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我从原汤溪县粮食加工综合厂下放回农村。我家在原厚大公社附近，这一年公社招一名话务员，我就去报了名。公社领导看我是初中生，属于知识青年，就把我招进邮电代办所。
那年我刚好17岁。师傅叫邹小金，他简单地教会我怎样接内线和外线后，第二天就被调到洋埠邮电所。从此我开始了农村话务员生涯。
洋埠米行街茶馆
厚大总机有20个门子，后来我被调到汤溪支所，那里有100个门子。
话务员的主要工作，就是把来电接过来转到目的地。打进来的电话我们叫外线，打出去的电话叫内线。当时都是手摇电话，厚大公社辖区内，除了各部门有几部电话外，几乎每个大队都装一部。每天外线、内线电话二三十次。
电话分为“叫号”“回叫”和“传呼”三类。
“叫号”就是有外线打进，找公社某某人接听，而这人办公室刚好有电话机，我就把线路接到他的电话机上。
“回叫”就是有用户打电话到外地。比如，要金华某某街道某某人接听，我们代办所没有直通金华的专线，就要先接到汤溪支所，再由汤溪支所转到金华，金华再接到某个总机，然后由总机转到目的地。目的地收到电话后，如果接听电话者身边没有电话机，就去通知此人来接电话。此人没来接电话时，如果恰好另外电话打进来，线路被占用了，只能等他们通话结束后，再一路一路接回起点，这种电话我们称之为“回叫”。
“传呼”就是外线打进来，需要找某个人来接听电话。厚大村是个大村，村民我基本都熟悉，我会放下手中的活去找人，万一脱不开身，就委托过路人去通知。这就叫“传呼”。
这三种电话的收费各不相同，电话每3分钟算为一次，每一次收费8分。“叫人”另收5分。如果是“传呼”电话，还得再收1角。时间以总机上的时钟为准。
当时要是没急事，大家联络以写信为主，万不得已才会打电话。如果有人要打电话，要先在单子上填写所通话的地址或单位名称，才能给对方打电话。通话结束后，我要把本次通话的时间和收费记下来。要是偏远大队有用户打电话，那就要先由大队会计登记，通话结束后，我们再把通话费用报给对方，每月的话费由大队垫付给代办所，大队到年底从用户的分红中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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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务员工作看似轻松，其实相当辛苦。我吃住在机房旁几平方米的小房间里，全年没有一天休息，每天24小时值班。直至上世纪70年代末，每月才有两天假期。
到食堂打饭，也要把外线暂时接入公社某个办公室，就怕在这时有电话进来。生了孩子后，我是一边给孩子喂奶，一边工作。
当然也有失误的时候。有一次我上厕所，刚好来了紧急电话，公社领导一看我不在岗位，严厉地批评了我。
在值班室里，一到下雨打雷的天气，我就特别害怕。因为总机曾被雷击中，多个门子被烧毁。发生这样的事，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刮风还是下雪，维修人员都得马上骑上自行车过来抢修，直到各条线路畅通为止。
这个职位看似不起眼，但接触的信息广，所以口风要严实，不能把没公开的事对旁人说，更不能监听别人的谈话，否则要受处分，性质严重的还要被开除。
大多数电话都在白天，当然也有半夜三更的。比如，那时候厚大公社经常组织民兵训练，民兵们睡在大队会计室里，电话刚好安装在那里。好多民兵队长没有手表和闹钟，早上操练前，会打电话向我问时间。他们一摇电话，总机的门子一通上电，一块牌子就会自动分离，“嘟嘟”地发出震动。要是接晚了，旁边的小铃就会“叮铃铃”地发出信号，就算我睡得再死也会被惊醒。每次接到这种电话，我都哭笑不得。
不过这样的电话毕竟是少数，晚上的电话大多是人命关天的大事。比如，某村发生火灾。接到这样的电话，我就要立刻把线接出去。早年只有金华有消防队。上世纪70年代初，周边的汤溪工具厂和齿轮机床厂成立了义务消防队。有的电话是有人得了急病，这种电话早一分钟送出去，就给病人多赢得一丝生命的希望。
夏季有台风、冬季有强冷空气来袭，上级领导会来电话要求各大队做好准备。接到这种电话后，我要分别把通知传达到每个大队，要是碰上有的大队会计室没人值班，我还得把公社广播员唤醒，让他在广播里再播一遍。
接电话的同时，我们还要收发电报。为了熟悉业务，我把一本《标准电码本》随时带在身上，睡觉前看，吃饭后看，满脑子就是电码本上的阿拉伯数字。有时下班路上看到墙上的标语，也会停下来想这些字如果译成电码应该怎么写。
当话务员几十年，汤溪范围内所有单位和企业相关人员的名字我都知道，长期在电话里打交道，虽然不认识他们的面孔，可他们的声音都分辨得出来。
现在生活水平好了，技术进步了，人人都有了手机，打电话再也用不着“回叫”“叫号”和“传呼”了。以前打个长途电话至少要花十几分钟才能接通，现在即使是打到国外，号码一拨，很快就接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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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金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