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时期，在国民党号称西北王的胡宗南的周围，潜伏着中共精英情报网的传奇，如熊向晖为代表的“后三杰”，如王超北、李茂堂等人的“西安情报处”等，今天已为历史爱好者熟知。很少有人知道，除了他们还有几个中共（包括原共产国际）的情报网（电台）还在运作，英雄们并不孤军奋战，只是，他们不知道黑暗中，还有同行者。
沙家店战役中的西北野战军
1948年至1949年间，在西北局社会部（即陕甘宁边区保安处，简称“边保"）领导下，陕西省韩城县保安科（以下简称“韩保"）经过精心谋略，大胆运作，在西安胡宗南总部电台系统中秘密建立了一支中共情报小组。他们通过空中电波和陆地交通及时向解放区传递了大量军事情报；更为传奇的是，利用胡宗南向解放区派遣潜伏电台的机会，利用对方的信任，携带国民党电台又“潜伏"到解放区为我“逆用”，取得了反特的胜利。
时任西北局主要领导的习仲勋
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三书记的习仲勋曾高度称赞这支打人胡宗南内部的情报小组，其提供的情报“百分之百准确"，为人民解放军在西北战场上取得全面胜利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1947年秋，“边保”人员高步林（中共党员，后任陕西公安厅厅长）奉命回原籍陕西省韩城县任县委委员、社会部部长兼游击大队政委，负责情报侦察工作。
1948年3月，韩城第二次解放，高步林被任命为县保安科科长，史志春任副科长。高步林在负责韩保正常的政保、治安、反奸等工作的同时，还肩负着在国统区发展党的秘密情报力量的重要任务。
早些时间，他已把同乡同学高勉斋发展为秘密情报交通员，下一个争取目标就是他们同学。时任胡宗南总部电台台长的高孟吉，高步林将接触的任务交给了高勉斋。
高勉斋
1948年4月14日，高勉斋携高步林的亲笔信赴西安，经过努力，高孟吉被纳入了高步林的情报组。
1948年5月1日，高勉斋返回韩城，带回了高孟吉写给高步林的密信和有关胡宗南总部电台的呼号、波长、密码等情报。密信原文如下：
三哥（高孟吉称高步林为三哥）：
你之近况已由勉斋二哥详细告我，你所需之物除少数已交勉斋兄带回外，其它价太昂、且不易购到，随后有力再办。弟弟详情可询问勉斋哥即知，弟家老者老，幼者幼，无人照管，希兄多加帮助，勿使年迈双亲、弱高步林妻幼儿陷于饥饿，烦哥之处，后当力图报之。千言万语，无从谈起，谨以此预祝黎明即降天地、早日回春为颂。
敬颂！安好！
小弟秋涛上（秋涛为高孟吉小名） 4月25日于西安
于桑
1948年5月3日，高步林写了《关于第拾号高勉斋、第拾壹号高孟吉材料整理》的报告，及时上报黄龙分区保安分处（即黄龙分区社会部，简称“黄保"，处长于桑，后任公安部副部长）。
1948年5月13日，黄龙地委将此材料上报西北局习仲勋书记、马明方副书记及西北局社会部部长兼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处长周兴。
1948年5月22日，接西北局习、马、周指示：
（一）孟吉应坚持在西安受训完毕，其情报任务即为其将来所知及西安所闻所见之敌情及敌内部舆论报告我们。
（二）勉斋就做孟吉之交通，并全力在边界上设秘密据点，以小商贩或住家面目出现，勉斋与边界据点接头传递消息，内部派可靠人与据点接头，所得情报重要者可用电报发来。
（三）勉斋应在西安通韩城县之敌占区找一定职业掩护。
彼时，高孟吉正在参加胡宗南部在西安绥靖公署（西安小南门外安口寺）举办的小型潜伏电台训练班，在训练班中他又将同为韩城籍的训练班同学台长薛浩然发展为中共情报关系。
1948年6月17日，高勉斋在《赴西安行》的汇报材料中写到：“据孟吉给我说的知心话，他和他们二组组长薛浩然也谈得有了成绩了，他两人总想把这两个组的小型无线电报机带到解放区来，绝不愿再给反革命、反人民、出卖国家、独裁专制的匪首蒋介石当奴役了。"
胡宗南没有想到的是，他的机要部门里密布着中共情报眼线。仅就电台而言，他的电台军官大多数是西安黄埔军校7分校通讯军官、训练班同学。如高孟吉、吕出、薛浩然、李福泳、徐学章等人，这些青年军官均于1942年毕业后分配至胡宗南总部或所属各部电台任报务员。
其中，吕出于1945年8月由胡宗南部到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高树勋部服役，后随高部在河北起义，吕出经晋冀鲁豫军政大学学习后于1947年夏派出，年底辗转回到西安，重新在胡宗南总部电台工作，后与原派出机构失去联系。这些人的思想相近，趣味相投，变成了被“边保”（直接领导为黄龙分区社会部-“黄保”下属的韩城社会部-“韩保”）领导的一支精干的中共情报小组。
1948年5月，西北野战军向国统区发动攻势，经过4月中旬到5月中旬的西府陇东战役、6月至8月的澄合战役、10月上中旬的荔北战役后，西北战场上敌弱我强的局势已十分清晰。
1948年11月22日，经高孟吉介绍，薛浩然、吕出及师世德（同是韩城人）3人化装来到韩城，分别找到“韩保”科长高步林和中共晋绥公安总局驻韩城情报站秦波，积极要求去延安读书学习。
薛浩然在高步林、史志春陪伴下，由中共东府工委书记刘文蔚、社会部部长高仰山与其秘密谈话并决定，吸纳薛浩然为韩保的秘密情报人员，薛亲笔在“韩保”填写了《干部登记表》，正式参加了革命工作。薛在登记表中写到：“解放战争已临胜利阶段，应再果断努力，以求迅速、彻底消灭蒋家朝廷，愿为民主革命奋斗到底。"
在韩城（“韩保”）的几天里，薛提供了胡宗南部的大量情报、电台联络密码，并详细报告了自己的简历及家庭、社会关系。并奉“韩保”派遣，薛返回西安做隐蔽情报工作，并按照“韩保”的要求争取了李福泳、徐学章、赵继义等人为中共情报工作。为了便于工作和保密，韩保确定薛浩然的化名为“万国祥"，并明确了工作任务和陆地联络与空中联络的方法，经上级批准，“韩保”发给了其情报工作经费。
1948年11月26日，“韩保”派出专职交通送薛浩然离开韩城，返西安。同时，吕出和师世德也由中共晋绥总局驻韩城情报站秦波派回西安。
1948年11月26日当晚，“韩保”科长高步林便起草了近万字的《万国祥材料》，经“黄保”上报“边保”。这份材料详细汇报了“力量建立的经过、浩然简历、浩然返韩的五天情况、情况反映（绥署电台分布）、主要社会关系、工作任务、交通联络及密码规定"等。
1948年12月初，高勉斋奉高步林的指示再次到西安，联络高孟吉秘密回韩接受任务。适逢胡宗南部绥署二处（情报处）正密谋向解放区派遣潜伏电台事宜，高孟吉主动报名参加，并以回韩城选址为由，说明需要“潜入”韩城，遂得到批准。
1948年12月27日，高孟吉秘密回到韩城。中共东府工委书记刘文蔚、社会部部长高仰山、中共韩城县委书记白耀明、县长段杰热情接待了他并与之谈话，“韩保”高步林和史志春请他吃了羊肉铪铬以示欢迎。
1948年12月30日，中共黄龙地委书记强自修、黄龙分区保安分处处长于桑指示：“根据现在的情况，我们意见要孟吉即返西安，假设情况报告敌人，争取把电台携带回韩，潜伏某地并由我们控制。"
1949年1月10日，高孟吉接受了韩保的秘密指令，在充分演练应对敌人的方法后再次被派回西安，并通过了敌人的严格审查。
1949年1月15日，他和薛浩然代表韩保在西安某公园内召集吕出、赵继义、徐学章等5人开会，传达了韩保的指示，明确了今后这些情报人员的直接领导人就是“韩保”的高步林和“黄保”的于桑，并确定了韩保对此情报组织的领导。
1949年1月25日，高孟吉又以到韩城潜伏为由骗得敌人信任，成功携带一部电台及大量情报“潜伏"到了“共区”韩城。
1949年1月26日，由高步林亲笔起草上报的情报资料清单中有：
西安市地图、西安城关图、临时接替联络办法、五兵团司令部无线电联络表、西安绥署在西安各总台、所联络西北各部队番号、电台呼号、波长调查详表、西安绥署电台密令、李福泳值班表、国防部第二厅驻西安无线电工作队内部组织及工作清况、西北敌军驻地调查表、西安城市敌伪机关住址、门牌、电话号码等
还包括了情报小组中吕出、赵继义、李福泳、徐学章四人简历并赵、李、徐三人照片等情报人员资料以备详考。
与此同时，高步林为这个小组编制了化名、代号并配备了地下交通员，填写了秘密情报力量登记表，其化名，代号如下表：
1949年1月29日，于桑处长在给高孟吉的信中称：“您及其它同志们在对敌斗争中已经打了大胜仗，争取了第一阶段的伟大胜利。这个胜利主要是您及其它同志们的功劳。"在《陕西安大事记》及其他关于我隐蔽战线斗争的文献中，都把此次高孟吉携电台“潜伏"解放区作为中共情报组织反间谍斗争史上十分经典的案例来记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