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张楠茜 编辑丨陶若谷
摘要：
上海每年有七八十万起官司，解决这座消费型国际大都市2500万人之间的各种纠纷。过去7年里，在上海和江苏，有大约200起和其他的不太一样：法庭之上，被告席坐着业内资深律师，西装西裤笔直，代表年收入上亿的公司，原告席上是高校法律系的学生，脸庞稚嫩，身旁放着书包。
会员无法跳广告、一次性筷子强制收费、快递私自代签、实名制车票取票后遗失不退……近200起官司背后，是一个大学生的比赛“小城杯公益之星创意诉讼大赛”，简称“小城杯”，由上海小城律师事务所发起，松江区司法局、苏州市司法局、华东政法大学、苏州大学、上海市公益诉讼中心等多家单位联合举办。
“小城杯”面向长三角地区司法专业的大学生，由业界律师指导他们进行公益诉讼，鼓励学生们关注身边容易被忽视的不平等小事，从2012年起至今已有1000多人参加，上海国拍行拍卖手续费格式条款案、 火车票异地取票费案、起诉上海迪士尼案等均引发舆论热议。因为他们的起诉，上海国拍行取消了100元手续费，迪士尼开始允许游客自带食品。
为一两块钱、几十块钱和大公司打官司并不容易，有人说大学生蹭热度，有人说这是律所联合法院的一出戏。但学生们不这么看，他们只是不想当那根等着被割的韭菜，“法律不保护在权利上装睡的人”。这些小事，是生活中的不平等被蚕食的证据，也是他们尝试改造社会的开始。
第五届“小城杯”启动仪式 图源自网络
“杠精”
为了58块钱，大学生王晨妮把爱奇艺告上法庭。去年9月，她在爱奇艺上看视频，想避开广告，就点了屏幕右上角的“会员跳广告”，花58块买了3个月的会员，但再看视频，跳过片头的广告，发现正片中还有插播广告，需要用鼠标小心翼翼地拖过去，“写的‘会员跳广告’，为什么还是跳不过？”
她问了一些身边的朋友，也有类似遭遇，答案大多是“看就看了呗”。但王晨妮是法律专业，对“权利”、“合同”的字眼敏感，她仔细查了广告管理办法，发现这违反了“限广令”（注：国家广电总局针对插播广告的时间、长度以及广告类型的一系列规定），于是把爱奇艺告上法庭。
2019年4月开庭那天，三个女生并肩坐在一起，平时穿连衣裙的她们换上正装，束起长发。她们是同学，1998年出生，在苏州大学法学院读大四。对方认为通过拉动进度条跳过广告也算“跳广告”，她们不同意，认为页面上没有显示任何提示“可跳过”的文字提醒，也没有“一键跳过”的按钮，要求对方停止插播广告、退还会员费、赔礼道歉。
这只是带有某种较真气息的诉讼案中的一个。
有学生下载了一篇7元的文献，却发现至少要充值50元，起诉知网；有学生看到电影院播放的映前广告占用正常播放时间，把电影院告了。还有学生起诉了允许外人随便出入、发放色情卡片的连锁酒店，收取套餐外高额流量费的中国移动公司，没有注明食用油是“转基因”的超市……长长的起诉名单里，很多都是国企和上市公司，比如上海公共交通卡公司、苏州轨道交通公司、中国移动公司、国拍行、巴士管家、上海携程、爱奇艺等等。
最有话题性的案件之一，是一个多月前“大学生起诉上海迪士尼乐园案”。上海华东政法大学法学专业的一名大三学生因携带食品进入迪士尼被拒，被园方工作人员翻包检查，把上海迪士尼乐园告上法庭。最直接的一个结果是，上海迪士尼乐园自9月6日起，允许游客携带供自己食用的食品进入乐园了。
三个和爱奇艺打官司的女生里，周舟留着长直发，穿白色连衣裙，说话细声细气，“老是给人一种容易被欺负的错觉”。但是，遇到插队的人她会站出来，直接说，“对不起，我先来的。” 在小红书上买麦片，客服承诺拍照发图就可以免费赠一袋，她拍下来写了30多个字配发照片，但客服又说必须写满100字才送，她会据理力争，“你之前没说这个要求，我已经都发了，你再违约就不好了。” 对方只好履行承诺。她的妈妈是个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人，有次买了耳环，没几天坏了，听店家说不能退只能换就想算了，周舟跟妈妈说，“自己的权利要去维护。”
她知道权利是争取来的。学校外面东环路高架底下，有一条很宽的马路，但留给行人的过马路时间只有十秒左右，“一看到跳绿灯就得赶紧跑，跑到一半就跳红灯了”，她和同学也想过，“能不能告到法院去？” 后来别的同学先行动了——通过诉讼，行人通过时间多了3秒。
上法庭打官司之后，“权利”这个词更频繁地被提起。“我们被欺负的成本很低，社会秩序被打乱的成本很低。” 周舟提起不公平的现象语速快起来，眉头皱起来，鼻梁上堆起小细纹。
因涉及个人权益、商家利益和公共利益，这些看上去无关紧要的诉讼案每次开庭都引起舆论关注。状告爱奇艺的案子今年6月份也上过热搜，微博留言里，有人给三个女生贴上“杠精”的标签，周舟回复了几条反驳：“根本不了解当事人和背后的法律就指责？” 马上有人把她微博ID扒出来，留言骂她，她气得想把微博卸了，后来想了想算了，“没有必要因为他们就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
起诉背后
推动一张张诉状从大学抵达法院的，是“小城杯公益之星创意诉讼大赛”，由上海小城律师事务所主办。发起人吴辰毕业于复旦大学哲学系，是这家律所的创始人。吴辰介绍，“这一类案子起诉标的额不大，就一块两块几十块钱，落脚点是，要求对方改善原来的不合理状态。”
第一届“小城杯”2012年在上海华东政法大学举办，参与的同学很少，只零零散散凑齐了六支队伍，吴辰借了一个小教室，黑板上写几个粉笔大字，就算是开始。这几年扩展到苏州大学、复旦大学、江苏大学、南京大学等长三角地区高校，至今累计有1000多个大学生组队参加，每个队有一名业界律师指导。
队伍的名字也很有特点。周舟她们三个平时爱看《偶像练习生》，又都有当律师的职业理想，就叫“律师练习生”，起诉迪士尼的叫“诉的就是你鸭”，还有“hotel killer”、“the youth”、“獬豸队”……
高亚松的队伍叫“法之刃”，意思是，以收费3块钱的一次性餐具作为小切口，来切开社会的问题。他为了3块钱的一次性筷子起诉了一家连锁烧烤餐厅。起因是，有一次他和同学在松江大学城的小馆子吃串串，发现两个人的餐具一共收了10块，“一套餐具5块钱！都可以买只碗了。”
高亚松是上海本地人，戴着银边方框眼镜，有着上海男人的斯文和好脾气。父母外出吃饭，妈妈总会看看小票的明细，发现一次性筷子也要收费，会嘟囔着抱怨几句，但因为钱少事小，作罢。
“以前没有深究过，直到参加比赛，才有意识地关注到身边与公共利益有关的小事，想改变现状。” 他说。“小城杯”设立了奖金，通过海选、初赛、决赛，鼓励学生有意识地关注生活中遇到的不公平的小事。评委来自司法局的领导、律协的律师、高校法学院的教授等。
公共利益的广度和重大性，是评判标准很重要的一项。比如看似不起眼的一次性筷子，高亚松查询了其他城市的政策：黑龙江、郑州、乌鲁木齐等地有明文规定，禁止收取餐具费，而上海这座消费型的国际大都市，在这方面是一片空白。
走访和蹲点餐馆时，高亚松发现，通常一套餐具的进货价是5到6毛，售价是1到2元，贵的3到5元，商家盈利的差价全部转嫁到消费者身上。他给上海市工商局、上海市物价局、上海市食药监局打电话，问有什么办法能够禁止商家收取餐具费，但是三个部门没有给出具体回答。
他又找市场监督管理局举报了几家餐厅，指控“付费餐具成为唯一选择”。工作人员赞同他们“商家收取消毒餐具费不合理”的观点，对被举报的商家也做出处罚，这也是上海首例处罚，但拒绝再向上反映。高亚松说，对方觉得学生的热情非常好，但基于工作的复杂性不能再上报，建议他们寻找其他的途径，向有关的立法部门反映。
行政路径走不通，他拿着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处罚决定和调研材料，把一家收取一次性餐具费的烤肉连锁店告到法院。从那之后，筷子成了“法之刃”微信群里最频繁出现的词，和朋友们的火锅饭局上，高亚松也举着一次性的筷子说，“我正在打这个官司。”
创办人吴辰认为，要鼓励学生给不公平的现象提出意见，给他们这个平台去表达自己。
一次性餐具调研拍照 图源自网络
中国式官司
走出象牙塔，现实和理论有很大落差，周舟她们三个之前从没想过，“立案这么难！” 她原本以为法律非黑即白，不是合法的，就是违法的，看上去是一场纯粹的对与错的较量。
刚进立案大厅，她们感觉很新奇：这里像医院一样，要拿号排队，很多双皮鞋在光滑的瓷砖地板上走来走去，皮鞋的主人是提着公文包的律师，而她们三个背着书包，踩着运动鞋。看到有人带大堆材料来立案，但都不符合要求，轮到自己被问，“这个案子几十块钱，有什么起诉的必要呢？”
这是作为原告的大学生听到最多的一个问题。一年前，她们的学姐柳晓晓把苏州轨道交通公司告上法庭。因为卡里余额7块1但显示余额不足，查了《苏州市轨道交通票务规则》才知道卡内余额低于最高票价的折后金额（7块6）不能进站。她要求修改这个规则：
“为什么（卡里）明明有7块钱，却刷不进2块钱的地铁？”
“上海是可以透支的，苏州为什么就不可以？”
“118个人的问卷调查只有20%的人知道这个条款；在被告知之后，81%的人认为这个规定不合理，还有人提出卡里余额不足时，乘客有权利收到提醒。”
心里一万个清楚，但她在立案大厅被工作人员一句话就问得支支吾吾，“不就是钱不够，地铁站不让你进吗，这有什么可诉的呢？” 从立案厅回到学校的整个三节课，她一句话没听进去，一直回忆刚才的混乱状况。
第一届“小城杯”的一等奖是2012年唯一立案成功的案子，其他案子法院都拒收。“法院也有一个接受的过程，最开始他们觉得学生在添乱。”吴辰说，基层法官的考核和结案率挂钩，期限内不结案就会影响考核，小案子能少收就少收。
2015年中国改革法院案件受理制度，“立案审查制”改成“立案登记制”，之后成功立案的学生明显多了，但是，基层法院办案数量大、压力也大，首先会力推调解。书记员直接告诉周舟，“案子简单，开庭审理并不是非常必要的，即便开庭，考虑到社会影响，胜诉的机会不大。”
而且，爱奇艺公司在北京，合同管辖权属于北京市海淀区法院，公司法务人员和周舟沟通，在北京开庭，建议她们算算成本和精力。那阵，周舟即将升入大四，除了9月的司法考试，还要准备12月的考研。向指导律师求助后，她们把案由从“合同违约”改为“侵权消费者权利”，这样当地法院也具有管辖权，终于立案成功，就在苏州开庭。但漫长的官司才刚刚开始。
对方曾经抛出橄榄枝希望庭前调解——退费，或者送半年到一年的会员。周舟说，爱奇艺法务说话语气很温柔，听起来都是在为她们考虑，但丝毫不提插播广告的违法性，还说几乎行业所有视频网站都是这么做的。
她们的指导律师郑长虹连续三年带了三支队伍，其中有艰难立案成功、后又因压力太大而撤诉的学生队伍。她知道，息事宁人、和解、撤诉在法庭是十分常见。几年前，有学生起诉超市没有标注食用油和番木瓜的转基因标牌，以撤诉告终，今年起诉上海迪士尼的学生也接受了调解。
柳晓晓的地铁一卡通案，被告方苏州轨道交通公司提到，设置最高单程票价的折扣价（7块6）作为最低余额，是怕人流量大时，乘客忙着充卡造成事故。从江西的一个五线小县城考到苏州念书，柳晓晓第一次和十几个领导一起开会。她扎个丸子头，圆框眼镜占了半张脸，会上表达自己的观点——最高票价的设置不合理。有人和她说，“小妹妹年纪轻轻就跟这么多领导平起平坐，一起开会。”
开庭前有过一次调解，在空荡的会议室里，她和同学坐在长椭圆桌的一侧，对面是苏州轨道交通公司的两位代表，灯光昏黄暖和，几个回合仍没有进展，对方打起人情牌，“小妹妹体谅一下，做这一行也很苦的，出现人流拥挤造成伤亡，我们都要去看望，有些小孩子受伤看着很可怜。”
柳晓晓心里想“每行都有每行的苦，本分工作要做好”，但她面子薄，抹不开脸，不想怼人，没说出口，嘴上徐徐重复，“我还是坚持原来的诉求，要求修改条款”。
不是每个人都能坚持下去。高亚松遇到一个态度非常和气的被告，直接承认自己错了，又遇到了一个老派的法官，在他半个多小时的坚持之后有些愠怒地说，“你这是浪费司法资源。”
当时已经快到年底，之前在法院实习过的高亚松知道，法院面临结束积压案件的压力，他能理解法官，迟疑了。调解现场，他偷偷给团队同学发微信问怎么办，同学在群里回复，“要不就算了？” 就这样，高亚松接受调解，被告当场把3块钱还给了他。
事后，被告餐厅的人还请他去参观研发厨房，在那儿吃了一顿。之前他就听律师朋友讲过，去监狱里见当事人，虽然法律是允许的，但还是会被暗示，“可以见，不过出去吃饭你得买单”。他觉得自己越来越明白社会的运转方式。
那些积攒的小票、在餐厅外的蹲守、去工商局举报的奔波最后以3元钱告终。
柳晓晓和团队在就地铁卡余额的事情街访 图源自网络
权利的边界
“个人很小的私益受损没人在乎，但千千万万个私益在一起就是公共利益。” 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柳晓晓已经胜诉了。对方当庭确认，2019年12月底之前修改《苏州市轨道交通票务规则》，按“最低票价进站”的原则实施。她很开心，一直以为大国企只是默默执行规则不会改变，她有些意外。轨道交通集团的一个员工私下告诉她的指导律师，“有些事情旧的制度早该改了，需要你们外力来推动”。
高亚松官司没赢，却得了二等奖。他接受调解后不甘心，又把所有材料汇总成立法建议书，寄给七个政府部门。半年后，他在政府官网上意外发现提上去的意见显示“留作参考”，意味着可能会有相应的政策调整。今年，搭了垃圾分类的顺风车，《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规定，从2019年7月1日开始，禁止使用一次性餐具。一家人吃饭的时候，爸爸损他“为了几块钱，没事闲得”，高亚松认为，“权利不在于大小，而在于其受到同等的尊重。”
而周舟她们，过去这一年，立案、调解、庭审，每一步都坚持下来了，反而有些陷入对未知结果的担心：能不能赢？这件事情到底有多大的意义？
对方提出退费送会员作为“补偿”，“补偿”和“赔偿”，一字之差却有根本性不同，前者意味着被告不存在法律过失，而后者带有惩罚性，代表承认侵权或违约的过失。据一名视频网站的法务透露，企业会想尽办法降低诉讼数量，即便是胜诉，也会影响合作企业的交易决策。而且，诉讼案件的费用归在成本支出，诉讼程序一直拖着，财务报表也不好看。
爱奇艺的电话时不时就会打给她们，有时在寝室，有时在教学楼安静的走廊，三人凑在一起，打开免提和录音——
“强调一下，我们是没有过错的，不可能以’赔偿’进行调解。法院也会考虑社会影响，不可能一个苏州的法院，判北京的公司违[1] 法，再影响到所有的视频网站的广告。” （爱奇艺）
“我们也愿意调解，但希望这笔款项数额不论，性质是赔偿款。” （三个女生）
一个人没辙了接不下去了，就把手机递给另一个人。电话通了十几分钟，她们没松口，陷入短暂的尴尬的沉默后，女生们采用的结束语通常是“我们再考虑一下吧”。
“一审判决结果，不能算全胜。”指导律师郑长虹说，三个诉讼请求里，最重要的“要求对方停止插播广告”这项没有得到支持。58元的赔偿要求，法庭判爱奇艺赔偿30元。一审宣判后，双方都提起上诉。10月底，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双方上诉，维持一审原判。
创办人吴辰认为，输赢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学生的行动能让更多人知道，权利的边界在哪里，“大学生都可以依法维权，我们为什么不能更理性维护自己的应有权利？”
和爱奇艺的官司结束了。王晨妮说，案子对自己的改变比对社会的改变可能更大，“合法跟违法之间，有很大的空隙是靠人的情感和理智左右，不好说对或错。” 学生们始终保持着对法律的敬畏。开庭的一幕，书记员念完开庭纪律后，穿着宽大黑色法袍的审判员依次走入审判席，在座的都起立，法槌一敲，铛。
“现在开庭”。
爱奇艺案二审庭审现场 图源自网络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王晨妮、周舟、高亚松、柳晓晓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