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王彦入 实习生曾宪雯
编辑 | 王珊
文章摘要：
日本福井县北部有一处山岩，因常年受海浪侵蚀，岩石陡峭险峻，呈90度一排排伫立在海中，这里是东寻坊，著名的旅游胜地。如果你随导游来，他会告诉你，高23尺的断崖，还有另一个名头——日本自杀圣地，每年，大约有二三十人来到这里，呆坐断崖边，他们不为看日出，只是等候时机，一跃而下，结束生命。
这甚至成了当地旅游的一个卖点。游客乘船路过断崖，导游会通知大家，“大家看，右后方有个很高的断崖，那是东寻坊最热门的景点，出了名的自杀地……现在是拍照的最佳时机，请各位好好把握。”
日本自杀率一直远超世界平均值。2015年，日本官方登记的自杀案，有24025件，相当于每天将近70人自杀。其中一个热门的自杀地，就是东寻坊断崖。
为了劝阻轻生者，前警察茂幸雄退休后成立了自杀防治组织，十多年来巡守在断崖边。
导演张侨勇拍下了他的故事，制作成纪录片《生命守门人》。在日本，人们对自杀有一种病态的迷恋，茂幸雄将他们从迷恋中拽出，向他们展示了活下去的生机。茂幸雄目前已救起640人，数字还在增加。直到所有轻生者都在悬崖边停下来，他才能对得起十几年前的那个“交代”。
巡逻中的茂幸雄 受访者供图
那对夫妇的模样还停留在茂幸雄的脑海里，仿佛才跟他说过再见，他听着他们最后的呼喊：“请您帮忙……”茂幸雄坐在茶几前，手里拿着夫妇寄来的信件，缓缓回忆。他七十多了，头发白了不少，额头堆满褶皱，但精气神好，嗓音洪亮。
那天是2003年9月3日，傍晚6时，警察茂幸雄在东寻坊附近巡逻，看见一对老夫妻坐在凉亭里。他们孤独地坐着，附近没有一个人，几乎要被夜色吞噬。多年的经验使他警觉，茂幸雄意识到，他们在考虑自杀。他走上前，朝他们喊，“我是这里的警察，我可以帮忙”、“自杀并不是一个好选项”、“很多机构可以帮你们”、“这是法律规定”。
夫妇离开了。
一星期后，他收到那封来信，没贴邮票，没有密封，只用胶布粘着，封面写着“茂先生收”。茂幸雄拆开信封，信纸上，是这对夫妇留给人间最后的文字：“您很热心，可是政府完全没帮忙，新泻县的我们撑不下去了，在此和您道别……”他们盼望茂幸雄伸出援手，“别让更多人在东寻坊丧命”。
这成为茂幸雄此后十几年的使命。他不能辜负这对夫妇的遗言。未能救下两条鲜活生命的内疚感驱使他在退休后成立了自杀防治组织，坚持至今。
华裔导演张侨勇遇到了这个故事。他长期关注边缘群体，曾两次获金马最佳纪录片奖。此前，凉山彝族自治州一个叫会理的小县城，一群家庭贫困的孩子通过拳击改变命运的故事，被张侨勇记录并拍成后来获奖无数的《千锤百炼》。这回，他将镜头对准了茂幸雄。
几年前，他在《时代》杂志上看到一篇关于东寻坊的文章，出于好奇，与联合制片人宫川绘里子来到这里。他们碰到了茂幸雄，“我立马被他的热情与魅力带入了他的世界”，张侨勇回忆。待在东寻坊的那段时间，很偶然，一位轻生者来到悬崖边，意欲寻短，茂幸雄发现并救下他，这一幕恰巧被张侨勇碰见，他判断，“这可以拍成一部影片”，同时，他也想搞明白，“是什么驱使一个人将自己的黄金岁月放诸于东寻坊？”
张侨勇也有自己的“私心”。他与宫川绘里子，都曾遭遇家人、朋友自杀，他们比普通人更了解，自杀留给幸存者的阴影。他想弄清楚，自杀为什么发生，去揭示失去与死亡的奥秘。当他遇见茂幸雄，他知道自己等到了，“对于我们来说，拍摄这部影片，也是一种宣泄的过程。”
对茂幸雄来说，尤其如此，“他通过这种方式来处理以前警察职业生涯中的PTSD”，张侨勇说。退休前一年，茂幸雄被调来东寻坊，工作任务之一便是打捞那些跳崖自杀的尸体。他一直很内疚，尤其是失去那对老夫妇。他喝很多酒，抽烟很凶，“我见过太多悲伤，我不想再听到更多人哀悼。”茂幸雄接受采访时说，他必须去救人，也是救己。
张侨勇与茂幸雄一起度过了一个月。他们一起闲逛、吃饭、喝酒，张侨勇与茂幸雄团队的每一个人都保持着轻松友好的关系。发展至今，这个志愿团队已有20人负责巡逻。“等我老到做不动，就换他们接手。我知道他们可以信赖。”茂幸雄说。
森冈先生是茂幸雄多年好友。他们同一年考入警校，并肩工作42年，又同时退休。他理解茂幸雄，也明白这份工作的意义，在东寻坊的各条小径上，他们又成为战友。
他们将根据地——东寻坊非营利支援中心，设在川越太太的麻薯屋，茂幸雄还在做警察时，川越太太已经在经营这家小店。她个头中等，留齐肩卷发，说话轻声细语。店铺经她打理，处处透着温馨，她专门空出一面墙，贴满客人留影。从这里出发，步行五分钟便能到达东寻坊断崖。
川越太太至今记得，茂幸雄向她提起，要印制一本预防自杀的手册，问她能否帮忙编写。她不确定是否要披露自己的身世，又认为自己确实该做点什么，于是，她讲述了父母的故事。
她读八年级时，父亲自杀了，几个月后，母亲也做出了同样的选择。后来，每当她看到有人站在悬崖上，望着他们的背影，仿佛看见了自己，“我好几次都想要自杀”。她决定加入茂幸雄，用自己的方式，尝试抚平这种伤痛。
麻薯屋 受访者供图
麻薯屋人来人往，茂幸雄常给客人们做白萝卜年糕和麻薯，“它能唤起和亲友间的美好回忆，毕竟过年团圆吃的就是这些。”川越太太说。他们尽可能在每一个细节里留住生命的可能性。麻薯屋外，街道旁的杂货摊上，也开始售卖印有“大丈夫（日语，没关系）”的T恤衫。
这也是最打动张侨勇的地方。一些轻生者来到东寻坊，是否站上悬崖已经不那么重要，他们只想去川越太太的麻薯屋坐一坐，和茂幸雄聊聊天。
一位年轻人，工作失意，陷入焦虑，他无处可去，再次来到麻薯屋。茂幸雄和他面对面坐着，耐心听他倾诉。“我又开始忧郁了，我有种不安定感，但我妈不想听，或许您能理解。”年轻男子缓缓地说。
茂幸雄温柔地握住他的手，想给他勇气。等他发泄差不多的时候，茂幸雄拨通了母亲的电话，他知道，那是症结，年轻人想听母亲告诉他，“没关系，慢慢来”。
“在家自杀更容易——为什么人们要开车几小时到这样一个偏远的海岸目的地？”张侨勇说，茂幸雄的理解是，“他们来这里，实际上并不确定真的要结束生命，他们来这里，是一边欣赏美丽的风景，一边思考问题。”
对于这些徘徊在生死关头的人来说，茂幸雄与团队的介入，为他们“创造了一个窗口期”，在合适的时间，以恰当的方式干预，他们也许就能救下一条生命，“那就是他作为（生命）守门人的方式。”张侨勇解释。
拍摄期间，张侨勇留意到一组数据，2015年，日本官方登记的自杀案，有24025件，每天将近70人自杀。
日本社会对于自杀的态度很“宽容”，有人甚至将其视为“负责任”的表现。比如，面对难以忍受的经济社会压力，一些老年人认为，自杀是爱家人的体现，就像武士切腹被看作是对失败的正当回应。失业、抑郁、社会压力一直是排名靠前的自杀动机。2015年，一位71岁的日本老人在新干线自焚，据说，他淋汽油的时候曾把别的乘客赶走，说有危险，还有人称看到他满含眼泪。后来，人们走进他的生活才发现，老人独居，无业，平时捡易拉罐卖钱。
衰老、贫穷、精神压力，人们绕不过的问题。
茂幸雄的出现，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某种参考答案。但质疑声也常在。2004年刚起步时，很多人觉得他疯了，告诉他别多管闲事，“你要怎么救没救的人？”还有人说，“你傻了吗？”
类似的问题，也有人向张侨勇提出，“如果有的人不想活，为什么要介入，去救他们呢？如果离开人世，他们更快乐呢？”他认真思考了很长时间，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只在极个别的情况下，比如绝症，我认为辅助自杀是可能的。比如在加拿大，为这样的人提供安乐死服务，是合法的。”但一个人仅仅是因为情绪沮丧、心碎、金钱问题或其他任何情况，想要放弃生命，他认为有必要为他们提供一个被治愈的机会。“生活太脆弱了”，他不停强调。
影片中，张侨勇捕捉到一个镜头：一位男士驱车前往麻薯屋。几年前，他尝试自杀，服过药，上过吊，后来看到东寻坊的新闻报道，找机会爬上了断崖。正在他游移不定时，“就被某个怪人攀谈了”，他回忆。那个怪人是茂幸雄，他照例巡逻，发现了这位男士。他上前寒暄，把他带回麻薯屋，听他的故事，也顺势打消掉他寻短的念头。
“自杀是个烂主意”，他告诉那位男士。
救下他后，茂幸雄还为男士提供庇护、友谊和后续行动。如今，男士还时常回到麻薯屋，和茂幸雄、川越太太聊家常。茂幸雄听说他女儿也想来吃麻薯，“我女儿？我叫她不要来烦我们。”男士开玩笑说，两位脸上都挂着轻松的笑。
围绕在茂幸雄周围的，是这些以另一种方式看待死亡的人，“对于一个失落、抑郁的人来说，与他们相遇，令人欣慰，因为跟他们可以坦率地讨论自杀。”张侨勇说。
问题也随之而来。摄影机的介入，势必打破茂幸雄与轻生者之间的这层“坦率”。如何正确拍摄、保持距离，成了摄制组绕不过的严肃讨论。张侨勇回忆，他们定下规则，假如，茂幸雄没能救起某个人，他们一定关闭摄像机，停止录制。幸运的是，茂幸雄与团队已形成一套详尽的判断方法，“他们从未失去过任何一个他们在悬崖边碰到的人”，张侨勇说，“目前已救起640人，数字还在增加。”
纪录片剧照 受访者供图
作为拍摄者，张侨勇团队也一直在观察、学习。他们躲在长焦镜头后，通过镜头留意到一些动作，比如，一个人独自走在规定的旅游道路外，一个人穿着轻便或没有携带背包，一个人看上去有些郁闷……他们也会惊呼，“我的天啊，这些可能是潜在的（自杀）尝试者。”
很快，他便发现，“这几乎可以描述我们遇到的每个人”，张侨勇意识到，“茂幸雄和他的志愿者日复一日地通过这项工作，确实学到了更好的技能，而我们无法正确地做到这一点。”
拍摄之初，他乐观地以为，能捕捉到茂幸雄救人的场景。一周过去，没有发生，两周过去，还是没有，直到第三周，那位背着黑色背包的男孩，出现在茂幸雄的望远镜里。男孩瘦高，留寸头，戴眼镜，穿一件深蓝色衬衣，他只身一人，站在悬崖上，不时趴在悬崖边，沿着断崖，往下看。茂幸雄转身对森冈说，“请川越太太找他去麻薯屋好吗？”
男孩走进麻薯屋，与茂幸雄、森冈进行了一场对话。他坦诚地回忆尝试自杀的念头，作为普通人的害怕，茂幸雄与森冈适时地安抚为他舒压。张侨勇拍下了整个场景，以一种几乎不被察觉的方式。这很难得，“让我们有罕见的机会去了解轻生者当时的想法”，张侨勇感激茂幸雄，“他是我们的向导”。
四个礼拜后，拍摄结束。素材最后被装进39分钟的片子，在2016年参加了多个影展，并获选当年洛杉矶影展最佳纪录短片。去年年底，《生命守门人》在国内与观众见面，“当看到落难之人，怎会不去想到帮一把呢”，网友观后评论。
张侨勇离开东寻坊，没再回去过。他时常与宫川绘里子联系，他正忙于预防自杀的全国巡演，还出了书，仍然关注麻薯屋的动态。
茂幸雄一如既往地巡逻。拿着他老旧的望远镜，佝偻着背，站在悬崖边，排查每一个角落。他多年搜集的数据显示：人们只会在东寻坊日出与日落间自杀，不会在下班时间自杀。为了配合他摸索出的规律，麻薯屋只在早上九点到下午五点开门。他还发现，自杀率最高的时间是周末过后的周一和周二。人们不会在周三自杀——这天是麻薯屋的休息日。这多少也印证了，人们来到东寻坊，思考死亡的同时，也在期盼新生。
正如茂幸雄所说，“你环顾四周，石头的裂缝中生长着树木，这是人生的起点，而不是终点。”
（应受访者要求，贴出“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官网地址：http://www.crisis.org.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