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和清朝，是距離我們今天最近的兩個封建王朝。掂量起這兩個朝代的一些往事，似乎還存在著一些「溫度」。
辨證說，歷史漫長且轉瞬。
在這兩個王朝各自統治的近三百年期間，曾經禍亂朝野的大小奸臣壞蛋自然不在少數。可要說比較出名的，還真就那麼幾個。這裡面，明末的奸宦魏忠賢、清代中前期的和珅都算是突出代表。
明代的崇禎皇帝與清代的嘉慶皇帝，兩人相隔一百二十年左右，可謂風馬牛不相及。而天啟朝的魏忠賢與乾隆朝的和珅，也是同樣如此互不相干。
但歷史就是這麼有意思，常常產生特別奇妙的雷同與巧合。
魏忠賢是天啟皇帝朱由校的心腹宦官且成了大氣候，自命九千歲，權勢熏天；和珅是乾隆皇帝的貼身紅人，位居當朝中堂，被人背地裡稱為「二皇帝」。
這兩個自命不凡的權臣，在改朝換代之際，都被繼位的新皇帝恨的咬牙切齒。
於是，歷史十分相似的一幕出現了：嘉慶帝上位不到半個月，就把「和中堂」的性命送給了上帝；崇禎帝略微緩了緩，也是不到一年，也把那位「九千歲」魏公公的生活歸了零。
崇禎皇帝一心振興朱明皇家大業，無奈其能力平庸又性格暴戾，雖然一生沒幹成什麼大事，但在清除魏忠賢一事上，卻乾得十分乾淨利索；
同樣，嘉慶也是一個毫無創新的守成皇帝，他一生最精彩的從政手筆，被認為就是捉拿和珅。也因此留下了「和珅跌倒，嘉慶吃飽」的經典軼聞。
魏忠賢與和珅在朝野的行徑，熟悉歷史的人都比較楚，無疑都是令人深惡痛絕的奸臣與貪官。
崇禎和嘉慶剷除他們，是新君主樹立皇威、重振朝綱的必須。
不過，如今有一些文章，僅憑藉崇禎臨死前重新安葬魏忠賢、嘉慶在執政十五年後客觀評價和珅功過，就斷定崇禎和嘉慶都為殺此二人後悔了。
這種說法用以演繹故事倒是可以，用以斷定史實似乎難以站得住腳。
從無數史料記載看，兩個都被視為反面角色的魏忠賢與和珅，均得到了前朝皇帝的百般寵信。
天啟皇帝明熹宗朱由校臨終時，甚至專門囑咐繼任的弟弟朱由檢，說魏忠賢「恪謹忠貞，可計大事」。明確讓弟弟善待並繼續重用他；
而已經成為太上皇的乾隆帝，同樣要求兒子嘉慶帝顒琰：不得擅自處理和珅。
前任的話是留下了，但聽不聽可就由不得他們了。
魏忠賢與和珅都在大紅大紫之時，乾了太多壞事、醜事，天怒人怨。更主要是他們的所作所為，也都被即將繼任的新君看在眼裡。由此註定了其二人必然很快丟烏紗、掉腦袋的命運。
說起嘉慶皇帝與和珅的過節，早在乾隆當太上皇的時候就產生了。
乾隆在皇位上坐了六十年，仍覺不過癮。禪位給了兒子，自己還要當太上皇，並且朝中的一切事都還得他說了算。名義接了班的嘉慶，這時只算是個擺設。
只要乾隆把持大權不放，和珅就如日中天。但這和珅也太利令智昏，輕視嘉慶還多次與其作對。嘉慶忍氣吞聲，表面裝出懦弱姿態，以此麻痹和珅。
嘉慶四年正月初三日（1799年2月7日），89歲的乾隆太上皇壽終正寢，和珅的靠山轟然倒塌。也就在同一天，嘉慶在悲痛忙亂之中，卻沒忘傳旨召曾被和珅排擠的他的老師朱珪即速回京。
在太上皇屍骨未寒之時，嘉慶就立即啟動了對權力的重新布局，雖然還沒有動彈和珅，但已擺出了黑雲壓城的陣勢。
正月初四，嘉慶帝專門發了一道上諭，譴責前方鎮壓白蓮教起義的將帥「惟思玩兵養寇，藉以冒功升賞」。鋒芒直指這些將領的後台和珅。並當天便突然解除了和珅的軍機大臣之職，命其晝夜在大內為太上皇守靈，將其軟禁於宮中。
玩了一輩子權術的和珅，被嘉慶帝以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動弄得暈頭轉向。
緊接著，正月初五日，給事中王念孫、御史廣興等見和珅失勢，立即上疏，彈劾和珅種種不法情狀。
第一天軟禁，第二天就遭彈劾。正月初八日，在公布太上皇乾隆遺詔的同時，嘉慶宣布革除和珅的一切職務，交由刑部收監，並命人查抄其家產。
結果，從和珅家中抄得白銀八億兩，再加上其他的不動產，足足有十五億之多。乾隆年間清廷每年的稅收，不過七千萬兩。和珅所匿藏的財產相等於當時朝廷十多年收入。
正月十六日，直隸總督胡季堂上了一道奏摺，說「和珅喪心病狂，目無君上，蠹國病民，···真一無恥小人」，請皇上「特頒諭旨，立將和珅照大逆律押赴市曹，凌遲處死」。
嘉慶帝在這道奏摺上作出批示：「在京文武三品以上官員並翰詹科道悉心妥議具奏，若有不同意見，自行封奏亦可」。
這看似嘉慶帝在廣泛徵求意見，其實他是在讓這些臣工們站隊，觀察沒有不知死活追隨和珅的。正月十八，經在京文武大臣會議，一致請求將和珅照大逆律凌遲處死，並且同意立即執行。
嘉慶這時終於表了態：和珅罪有應得，怎麼處治都不過分，但考慮到他曾任首輔大臣，為國體起見，免其肆市，加恩賜令自盡。
（劇照）
於是，一條白綾帶子，把和珅的靈魂送往了西天。
在處死和珅的第二天，嘉慶帝發布上諭，申明和珅一案已經辦結，不大規模地牽連百官，以安朝臣之心。
崇禎皇帝查處奸宦魏忠賢，和嘉慶處置和珅的手段不大一樣，他沒有急於求成。
當時剛剛十七歲的崇禎帝知道，魏忠賢是一個棘手的對頭。他在朝野經營幾十年，黨羽眾多，根基深厚，關係網盤根錯節。絕不是自己這青年君主能輕易戰勝的。如稍有不慎，將全盤皆輸。
不得已，崇禎帝拖延到他即位後第二年才動手。
崇禎首先開刀的對象是兵部尚書、左都御史崔呈秀。崔呈秀是魏忠賢最得力的心腹。朝議時，崇禎事先安排人彈劾崔呈秀，羅列其諸多罪狀，貪污受賄、謀害良臣、專權禍國、結黨營私等等。於是下詔罷黜崔呈秀全部職務捉拿下獄。迫使崔成秀畏罪自殺。
《明史》記載：「時崔呈秀知不免，列姬妾，羅諸奇異珍寶，呼酒痛飲，盡一卮即擲壞之，飲已自縊。」但崇禎並未就此放過自殺的崔呈秀，還下旨「追戮屍」
除掉崔呈秀，等於給了朝臣們傳遞了一個信息，皇帝下一個打擊目標就是魏忠賢。
於是，包括貢生錢嘉征、大臣楊漣在內均先後上奏，彈劾魏忠賢「二十四大罪」。包括專權、謀害忠良、絕帝嗣子等嚴重問題。
魏忠賢自知罪責難逃，想以退為進。他於慌亂中上書崇禎帝，以生病為藉口，辭去所有職權，甚至提出捐出自己的全部家產，告老還鄉。崇禎隨即同意其請求，命其為天啟帝守靈。
不久，崇禎下令將魏忠賢發配到自己老家安徽鳳陽。在去鳳陽的途中，魏忠賢仍招搖過市，還豢養一批亡命之徒。崇禎帝聞悉後大怒，命錦衣衛前去逮捕，把他押回北京審判。
魏忠賢得到密報，自知難逃一死，走到阜城時，與同夥李朝欽在阜城南關一家旅店痛飲至四更，最後一起自縊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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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禎詔令將魏忠賢肢解，懸頭於河間府。將他的同夥客氏鞭死於浣衣局。還查抄了他們的家。
崇禎二年（1629年）二月，崇禎帝命大學士韓爌等人審定魏忠賢逆案，將魏忠賢的黨羽盡數逐出。
崇禎皇帝上台之後立即懲治閹黨，剷除了魏忠賢，文臣們開始對崇禎皇帝歌功頌德，畢竟像魏忠賢這等排除異己、獨斷專權、禍亂朝綱的宦官，不殺不足以平民憤。所以魏忠賢這位「九千九百歲」是死有餘辜的，因此無論如何，誅殺魏忠賢都是正確的。
魏忠賢與和珅都作為前朝奸臣，都被新繼位的皇帝清除索命，事件看似基本相同，但給當時及後世帶來的影響卻並不一樣。
嘉慶皇帝查處和珅，贏來一片喝彩聲，也把和珅徹底以巨貪惡名定在了歷史恥辱柱上。
那麼，嘉慶的父皇乾隆帝在位時，對於和珅的貪污行為到底知不知道呢？
按常理，精明一世的乾隆帝，對於和珅私下的不軌行為應當是心知肚明的。
但因和珅精明強幹，理政能力超群，對於皇帝交辦的事情都能出色完成，而且沒有顯示篡位的野心，同時，他時時處處討得乾隆歡心。
在乾隆看來，和珅對朝廷是有重要價值的。所以對於和珅的貪腐行為，採取了基本放任不管的態度。只是這既害了朝廷，也害了和珅。
「和珅跌倒，嘉慶吃飽。」這是和珅被嘉慶賜死後，世上普遍流傳的一句話，按照對這句話的字面理解，就是和珅貪污太多，導致大清國庫空虛，嘉慶朝官民飯都吃不飽了。
歷史的真實顯然不是這麼簡單。
一朝皇帝不會因賜死一個貪官，就能徹底改變全國局勢發展，即便和珅是超級大貪官，也只會產生一時震動而已。
毋庸置疑，嘉慶對和珅的懲治，動作迅速，寬嚴適當，對於嚴明吏治，打擊貪腐風氣起到了重要作用，也是他作為一朝新皇帝樹立權威、重振朝綱的正確舉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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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嘉慶皇帝秉承因循守舊理念，從政毫無創新和建樹，既沒有政治膽略又缺乏革新精神，坐在皇位上十幾年，江山依舊，今不如昔。
之所以讓一些人猜測他可能對誅殺和珅有了悔意，是在這件事過了十五年後，他對和珅作出的一番評價。
嘉慶十九年（1814年），在和珅被處死十五年之後，清國史館將編修的《和珅列傳》（稿本）送呈嘉慶帝審閱。嘉慶見記載簡略，只記錄了和珅的一堆官階履歷，很不滿意。
他用御筆硃批道：「和珅並非一無是處」，他「精明敏捷」，任職三十年，還是做了很多的事。只是和珅貪鄙成性、怙勢營私、狂妄專擅、貪婪專權，才不得不加以重罰。」
應該說，嘉慶這樣評價一個已被自己除掉的貪官，一方面為顯示他作為一朝天子的博大胸懷，另一方面，也是對在任官員的一種安慰。很難說，這就是嘉慶對於殺死和珅有了什麼悔意。
不假，歷史中的真實和珅，並非文學作品和影視劇醜化的那樣。他確實還是很有才幹的。
乾隆朝一度在他的管理之下，財政節節攀高，雖然他中飽私囊了不少銀子，但為皇家掙得更多。
嘉慶帝為何殺掉他？嘉慶的真正動機，在和珅死後曾有所流露。嘉慶四年正月二十三日，他在江西巡撫張誠基奏摺的批覆里寫道：朕若不除和珅，天下人只知有和珅，不知有朕，實出於萬不得已。
可見，嘉慶與其已經「不共戴天」，何來悔意？
或許因為嘉慶朝年間，再也未出現像和珅那樣辦事能力超群的臣屬，朝中遇到重大事件時，許多人都是相互推搡不願負責，讓嘉慶皇帝生出了許多人能力不如和珅的感慨。
同樣，崇禎帝原以為魏忠賢一夥被他剷除了，大明朝廷的境況會變的更好。哪知道東林黨沒了對手，其真實面目也暴露無異。他們除了自己貪污腐化、掏空國家之外，治國能力方面還不如魏忠賢，完全是靠嘴上功夫，以致國勢一日不如一日。
能不動聲色的一舉剷除魏忠賢團伙，也是崇禎引為自豪的從政得意之作。
崇禎皇帝志向遠大、勵精圖治、宵衣旰食、事必親躬，但他既無治國良謀，又無任人眼光。加上他嚴苛、猜忌、多疑，對大臣動輒怒斥、問罪、砍頭、凌遲，其殘忍和冷酷與魏忠賢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
魏忠賢死後，因為內憂外患，焦頭爛額的崇禎不再相信文武百官，他頻繁調整朝臣，十七年間竟然換了十七個刑部尚書和五十個內閣大學士。
《明史》記載，在短短十幾年裡，崇禎就殺了幾十位級一二品的文臣武將。
這種讓人如履薄冰的高壓態勢，造成朝中真正的人才匱乏，有心報國的志士既不肯也不敢請纓效命。無奈之下，崇禎只好培植私人勢力，重新起用大批更加腐朽無能的太監，最終導演了「十萬太監亡大明」的歷史悲劇。
種種努力無濟於事，大明王朝最終難逃覆滅厄運。崇禎十七年，朱由檢在大順兵馬壓境北京、皇朝大廈將傾的絕望之中，才醒悟沒有聽取他哥哥留下的那句遺言而快速殺了魏忠賢似有不妥，這才又下了秘旨，命人重新收殮魏忠賢的遺骨，將其安葬在他生前看好的香山碧雲寺。
客觀分析，魏忠賢與和珅在朝參政多年，兩人以功而論，都有不該殺的理由；若以過而論，又有諸多必殺的罪狀。
但崇禎和嘉慶已經毅然殺掉了此二人，他們應該永遠都不會後悔自己的決策。
只不過在理政中看到諸多無所事事的庸碌之輩，在國難當頭之際，看不到能挺身而出的人才時，會生出「這些人還不如魏忠賢與和珅的感慨」而已。
在大明王朝覆滅之際，有人編出了「忠賢若在，事不至此」的警句，並安在了崇禎皇帝身上。其實這不過是明末有人故意杜撰的意淫爛言，因為正史並沒有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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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一種說法，是說崇禎在四面楚歌之際，聽隨從太監曹化淳說了「忠賢若在，時事必不至此」的一句話。顯然，在太監們心目中，魏忠賢比東林人那幫大臣更能幹、更實用。
不過，奸宦魏忠賢「該殺」與「什麼時候殺」是兩碼事。假如崇禎晚點殺魏忠賢，他就可以牽制那些朝堂上迂腐的、抱著投降主義且貪生怕死的東林黨腐儒們，崇禎也不至於被他們影響到出現那麼多昏庸誤國的決策。所以崇禎臨死前怨恨地說：文臣個個該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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