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2年11月，正在湖南湘乡老家为母亲守丧的曾国藩，奉命与湖南巡抚张亮基一起办理团练，抵抗太平军。
于是，曾国藩创建了一支5000多人的军队——湘军，并进行了长达两年的训练。湘军并非普通意义上的团练，而是一支正规军队。这支军队不但有陆师，还组建了水师。湘军的战斗力，也远超团练。不过，湘军有一点与团练是一样的：他们都不属于国家常备武装力量，所需饷银、粮草等，都需要在地方上自行解决，等于是“自带干粮”。
曾国藩为了筹措湘军的粮饷绞尽脑汁。
当时，各地办理团练都面临着饷银的问题。解决的办法一般有两种。
一种是从户部捐纳局申请部照，设局劝捐，卖给有需要的富豪士绅。说白了，这就是买官卖官。这种办法来钱又多又快，但是部照数量有限，用完了就没有，不可持续。
一种是设立厘金局，对境内和过境商品百货进行抽税。这种办法是在扬州帮办军务的左副都御史雷以諴发明的，初定征收标准是值百抽一（税率1厘），被称为厘金。厘金来钱又少又慢，但好在犹豫不决，能够持续多年。
这两种办法曾国藩都用过，却都没有收到很好的效果，获得的饷银极为有限。原因很多，归根结底只有一个：湖南经济较为落后，如曾国藩所说那样，“窃湖南一省，向称瘠苦之区”，比不上江南繁华富庶，富豪士绅屈指可数。而且，太平军从1852年春天就进入湖南，各地被卷入战乱之中，经济发展几乎进入停滞状态，地主家里也没有什么余粮，确实拿不出什么钱来为湘军筹措军费。
曾国藩眼看着手下几千人马嗷嗷待哺，心急如火。万般无奈之下，曾国藩采取了一个无奈之策：以勒捐的方法筹款。所谓勒捐，就是把捐款份额强行摊派给地方上的富豪士绅。对于不交足捐款份额的富豪士绅，以各种理由抓走，直至他们的家人缴款赎人。
实事求是地说，勒捐太不厚道，与古代土匪绑票差不多了。所以，这种办法搞得地方上怨声载道。
长沙的富豪士绅不多，最有名气、家底最殷实的有两家。一家是贺长龄。一家是陶澍。贺长龄官至云贵总督、云南巡抚。陶澍官至两江总督。他们是湖南较早做到封疆大吏的杰出人才，虽然都已病逝，但影响还在。曾国藩不好意思找贺长龄家勒捐，因为他的长子曾纪泽早就与贺长龄的女儿贺氏订婚。那么，就去找陶澍家吧。
陶澍只有一个儿子，叫陶桄。1854年3月，曾国藩派人找上了陶桄，要求他捐款。陶桄对于这种明火执仗的威胁，当然不买账。曾国藩也不跟他客气，将他软禁在军营里，等待家人拿钱来赎。
曾国藩这种行为，惹怒了一个牛人——他就是与曾国藩、李鸿章并称为“晚清三杰”的左宗棠。左宗棠与陶澍一家有很深的渊源。左宗棠在三次会试都落榜的落魄境地里，得到过陶澍的鼓励和支持。陶澍主动提出，与左宗棠做儿女亲家，由独子陶桄迎娶左宗棠的长女左孝瑜。陶澍病逝后，左宗棠又在陶澍家里居住多年，抚养陶桄长大。现在，曾国藩竟然欺负到左宗棠女婿头上，他必然要出头帮助女婿。
左宗棠去找曾国藩，没想到曾国藩一点面子都不给。最后，还是陶桄家人出面，交钱了事。
曾国藩与左宗棠原本是倾心相交的好朋友，但在勒捐事件发生后，他们之间产生了矛盾。对于这一点，曾国藩没有回避。后来，曾国藩对幕僚赵烈文说：“起义之初，群疑众谤。左季高（左宗棠字）以我劝陶少云（陶桄）家捐赀，缓颊未允，以致仇隙。”
骆秉章也知道这件事，在《骆文忠公自订年谱》中记载说：“上年（1853年）冬，左季高先生自武昌回湘阴。屡次函请到省帮办军务，不就。四年（1854年）三月同婿陶桄到省捐输，极力挽留，始允入署襄办，仍不受关聘。”
原来，1852年左宗棠帮助湖南巡抚张亮基防守长沙，立下大功。1853年，张亮基调任湖广总督，左宗棠一度前往武昌，依然当他的幕僚。当年冬天，由于张亮基调任山东巡抚，左宗棠不愿去山东，从武昌回到老家湘阴。继任湖南巡抚骆秉章写信给左宗棠，请他担任自己的幕僚，帮办军务，左宗棠却没有答应。
勒捐事件发生后，左宗棠和陶桄到省城长沙完成了捐输，骆秉章趁此机会，再次将左宗棠挽留下来。于是就有了左宗棠力助骆秉章从而名动天下的事情。如果没有勒捐事件，左宗棠未必会去当骆秉章的幕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