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攝影師之死的背後，「權力是有罪不罰」

卡貝薩斯

他的固執體現在他的專業上，作為專注於一個政治人物的新聞攝影師，而且作為一個西班牙語世界中具有領先地位的新聞雜誌的攝影記者，卡貝薩斯尤其在意通過構圖取景表達人物性格。

「他總是很執著，他總是想要很多」，在他拍攝的照片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他正逐漸發展自己的風格，他的相片總是比他人的更有張力和說服力，這是一個同事口中「能說服你做任何事的人」。

卡貝薩斯拍攝的照片

他刊發在《新聞》上的照片，揭露了阿根廷警察系統的腐敗和富商與政府的勾連。他的作品展現了新聞攝影的力量，公開揭示了權力在不被看見的、不受懲罰的私人領域所維持的骯髒金錢與政治體系。

人們無法猜測是否是這份固執給他招致了災難，但這場悲劇的慘烈結局無論誘因如何荒誕，都不應歸咎於受害者對新聞攝影的專業追求。

1997年1月25日清晨，警方收到一則報案，一輛載著一名成年男性的車輛被棄置在野外，他們沒辦法確認屍體身份，他的屍體隨著他的白色福特車一併被燒毀。

《新聞》的其他記者和攝影師們無法說服自己車中燒焦的人是他們的同事，直到他們用屍體身上的鑰匙打開了《新聞》雜誌社的門。

這最初被視為一場事故，但屍檢報告顯示記者死於頭上的槍傷確定了這是一起暴力謀殺。

人們非常困惑，沒有人能確定是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慘劇，有誰能夠這麼殘暴？

黑暗與慘烈的謀殺激起了民眾的憤怒，人們喊著「卡貝薩斯永存」聚集在阿根廷政府門前抗議，卡貝薩斯的葬禮後胸前掛著卡貝薩斯照片的攝影師們自發去了方尖碑。

他們在那裡圍成一圈，把所有攝像機都放到了地上抗議，突然間，他們意識到，他們不該那樣做，因為那樣就像放棄了一樣，然後他們把相機舉在了空中，這個畫面定格成了著名的「舉起相機」。

在哀悼他們的同事卡貝薩斯的同時，攝影師舉起相機亦是在表達自己的憤怒。

在卡貝薩斯被謀殺後，《新聞》雜誌社不得不面臨更多的恐怖威脅和不確定性，記者們聽到電話里傳來模糊不清的威脅「你死定了」，看到惡意放置在家門口的子彈。

這迫使記者們活在恐懼中，不得不開始像遊牧民一樣在城市中逆行遊蕩，以避免被綁架。

謀殺案的政治化

1982年，阿根廷獨裁軍政府因馬島戰爭垮台，群眾呼籲恢復憲政，並於次年結束了軍事獨裁者長達七年迫害左翼反對派的「骯髒的戰爭（Guerra Sucia）」，軍政府不得已於1983年10月舉行民選。

此後，阿根廷開始民主轉型。

1989年，卡洛斯·梅諾姆（Carlos Sa%uFAl Menem）成功競選為總統，並於1994年修憲獲得連任，執掌阿根廷政壇十年之久。

卡貝薩斯的死亡迅速發酵成了政治事件，成為當時兩個總統候選人，時任總統卡洛斯·梅諾姆與布宜諾斯艾利斯省省長杜哈德（Eduardo Alberto Duhalde）之間的政治鬥爭。

對總統競選人杜哈德而言，這起事件被他視為一種阻礙他競選總統的陷害。

民主政體中的犯罪

接下來，阿根廷各大媒體開始不斷揭露其腐敗傳聞，逐漸失去民心的阿根廷總統卡洛斯·梅諾姆，則試圖將這起記者謀殺案去政治化。

政治在慘烈的事件面前，開始展現自身虛偽荒謬的一面，於是民眾看到兩個阿根廷最有權勢的人，總統和省長，上演互相指責的政治表演。

雖然卡貝薩斯案淪為政客的鬧劇，但人們最關心的依舊是兇手是誰的問題，而最迫切想要推進案件進展的便是總統的政敵、下一任總統競選人、布宜諾斯艾利斯的省長杜哈德，他一直將卡貝薩斯的死視作「仍在他頭上的一個死人」。

隨著洶湧的輿論推進調查的深入，記者們和布宜諾斯艾利斯警方發現案情逐漸出現了兩個可以溯源的線索。

案發地皮納馬爾是全省安保最多的地方，而案發現場留下的手銬，說明卡貝薩斯遇害時很可能有警察參與，或者警察選擇了視而不見。

另一個事件也指向了皮納馬爾的警察，這與《新聞》雜誌所刊登的一張照片有關，這張照片名為「該死的警察」。《新聞》毫無疑問得罪過布宜諾斯艾利斯的警察，他們拍攝了警察局長的豪宅遊艇，將之公布於眾。

最關鍵的一張便是卡貝薩斯拍攝的警察局長克羅奇克的照片，《新聞》記者回憶採訪結束警察局局長後，卡貝薩斯說：「這份工作最讓人滿意的一點是能夠站在那些混蛋的桌子上（拍攝照片）。」

《該死的警察》

卡貝薩斯站在桌上拍照

另一個線索來自證人，這條線索導向了神秘人物亞伯蘭（Alfredo Yabr%uE1n）。

他是阿根廷九十年代最重要的商人，財產達到四十億美元，但在阿根廷議論亞伯蘭是被禁止的，說「別惹他」都近乎於一種挑釁。

如果有商品運達阿根廷，它會經由亞伯蘭的整套商業系統，沒有任何其他中間人，這給了他絕對的力量。在之前，亞伯蘭先是和軍政府做生意，然後這種關係延續到了民主政府。

但人們從不認識他，因為沒有人在媒體上看到過他，在1995年的經濟部長卡瓦洛（Domingo Cavallo）在國會譴責亞伯蘭和他的黑手黨意圖壟斷郵政市場。在此之後，亞伯蘭案成為了阿根廷最顯著的政治問題，而民眾與反對派政客開始進一步懷疑，亞伯蘭控制的僅僅是郵政，還是比郵局更龐大的盤根錯節的國中國？

這一刻所有新聞的燈光全部亮起，聚焦在了亞伯蘭身上。正是《新聞》雜誌，發布了溯源亞伯蘭的背景和發展軌跡的文章。即便如此，記者們依舊未能拍下亞伯蘭的照片。

直到1996年，卡貝薩斯蹲守在皮納馬爾海岸，以為妻子拍攝照片為掩飾，拍下了亞伯蘭沿著皮納馬爾海岸散步的照片，這是亞伯蘭被拍到的第一張照片。對於亞伯蘭而言，這張照片就像「瞄準我的頭來了一槍」。

亞伯蘭被拍到的第一張清晰照片

「這不是案子，這是他本身。」

在案發幾個月後，兇手逐漸浮出水面，他們是洛斯霍諾思幫，一群貧民區的足球地痞，曾不止一次吹噓自己犯下的罪行。在被審訊後，他們供出了當地警官古斯塔沃·普雷列佐。

根據洛斯霍諾思幫的招供，人們在橋下找到了卡貝薩斯的相機，相機上的卡通貼紙，證明著這確實是卡貝薩斯的相機，因為那些貼紙來自他的孩子們。

在事件政治化發酵，逐漸變成一個案子的時候，這個細節提醒了大眾，這不僅是一個案子，還是一個生活中真實發生過的痛苦事件。

卡貝薩斯的相機

卡貝薩斯與他的孩子

在新型電話跟蹤技術的幫助下，記者們發現亞伯蘭私人保安與警察局在案發前異常頻繁的聯繫，而犯罪發生後，所有電話都停止了。

案情到此已經昭然若揭，卡貝薩斯的母親走在街上，每個人都說「那個兇手就是亞伯蘭」。但讓她感到痛苦的是，這個已經十分清晰的案子卻又一次陷入停滯期，梅內姆內閣顯然在保護亞伯蘭，而電話記錄也顯示，幾乎地方檢察官、部長、政府大廈都和亞伯蘭打過電話。

直到亞伯蘭的妻子做出證言，證明她的丈夫曾向她提及謀殺事實後，法院才正式下發逮捕令，而亞伯蘭此時已經逃亡。

亞伯蘭曾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被問到「什麼是權力」，他回答：「權力是有罪不罰」。

人們以為主謀再也無法被捉拿歸案的時候，亞伯蘭被發現於自己偏僻的農場中，這個權力曾不可一世的人，在警察正要打開臥室門逮捕他的那一刻，選擇了用霰彈槍開槍自殺。謀殺實施者，洛斯霍諾思幫的四個人也被判處無期徒刑。

卡貝薩斯的死徹底改變了阿根廷社會，到現在，人們依舊無法確認他究竟死於梅內姆還是杜蘭德之手，但最終的結果卻很清楚，梅內姆和杜蘭德均因此在總統競選失了利。

卡貝薩斯的葬禮

他的新聞攝影，作為公眾記憶，曾將國家抽象的金錢、政治、權力體系具體化。某種程度上，卡貝薩斯成了公眾輿論的社會溫度計，也成了阿根廷新聞界爭取言論自由的最大象徵。

這便是卡貝薩斯的新聞攝影的意義：「站在桌子上」審視這些躲在模糊體系後真實且脆弱虛偽的個人。

編輯：張家樂 曉萌 運營：yu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