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美国和日本都出现了支持本国企业撤离中国的声音，在疫情导致全球供应链停摆、全球经济即将陷入深度衰退、逆全球化思潮再起的背景下，这些声音让人颇感忧虑。
实际上，这些消息有一定的夸大成分。首先，美国政府并没有要求在华企业撤离，这只是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在回答如何避免过分依赖中国制造时的一个建议，即可以向美国公司支付搬家费用，支持他们搬迁回来。但这并不代表美国官方的立场。其次，日本政府确实推出了“改革供应链”项目，打算提供2435亿日元项目经费，资助日本制造企业撤回，但并未指明中国，涉及的主要是日本对国外生产依存度较高的企业，包括零部件、原材料、口罩、酒精消毒液、人工肺等国民健康相关产业。
市场经济环境下，企业拥有自主决策权力，他们会权衡成本收益之后再做出留下或撤离的决定，而不会围绕政府的指挥棒运转。从目前情况来看，由于很难在全世界其他地区找到类似于中国这样得天独厚的生产条件，外资企业撤离的动机并不强。
过去40年来，中国依靠低廉的劳动力和强大的工业基础迅速嵌入全球产业链，并借助加入WTO契机成为当之无愧的中枢国家。在人力成本逐渐上升之后，中国又凭借上下游的关联效应以及规模经济优势，在全球产业链上的权重继续加大。此后随着人均GDP的不断增长，中国的市场优势又开始凸显，这些都对外资企业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
不可否认，近几年来，受人力成本上升和中美贸易摩擦影响，确实有一部分企业开始向东南亚等国家转移，也有中国企业到发达国家进行投资，但与中国庞大的生产能力相比，这些并未成为主流。在疫情冲击之下，企业撤离中国的风险只会更大。因为在全球陷入“大封锁”、需求急剧萎靡的情况下，企业的第一目标是活下去。搬迁需要大量资金，但不少企业已经出现现金流断裂，很难冒风险搬迁至一个成本更高的地区进行重复投资。而跟这些投资比起来，政府能够提供的搬迁费可谓杯水车薪。
这种情况下，美国和日本仍然会出现鼓励企业撤离中国的声音，根本原因在于对不确定性的担忧，一定程度上超过了对生产成本的考量。
首先是因为产业链过长导致脆弱性增加。过去近几十年的全球化以产品内贸易和生产一体化为主要特征。原本在一个国家内部完成的生产过程，分割成诸多细小模块，再分散到不同国家。目前全球中间产品占全部货物贸易量占比已经超过一半，几乎所有国家都被产业链和供应链紧密联结起来。但疫情一来，链条长的产业首当其冲。而当这些产业链都跟中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时，其他国家很容易产生“不能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想法。
其次是因为各国之间的不信任感上升。中国制造体量过大，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从而形成了一个举世无双、行业齐全的工业体系，能够生产从服装鞋袜到航空航天、从原料矿产到工业母机的一切工业产品。一些国家将本国产业空心化、失业率上升等归咎于中国。疫情暴发之后，不少国家的防护用品和医药原材料主要靠中国供给，这也导致他们的不安全感上升。
所以，尽管短期内外资企业撤离并不会成为主流，但在疫情之后，不排除不少国家会对产业链政策作出调整，以构建更独立、更完整、更安全的产业链。正是从这一角度看，不少人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具有历史分水岭的作用。
如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副主席奥尼尔认为，疫情正在破坏全球制造业的基本原则，很多公司将会考虑缩小规模，并布局多个国家的供应链，总之会牺牲一部分利润，来换取供应的稳定性。毕马威的一份研报也指出，疫情之后，全球产业链将会智能化升级和重构，以提高应对突发情况的弹性和速度，产业链供应商布局也可能变得更加多元化，以降低风险和对特定供应商的依赖程度。如果这一判断成为现实，这意味着未来美国和日本企业撤离中国的规模或将扩大，依托于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全球化进程将会出现停滞或逆转。
中国是过去这轮全球化受益者之一，也是现有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上重要的中枢国家，如果未来全球化受阻或产业链重构，中国无疑将会受到巨较大冲击。我们对此必须予以警惕，并尽量避免这一情况发生。
4月17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首次提出了“六保”的目标，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是其中之一。事实上，领导人在不久前召开的G20特别峰会上明确倡导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在同德国总理和美国总统的通话中，也呼吁要全力维护产业链的开放、稳定、安全。
如果要实现这一目标，根本路径在于重建各国之间的信任感，以此降低未来的不确定性。这就要求我国要保持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推动更高水平对外开放，进一步推进“放管服”改革，持续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同时还要加强国际合作，继续倡导贸易和投资自由化，避免逆全球化思潮升温。（ZGYHBX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