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6月，中共福建省委做出了一份对解放战争时期，中共福建隐蔽战线中许多冤屈的地下党员，干部身份至关重要的组织结论的文件，即《关于闽浙赣省委错误处理城工部案件的审查报告》。其中指出，错杀庄征（赵枫）是 “ 造成大批城工部人员被杀和错误地解散城工部组织的祸根”。可以说，这次事件是继抗日战争时期“南委事件”后，中共南方组织又一次的灾难，而前者是因为国民党中统的渗透、叛徒的出卖，而后者，却是祸起萧墙，其教训让后来者深思和深刻反省。
文件中所指的“城工部”，全称是“中共闽浙赣区党委城市工作部”，其前身为1945年8月成立的“中共闽江工作委员会”，后因根据革命发展形势，拓展在城市工作，遂变成该部，庄征任区党委常委，部长。该部由当时的“中共闽浙赣区党委”（即闽浙赣省委）领导。
庄征烈士
1947年，为响应革命战争，闽浙赣地区的革命地方武装风起云涌，各地成立了大小不一的游击武装。
1947年3月，城工部也成立了闽浙赣地下军司令部，林白任司令，曾焕干任副司令，庄征任政委。闽浙赣地下军在福州郊区和各县扩大游击武装，组织开展抗征、抗捐、抗租运动。
1947年5月，闽浙赣地下军在福州中洲领导了国民党福建水警总队司令部的兵变。
1947年7月，城工部为解决游击战争急需的经费，经过周密策划，派人化装成大商人，持仿制的海关查私科放行单，将国民党福州海关扣留的一批价值200两黄金的走私棉布、棉纱、颜料等物资冒领出来，并迅速转移到仓前山、螺洲、港头等地分散保存。但其中有少量布匹存放在城工部副部长孟起家中。
国民党福州海关“布案”立刻惊动了国民党当局，严令限期破案，福州国民党遂派出大批军警宪特人员四处查探。
1947年8月30日，孟起家中的女工泄露了消息，孟起被捕。得知消息，时任城工部部长的庄征（赵枫）立刻开展了营救，并向闽浙赣区党委提出三个方案
1.武装劫狱
2.重金收买看守
3.假自首出狱”
悲剧正是从这里开始源出，正是因为第三种方案为“假自首”，让闽浙赣区领导群中一些具有极具“敏感性”的领导对庄征产生了怀疑（而庄征在隐蔽战线工作中，于1943年被叛徒出卖，被捕。曾也根据中共福建省委的指示，利用“假自新”手段脱身），立刻调庄征到区党委机关驻地接受审查。在审查中，采取严刑逼供，迫使庄征违心地供出所谓曾与特务张超等订下“集体求生存”的秘密协议等子虚乌有的“情况”。
（孟起烈士，则于1947年11月11日，被解往南京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1948年4月8日被害，年仅35岁）
而当时的闽浙赣区委在没有经过分析、查证、核实，向中央汇报等一系列的情况下，直接竟以“出卖孟起的内奸”的罪名，将庄征秘密处死。 更为夸张的是，以此竟然怀疑在庄征领导下的整个城工部系统。
1947年9月5日，作出了《关于赵枫 (即庄征 )叛徒行为的决定》，把城工部发展的城市党组织说成 “ 拆白党”；曲解城工部开展的统战，被说成“搭线活动”、“与特务头子勾结，集体求生存”；把庄征主张的营救孟起方案说成“ 不惜出卖同志，以挽救特务头子地位之巩固与自己生命之安全”的骗局。
错杀了庄征，闽浙赣区委派李铁继任城工部部长、林白为副部长，责成他们肃清“庄征影响”。事件到这里，谁也不能预知的是，已经在错误的判断和行为上，这只是个开始，在已经有了导向性的猜疑的情况下，城工部在自己人的压迫下，岌岌可危。
祸不单行，不到半年后，又发生了闽浙赣区委常委、军事部长阮英平失踪（被害）事件。
阮英平烈士
阮英平，福安县人，开国上将叶飞的老战友，1932年的老红军。1938年2月，任由闽东红军游击队改编的新四军三支队六团副团长。1947年4月，时任新四军旅政委的阮英平根据华东局委派，出任闽浙赣区委常委、军事部长。
1948年1月，在闽东领导开展反“围剿”的阮英平，化装成商人，携警卫员陈书琴，准备绕道福州，前往南(平)古(田)瓯(建瓯) 地区，向省委（即闽浙赣省委，区党委自1947年11月15日后，开始逐步改称领导机关）汇报工作。行至宁德九曲岭，遇国民党军搜山，阮英平与陈书琴走散。陈书琴在附近寻找了3天，不见阮英平踪迹，即赶到福州向城工部部长李铁报告。李铁即令陈书琴去与闽东地委副书记阮伯琪联系，由闽东地委派部队继续寻找。船破偏遇顶头雨，途中陈书琴遇到叛徒，被拘禁于一家旅店，而后趁黑天从旅店逃脱。陈书琴到闽东后，向阮伯琪汇报了情况，并将阮英平原打算带到福州修理的挂表交给阮伯琪保管。
闽东地委获知阮英平失踪后，立即组织部队和老区群众四处寻找，但均无所获。
而省委获悉“阮英平与陈书琴同赴福州，途中被敌冲散”的消息后，大为震惊，也立即指令阮伯琪，要求闽东地委“ 无论如何要找到阮英平的下落”，而此时，阮英平已经遇害。
事后查明，原来阮英平与陈书琴失散后，曾在山区辗转5天。
1948年2月1日，阮英平至宁德县洋中乡北洋大窝村一个原来相识的农家投宿。岂知，这农民见阮英平随身携带黄金，遂产生谋财害命之意。
1948年2月3日晚，谎称护送阮英平前往福州，行至北洋炭山，突然以乱棍及柴刀将阮英平当场打死，搜走短枪、子弹、金首饰及手表、钢笔、私章等，并把尸休埋入山上的废墟中。一位久经沙场的将军居然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在一伙谋财害命的歹徒手中，令人扼腕。
然而，阮英平的当年的失踪案却给已经遭受打击的城工部，再一次受到了怀疑，并以此引发了对城工部残酷的清洗行为。
阮英平突然失踪，引起省委主要领导人的高度警惕和诸多猜疑。疑点中包括：
1.陈书琴作为警卫员何以丢下首长自行逃回福州？
2.陈书琴被叛徒拘禁于旅店里，何以能顺利脱险？
3.阮伯琪的身上怎么会有阮英平的挂表？
4.陈书琴与阮英平失散后，既已找到省委设在福州的联络总站负责人苏华，为何再去找李铁?而这些疑问都指向了城工部，陈书琴的组织关系隶属城工部，阮伯琪曾任城工部闽东工委原副书记，李铁是庄征之后的城工部部长。
以此，省委主要领导人便主观武断地怀疑整个城工部出现了大问题。
斗争环境的险峻让领导开始误判，无独有偶，此刻接连发生了几起突发事件恰恰加深了和固定了领导对属下组织的错误判断。
1948年2月12日，省委候补委员、闽赣边游击纵队司令员沈宗文被当地保长设圈套抓捕，部队遭包围袭击，损失惨重。
1948年2月24日，闽北游击队中队长罗天喜率部前往江西，途经崇安县电坑时遭敌袭击牺牲。
1948年3月，闽(清)永(泰)尤(溪)中心县委在闽清麟洞召开扩大会议时，被叛徒告密，省委派往闽清开辟工作的刘志清和参加会议的6名中心县委领导成员被捕。
这一系列事件，又是在省委决定将城工部大部分骨干分散派往各地以后发生的，在错误逻辑加突发事件的“佐证”，城工部的真正灾难降临了。
首先对城工部部长进行了审查，省委召开了机关会议，会议提出李铁有政治问题，并组织了审查委员会进行审查。抓捕了李铁后，同时关押了在省委机关的其他城工部人员。庄征当时的一幕重现，严刑逼供中，李铁只能编造口供，说自己曾加入国民党国防部文化情报站组织；“ 五一节”前要杀害各地委主要领导干部并编造一批名单。可一松刑后，李铁便全部推翻所编供词，并向省委写了申述。
1948年4月4日，李铁又向省委写了一份申诉，可是在狂热的错误中，李铁及在省委机关内的城工部骨干被错误处决。
此时，整个城工部组织已定为国民党特务控制的所谓“红旗特务组织”，省委决定解散城工部 ，停止城工部系统所有党员的党籍，不许他们再以中共名义开展活动；同时要求闽浙赣省委各级组织与城工部割断联系，各地委应在“ 五一节”前将上山的城工部人员紧急处决掉。
决定的草率且没有政策界限，从1948年4月至1949年春，共有117名城工部党员因此罹难。其中，只有厦门城工部幸免于难，没有任何人员遭到此厄运。
其中，更让今天读这段历史动容的是，是一种对事业信仰的忠诚精神。面对被错杀，城工部人员个个赤胆忠心，坦然接受，无任何人叛变，无任何逃跑。当在外地的城工部人员陆续调进山处决时，其实不少人已经知道有去无回，却依然奉命前往。即使是在临刑前，那些被错杀的城工部干部依然坚定自己的信仰，要求却是在他们死后重新复查他们的历史，弄清是非，恢复党籍，“把他当烈士就行了”。有的临刑前把衣服脱下，要留给游击队员穿，有的交了最后一次党费，有的咬破指头，写下感人肺腑的血书，让后人潸然泪下。
幸存者，林白，1955年平反后任福州市委常委
疾风知劲草，幸存者更是没有逃却，依然在没有上级的情况下，坚持原有的工作和斗争，如1949年1月成立了“闽北城市临时工作委员会”，努力使党员人数从仅存的20人，慢慢恢复至80余人。
但不可否认的是，当时的省委，在错误的判断下，造成了福建地区隐蔽组织的一次“内部大破坏”。且缺乏必要的组织原则，在作出解散城工部、处决百余名党员如此重大的决定时，都以所谓“大量内奸潜伏于党内，杀害了阮同志，而又尚未全部破获”，“恐电台失漏秘密而影响肃奸工作”的理由，先斩后奏，迟至1948年10月19日，才给华东局发出电报并转中央，汇报了城工部事件。
刘信善，幸存者，福州城工部衢州支部副组织委员
1956年，中共中央及中共福建省委在认真核实查证的基础上，为城工部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福建城工部烈士墓
那些为信仰而付出生命的冤魂，革命烈士们，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