遇充滿了同情。
小英剛出生就被親生父母遺棄，被人收養後很早就出來做按摩女郎。結識王曉軍後，以為人生從此有了依靠。王曉軍比她大十多歲，她仍然來到北京與王曉軍同居，並為他懷孕兩次。
雖然王曉軍並不願意，她還是執意想把孩子生下來。由於腎病的原因，她不能生育，被迫流產。當她得知王曉軍另有新歡，與王曉軍發生爭吵，被王曉軍打傷。她回到老家治病，為了和王曉軍一起過情人節，特意來北京，沒想到失去了生命。
看著案卷中血腥的現場照片和小英身體上的多處刀口，我百感交集。這是一個身世悲慘的女人，命運對她如此刻薄！被遺棄，做按摩女，患腎病，流產，不能生育，被拋棄，慘死。一個女人的種種不幸，她全部都經歷了。我該如何為王曉軍辯解，才能讓自己的良心不受譴責？
閱卷之後，有一段時間我沒有親自去會見王曉軍，而是交給我的助手。我不想面對他。
作為專門的刑事辯護律師，我從來沒有這麼反感過自己的當事人。雖然他們大多是貪官污吏、江洋大盜、流氓地痞、黑道梟雄，但是我總能找到他們身上的閃光之處，從而在感情上接納他們，理直氣壯地為他們辯解。
比如貪官，他們對自己的家人一般都有著很深的感情，對社會的弊端往往一針見血，工作中往往也有一些建樹；至於流氓地痞和江洋大盜，他們雖然無惡不作，膽大包天，但是很講義氣，敢作敢當。
有些人貪生怕死，卻也是真情流露。有些人自作聰明，一味狡辯，雖然荒唐可笑，倒也不能苛求。在會見他們的時候，每當我說起自己的辯護思路，他們都是認真傾聽，和我坦誠交流；當我說起親人對他們的關心和期待，他們大多是淚如雨下，或者雖然面無表情，卻看得出內心的波瀾。
而這個案件中的王曉軍，令我無語和憤怒。在我們多次的會見中，他一次都沒有問起過自己的親人，包括他六十多歲的母親和為他的事情而奔走的弟弟妹妹。
他和家裡人的關係並非不好，案發前他的母親還來北京住過一段時間。當事人從不向律師打聽家裡的情況，這種情況我還是第一次遇到。
王曉軍是一名法律工作者，有一定的法律知識和經驗。他很固執地要求我按照他的思路辯護，執意認為自己的行為是正當防衛，自己才是被害人。
我問他：「什麼是正當防衛？你已經離開了房間，脫離了危險的環境，你又重新回到房間，小英趴在床上一動不動，你還走過去拿刀扎她左後腰，這難道也是正當防衛？」
他說：「是的，你可以回去認真研究一下刑法理論，好像陳興良教授有這樣的觀點。當時危險仍然存在，我為了避免自己遭到進一步的傷害，所以先下手扎她，也屬於正當防衛。」
我說：「如果你堅持自己最開始的供述，你是奪過小英手裡的刀扎過去的，我們還可以考慮從正當防衛角度為你做無罪辯護。但是，你現在的說法卻是你離開房間後去拿刀再進入房間，而且對方已經一動不動，你還去扎人家。正當防衛，你讓我怎麼說得出口啊？」
他說：「你回去再認真研究一下，好好研究。這個構成正當防衛。」
我哭笑不得，只有委婉地回絕：「關於正當防衛，可能我研究得還不夠深入。為了確保辯護的效果，關於正當防衛這一方面，在法庭上還是你來講吧。」
我又問他：「你離開臥室到你重新進入臥室，時間大概有多長？」
他不耐煩地說：「這個我不記得了。不過檢察官曾經問過我這個問題，我說不記得。檢察官說，那就是十秒八秒？我說差不多吧。」
我問：「這個時間記在筆錄裡面了嗎？」
他說：「可能吧，我沒看筆錄就簽字了。」
我頓時憤怒了：「你是一名法律工作者，你居然不看筆錄就簽字？你難道不知道這個時間長度對你很重要？你說你沒有殺人，說小英是自殺。可你中間只離開了十秒八秒，你再回來的時候她已經一動不動了，她身上有好幾處刀口，你覺得這麼短的時間，小英來得及捅自己幾刀然後一動不動嗎？」
王曉軍仍然是一臉的不屑：「這個並不重要，我也不知道她身上的傷是怎麼形成的，反正不是我做的。檢察院、法院愛怎麼認為就怎麼認為吧。」
我噎得說不出話來。如果是個法盲，我不至於生氣。我對面的這個人，是一名法律工作者，而且是從業十多年！
雖然我知道，一個人被關進高牆之內，無論本身多麼精明能幹，都變成嬰兒一樣無助和無知，但是，他是一名法律人，對於法律實務，理應比一般當事人更清楚。可是他的表現，連法盲都不如啊。
我問他：「小英家屬提起了附帶民事訴訟，關於賠償這一塊，有什麼考慮？」
他氣憤地說：「他們還好意思要我賠錢？我才是被害人，是他女兒要殺我！我不要他們賠錢，已經是我很大度了！他們要我賠錢，我在法庭上要罵他們臭不要臉！」
我目瞪口呆，強忍怒火，一臉嚴肅地對他說：「你是一個法律人，無論他們提出賠償在你看來是否合理，這也是他們的權利。我希望你在法庭上保持冷靜，注意你的形象，不要影響到法庭對你的印象！」
王曉軍扭過臉，不置可否。
我很糾結。根據已有的證據，我內心確信，小英身上的刀傷是王曉軍造成，他雖矢口否認但又漏洞百出，而且還要求我必須做無罪辯護。
我想過退出辯護，但是基於種種原因，我必須堅持到底，把辯護工作完成。我想過獨立辯護，不管王曉軍如何做無罪辯解，我做我的罪輕辯護。但我又擔心，在法庭之上王曉軍會對我提出抗議，拒絕我繼續辯護，影響庭審的順利進行。
從我的個人情感來說，在這起案件中，我更願意作為公訴人或者被害人代理人，出庭控訴王曉軍的罪行。但是沒得選擇，現在我是辯護人的角色，必須想盡一切辦法，為他開脫。
我的良知和我的職責在打架，對於一個執業多年、辦理數百起案件的刑事辯護律師，這是一件奇怪的事情。一般而言，只有新入行的律師才會出現這種矛盾心態。難道，我還不夠成熟老練？
我決定暫時拋開個人情感，重新閱卷，看看能否有所收穫。
回歸理性之後，我還是從案卷裡面發現了不少問題。我一直認為，只要律師認真、細心，任何一個刑事案件都能找到突破口。因為我們的警察同志也是普通人，也會有失誤。而這些失誤，正是律師辯護的角度。
我的一位同事協助我辯護。閱卷的時候，我們發現了一些不合常理的地方。比如，王曉軍住的是群租房，命案發生的時候，隔壁房間還有兩位合租者。他們在證言中說，聽到王曉軍和小英爭吵，女子的聲音很高，但是沒有聽到其他的異常響動。
一般說來，群租房的隔音效果都很差。按正常情況，如果是王曉軍對小英行兇，小英應當會發出呼救聲或者慘叫，還會有打鬥的聲音。小英並非一刀斃命，是失血性休剋死亡，完全有時間求救。但是，隔壁房間的人沒有聽到呼救聲，這一點是比較奇怪的。
僅僅是鄰居沒有聽到呼救聲，當然不足以否定王曉軍有故意傷害行為。我們將《物證檢驗報告》製作了一張表格，從中發現一個非常奇怪的現象。警方從小英身上、王曉軍身上和現場提取了多處血跡化驗，化驗結果卻顯示：小英身上沒有王曉軍的血，王曉軍身上也沒有小英的血。
這怎麼可能呢？小英身上有五六處較深的刀傷，分布在胸部、頸部、左後腰、右後腰、背部，水果刀的刀刃並不長，如果王曉軍近距離刺扎小英，必然會沾上小英的血。尤其是頸部的那一刀，切斷了頸部總動脈，鮮血必然噴濺而出，但是王曉軍手上和身上居然沒有小英的血！
而且，小英的身上也沒有王曉軍的血。警察見到王曉軍的時候，他渾身是血，居然沒有沾到小英身上？
當事雙方身上都沒有對方的血跡，說明什麼問題？只有一種可能性：在傷害過程中，雙方沒有發生身體接觸。如果沒有身體接觸，可不可以意味著，小英的傷害不是由王曉軍造成的呢？
不僅如此。從現場提取的五處血跡來看，有一處血跡（北牆牆面）檢出，床周邊其他方位的三處（西側地面、南側簡易衣柜上、西南側地面）血跡都是王曉軍的，只有床單上的枕頭附近血跡是小英的。
這說明什麼？小英的血跡非常集中，只出現在她趴著的部位周邊。如果小英受到傷害時有掙扎、反抗、撕扯，身體會有大幅度的動作，血跡也會分布在現場各處，而不僅僅是身邊的床單上。必須注意：小英右頸部的總動脈是割斷的，只要她稍作掙扎，鮮血必然噴濺在牆壁和地面上。但是，沒有！
我百思不得其解。難道，小英真的是自殺嗎？
我一直認為，人不可能採取自虐的方式自殺。本案中小英多處刀傷，怎麼可能是自己造成的呢？但是在這個案子辦理過程中，新聞里出現了「十一刀自殺」的案例，引起社會輿論強烈關注。專家說，「十一刀自殺」不奇怪，國外還有一百多刀自殺的案例。
之前我不相信小英是自殺的，「專家」的說法我也只是一笑置之。但是，現場的血跡讓我對這個問題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現場血跡當然是可以作為一個重要的觀點提出，但我覺得還是有些單薄。我還需要找一些疑點，來證明我的猜想。
我久久地凝視著兇案現場的照片。小英趴在床上，周圍一攤血跡。
我注意到，案卷裡面有幾處矛盾的地方，比如：根據報警後到場施救的120醫生的說法，她看到小英「趴在床上，雙手疊交於胸前」，但是現場照片中，小英的手卻是伸出來的。
根據《現場勘驗筆錄》，摺疊刀在頭部右側的床單上提取，但是根據《破案報告》的描述，摺疊刀是在小英身體下面找到的。
問題出來了。如果小英是趴著的，那麼行兇過程是怎樣的？根據屍檢結果，小英的傷口大多在正面。如果傷口是王曉軍造成的，王曉軍必然與小英面對面實施傷害行為。
正常情況下，小英遇到刺扎後，應當是順著作用力的方向，仰面倒下。當然，也不排除迎著作用力方向倒下的可能性。但是這樣一來，小英必然倒在王曉軍身上，而王曉軍身上卻沒有小英的血！
小英的姿勢和血跡的分布互相印證，再次說明，小英與王曉軍沒有身體接觸！對於這個發現，我既興奮，又覺得不可思議。
怎麼解釋小英「雙手疊交於胸前」呢？我對著鏡子，反覆演示這個動作，突然覺得這很像是宗教的某種儀式。
基督教？我立即給一位信基督教的香港朋友打電話，向她請教。但是她回答說，基督教裡面並沒有這種禱告方式，倒是有點像什麼神秘宗教的行為。是佛教的雙手合十？
我突然想起跟我合作辦理本案的同事是回民，於是問她：「伊斯蘭教是不是有這種動作？」連律師說：「伊斯蘭教里確實有這種禱告的方式，而且小英是山東人，山東有不少回民。但是，小英前一天晚上的晚餐是燉排骨，回民不可能會吃這個的。」
我不甘心，會見的時候問王曉軍：「你跟小英相處這麼多年，她是否信什麼宗教？」王曉軍說：「應該沒有什麼宗教信仰。」
似乎無法解釋小英這個動作的含義。「祈禱」缺乏說服力。是不是小英因為感覺到很痛，這個動作是為了減輕痛楚呢？
我突然注意到在小英身體下面找到的摺疊刀，頓時豁然開朗。在我的內心深處，一直排斥小英是自殺，所以我沒有往這個方面去想。如果當時小英雙手握著摺疊刀，正在扎自己的身體，在她倒下去的時候，雙手失去力量，因此「疊交於胸前」。摺疊刀被壓在身體下面，就可以解釋得通了。
我們還發現，案卷材料對作案工具的描述存在很大的差異。
在《現場勘驗筆錄》中，對現場提取的水果刀的描述是「刃長23公分，柄長11.5公分」，精確到了小數點以後，可見當場用尺子做了測量。王曉軍在第一次供述中也說「刀刃長20公分左右」，兩者能夠互相印證。
但是，後來數據發生了重大變化，無論是王曉軍供述還是《辨認筆錄》，刀刃的長度都變成了「10多公分」。從圖片上看，刀刃長度為11公分左右。如何解釋這個問題？
王曉軍講述刀把是「木質」的，但是110警員卻說刀把是「塑料」的。王曉軍和110警員一致的說法：王曉軍在開門後，在警察的喝令下，將手中的刀扔在門廳的過道上，但是《現場勘驗筆錄》記載，是在防盜門外提取的作案工具。
尤其是，警方在水果刀和摺疊刀上都沒有提取到指紋！我最初認為是王曉軍將指紋擦拭掉了，但是出警的110警員說，王曉軍開門的時候手裡還拿著刀，喝令其扔下刀後，王曉軍隨即被控制，不可能有時間去銷毀作案工具上的指紋。
作案工具出現這麼多疑點，只存在兩種可能性：偵查人員工作不嚴謹，或者是現場還有另外一把刀存在。前者的可能性最大，但是，從對王曉軍有利的角度來說，我當然主張是後者。
夠了，足夠了。呼救聲、血跡、姿勢、作案工具，這四個方面的疑點能夠說明很多問題。如果是在英美國家的法庭上，如果律師拋出這些疑問，陪審團很可能會作出無罪的認定。但是，這是在中國，我的觀點當然會起到很大的作用，但是我對「無罪」並不抱任何希望。
為了慎重起見，我特意在所里召集幾名資深律師，就這個案子召開討論會。有律師建議向法庭申請對王曉軍做精神病司法鑑定。
開庭前最後一次會見王曉軍，我把這層意思告訴王曉軍，詢問他的意見。他氣憤地問我：「誰說我有精神病啊？告訴我他的名字，我出去後扇他兩耳光！」這個回答在我的意料之中。
我提示王曉軍，在法庭上不要說太多話，主要讓我們來辯護。王曉軍說：「我要說，該我說的，不能讓你來說。」我只好隨他去了。
我問他：「你離開臥室的時候是光著腳的，為什麼又回到臥室去啊？你是怎麼想的啊？」
我期待他的回答是：為了穿鞋子，但是小英手裡有刀，所以到廚房去拿刀，目的是為了自衛。
然而他的回答卻是：「當時什麼都沒想。出了臥室直接去廚房拿刀，拿了刀進臥室，看見她躺在床上，我就過去扎了她一刀。」
我說：「那你這麼做是什麼目的呢？」
他的回答是：「沒有什麼目的，這就是我客觀行為的自然流露。」
好吧，那就這樣吧。
會見結束的時候，我毫不客氣地對王曉軍說：「如果你殺了人，你進監獄一點也不冤。如果你沒殺人，卻被判刑進監獄，你也只能怪你自己！是你的言行把自己送進監獄的！」
開庭前幾天，公訴人和法官詢問我們的辯護意見，我讓助手實事求是地轉告他們：「王曉軍要求我們做無罪辯護。」
開庭的前一天晚上，我萌發了一個想法。為了更好地說明案發現場的情況，闡明我的辯護觀點，是不是可以帶一個布娃娃出庭，演示小英死亡時的姿勢和刺扎經過呢？
我翻遍了家裡，也沒有找到合適的布娃娃。給各路朋友打電話，他們家也沒有。臨時去買是來不及了，只有放棄。我讓助理去超市買了一把摺疊小刀。本來還想買一把水果刀的，但是考慮到可能無法通過法院安檢，只有作罷。
我一直有一個想法，在我們的刑事辯護中，能不能將三維動畫、現場演示等帶進法庭，更形象、直觀地展示我們的辯護觀點？
這個案子如果能在法庭上進行動畫和現場演示，效果會更好，我的觀點也更容易被接受。看過美劇《金牌律師》的朋友，應該可以理解我的想法。
在「游泳池謀殺案」、「戒毒中心墜樓案」中，辯護律師就是通過現場演示的方式向陪審團展示指控的疑點，獲得了陪審團的支持。可惜，時間太倉促，我來不及實施我的想法，而且我不確定法官會不會同意我做現場演示。
庭審那天，我們早早地來到法庭等候，旁聽的還有我的幾位同事。公訴人是位女檢察官，合議庭由兩位女法官、一位女陪審員組成，加上一位女書記員，一位女辯護人連律師，控辯審三方，除我之外是清一色的女性。
如果在美國，這可是對被告人非常不利的性別結構。因為本案的被害人是女性，庭審參與人的性別可能會影響到他們對案件的感情傾向，這對被告人不公平。但是，在中國的刑事辯護中，這並不能作為迴避的事由。
被告人到庭之前，我特意來到公訴人的面前，就案件情況做了一個簡單的溝通。
在中國現行的司法體制下，律師不一定非要通過勾兌的方式，來獲得案件的最好結果。法庭上辯護律師與公訴人之間不依不饒、針鋒相對，未必是最佳的辯護方案。理解和尊重他人，是贏得他人理解和尊重的前提。
庭前的短暫溝通，使得美女公訴人打消了對我的戒備心理。我告訴她，在庭審過程中我會對證據存在的問題發表一些看法。公訴人很友善地表示能夠理解。
在後來的庭審中，我和公訴人的交手一直都是在友好的氣氛下進行。我發言的時候，她認真傾聽，不時做一些記錄，然後語氣溫和地作出回應。她發言的時候，我面帶微笑，不時點頭給予鼓勵。
庭審結束後，旁聽的同事們笑話我說：「你跟公訴人在法庭上眉來眼去的，我們坐在下面可看得一清二楚啊！」
王曉軍的表現果然不出我所料。公訴人宣讀完《起訴書》後，法官詢問他對指控的意見，他說：「我收到《起訴書》之後當場就撕了，現在我手裡沒有《起訴書》，我要求你們再給我提供一份。」
法官和公訴人面面相覷，可能是第一次遇到這種情況。我只有苦笑，把自己手中的《起訴書》遞給他。
又不是小孩子，再大的冤屈，撕掉《起訴書》就能否定指控嗎？既然敢撕掉《起訴書》，那就強硬到底，別要求法庭給你重新提供一份啊。
王曉軍拿過《起訴書》，似乎是在大學課堂里講課一般，開始了他漫長的無罪辯解。總而言之，《起訴書》顛倒黑白，他才是被害人，小英是殺人未遂後畏罪自殺。
王曉軍說：「我今天成為被告，是我的悲哀，也是某些人的悲哀。」還好，他沒有說是法律的悲哀。
法官充滿耐心地聽王曉軍陳述完，然後開始法庭調查。在公訴人詢問的過程中，王曉軍幾次打斷她的提問，堅持要按照他的意願把問題講述清楚。
有很多次，王曉軍伸出手指，對著打斷其發言的公訴人和法官指指點點，說：「你們到底讓不讓我把話說完？」
看得出來，今天的法官和公訴人都有著很好的涵養。也許是王曉軍的法律工作者身份，使得法官和公訴人手下留情。如果是一般的被告人，也許他們早就粗暴地喝令他閉嘴了。
在會見王曉軍的時候，我已經一再提醒他，在法庭上的發言要注意自己的法律人身份，注意法官能不能接受，但是他今天在法庭上的表現，令人萬分失望，甚至覺得無恥。
公訴人問王曉軍：「你和小英是什麼關係？」他的回答是：「沒有什麼關係。」公訴人問：「你們在一起多次發生性關係，小英為你懷孕和流產兩次，你們難道不是同居關係或男女朋友關係？」
王曉軍的回答令人震驚：「我是被她強迫發生性關係的！」
人，不能無恥到這個地步。我第一次聽到有男人說，自己是「被迫」和某個女人發生關係的。這種辯解，令人無語。
在自行辯護的階段，王曉軍甚至說：「她該死，她死有餘辜，她不死，我沒有好日子過。只有她死，我才能過上好日子。我之所以沒掙到錢，都是被她害的。她死了，我的生活才能重新開始。」
這是人說的話嗎？這是一個法律人說的話嗎？這不是在向法庭表明他的殺人動機嗎？這樣的話，不但惡毒，而且愚蠢。
我幾次想順手抄起桌上的東西砸向他，還是強忍住了。公訴人和法官面無表情，我卻如坐針氈，芒刺在背。為這樣的人辯護，我有苦難言，羞愧萬分。我絞盡腦汁地尋找這個案子的證據缺陷，是不是在為虎作倀？
我只有氣沉丹田，努力屏蔽來自王曉軍的一切聲音。視他為透明，我才可以在法庭上堅持下去。
我的辯護詞經過反覆推敲，既要指出證據存在的不足之處，又要避免「無罪」和「小英系自殺」的文字表述，分寸的拿捏花了我不少心血。
我說：就本案證據與《起訴書》的指控存在的衝突，與公訴人商榷，供法庭參考。然後從四個方面發表我的意見：
（1） 當事人雙方身上都沒有對方的血跡，小英的血跡集中在床頭部位，說明雙方沒有發生肢體接觸，還說明小英沒有明顯的掙扎和反抗。這一點與《起訴書》「故意傷害致死」的指控是衝突的。
（2） 小英死亡時趴在床上，而其受傷部位大多在身體正面，這一點與他殺矛盾。一般情況下，如果是他人從正面實施侵害，小英應當仰面倒下。如果是面對侵害者倒下，侵害者身上必然沾上小英血跡。同時，小英雙手在胸前疊交，說明其死亡時沒有進行掙扎和反抗，身體下找到的摺疊刀可以說明，小英很可能雙手握著摺疊刀在自己胸前。（我迴避了「自殺」二字）
（3） 房間隔音效果不好，但是隔壁房間的室友只聽到吵架聲，沒有聽到呼救和搏鬥的聲音，這一點，與指控也是矛盾的。
（4） 可能存在重要物證丟失的情形。因為作案工具的長度、提取位置和刀柄材質的描述存在重大差異，而且沒能提取到任何指紋。我們要求出示原物。
為了說明我的辯護觀點，我拿起面前的礦泉水瓶做示範，用摺疊刀刺向水瓶，水瓶順勢倒下。然後我又讓水瓶迎著摺疊刀的方向倒下，水瓶裡面的水流在我的手上。雖然還不是很形象，但是也可以印證我的觀點。
公訴人的回應不是很有力。她提出：辯護人的觀點大多是推斷，而沒有證據支持，根據「誰主張誰舉證」的原則，應當提供相應的證據；作案工具的誤差不大，可以忽略不計。
我只有微笑。「誰主張誰舉證」是民事訴訟的舉證原則，在刑事訴訟中，「疑點利益歸於被告人」是基本原則。公訴人出現的這一處硬傷，即使我不指出來，在座的法官也心知肚明。刀具的長度經過了精確測量，怎麼可能存在十多公分的誤差呢？
我知道，這四處疑點是可以解釋的。無非是基於兩個原因：
第一，是巧合。世界上就是存在很多無法解釋的巧合。現場的血跡可能就是一種巧合。室友沒有聽到呼救和打鬥聲，也許是他們恰好沒有聽到，也許是聲音太小而沒有聽到。
第二，是偵查人員的工作失誤。偵查的時候應當在現場和王曉軍身上提取更多的血跡進行化驗，而且還要考慮血跡被覆蓋的問題。刀具長度問題，很可能是偵查人員現場勘驗的筆誤。
但是，無論是巧合，還是工作失誤，「疑點利益歸於被告人」這一點是不能動搖的。在「程序正義至上」的國家，本案的結果必然是無罪。但是在中國的刑事審判中，更注重的是所謂的「實體正義」。
我在辯護詞的最後說：「辯護人對本案的辯護意見，並不代表辯護人對被告人人品的認可。謝謝！」
我的這句結束語，事後引起了很大爭議。庭審結束後，旁聽的兩位同事認為，我這句話太感性，太不成熟，不像是一位經驗豐富的律師說出來的。他們認為我這句話違背了律師的職責。
但是，也有一些律師認為，王曉軍在法庭上展示出的人格極其卑劣，辯護人對王曉軍的法律評價與道德評價不是一回事，我的發言沒有任何問題。
我的想法是：我已經忍無可忍了，如果不說出這句話，我會很難受。
作為辯護人，我已經盡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將證據上的疑點展示給法庭。我的工作任務已經完成。
律師需要理性和冷靜，但「理性」不是滅絕人性、「冷靜」不是冷酷無情。當自己的當事人在法庭上說出那樣無恥的話（被迫發生性關係、被害人死有餘辜），作為他的辯護律師，我必須表明我的立場，和他劃清界限，對他的言論表示唾棄。如果我的做法違背了律師職業道德，那麼，這個職業道德是有問題的。
如果王曉軍不是一名法律人，我還不至於那麼憤怒。他在法庭上的言論，不僅僅羞辱了自己，也羞辱了全體法律人。我必須要有所表示。
原以為根據案件情況，根據王曉軍拒不認罪、拒不賠償的態度和法庭上的種種表現，公訴人會建議法庭從重量刑。沒想到，公訴人的建議是：有期徒刑十到十五年。
我們原本以為是死緩，起碼也是無期徒刑呢。公訴人給出的建議居然是起點刑！在中國當前的司法體制下，這已經是我們能夠得到的最好結果了。
所以，當法官徵求我對公訴人量刑建議的意見時，我發自內心地說：「我代表自己，對公訴人的量刑建議表示感謝。」
我這句話同樣引起了爭議。我的同事說：「你應當要求對王曉軍作出無罪判決。」也有同事說：「你應當要求法官在十年以下量刑。」
我不明白，律師在法庭上說真話，有那麼難嗎？
我明知道無罪判決不可能實現，而且我做的並不是無罪辯護（也不是有罪辯護），我一直在儘量迴避「無罪」二字，當然不會在量刑階段提出無罪判決的要求。至於「十年以下量刑」，更沒有法律依據。王曉軍沒有任何減輕處罰的情節，我要求法庭在十年以下量刑，反而會讓人質疑我的專業水準。
庭審結束，我和公訴人互相微笑示意。然後收拾桌上的材料，離開法庭，再也沒有看王曉軍一眼。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