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房租可以调控吗
在前面的文章我们写到：
一个城市房价可以高，但房租往往不能太高。只要城市的产业在，就永远能吸引相应的产业人口流入。而如果相对于收入，连租房的成本都无法承担的时候，城市的大门，才意味着最终被关上了。
进入2019年以来，伴随着房价的暴涨，还有房租的整体提升。苏州的房租再也不像2年前那样温柔可亲。而乐伽公寓的暴雷，房东与租客的互相伤害，又给很多年轻人上了初入社会的残酷一课。
自今年五月新政以来，政策不断加码，终于让苏州火热的楼市走向了稳定，原来抛高的价格也开始走向回落。从九月份的成交情况来看，交易量就走向了腰斩，高企的二手房成交乏善可陈。
9月17日苏州二手房签约数据
7月18日苏州二手房签约数据
那么，可不可能有类似楼市新政一样的强力政策，让租房的租金也保持稳定呢？
02
以史为鉴
近期在闲翻史料的时候，赫然发现，原来在中国近代史上，1910，1927年爆发过两场要求房东减租的运动，史称“房租减半运动”。而这场群体运动的发生地，正是在居不易的上海。
当时的上海，租金是一个什么情况呢？
1920年代的上海，普通工人每月的工资，大概在20大洋上下（以下简称元），当时的物价水平，十斤大米一元钱，普通人的工资水平差不多相当于买到200斤大米。当时的上海家庭，如果月收入超过50元，就属于小康水平；家庭月收入如果超过一两百元，就属于中产阶层了。
但此时上海，房租已经很贵了。1921年，失去军职的张治中，在上海法租界租了一个小房间，月租就要16元，相当于当时上海普通工人近一个月的工资。
为了节约房租，当时，屌丝郭沫若就和上海绝大多数的租客们一样，租住一种名为“亭子间”的小房间。
亭子间实景图
与郭若沫相比，徐志摩则实在是要爽歪歪了。当时在上海三所大学任教，一家大学平均给他200大洋的工资，徐老师一个月收入能达到600大洋，基本上属于现金流爆炸的富豪了。所以徐志摩可以住着大洋房，雇着几个女佣，和自己的新婚妻子陆小曼一起过着不羡鸳鸯不羡仙的日子，时不时还能开个上海高端交际圈的趴体。
但上海的大多数人，是远远达不到徐志摩和郭若沫的居住水平的。更多的人连亭子间也租不起。
为了节省房租，无数的新上海和老上海人，纷纷选择了在臭水沟旁、垃圾场上，自己用茅草、芦席、竹竿、木棍、黄泥等“建筑材料”搭起了“有碍观瞻”的棚屋。
于是，在1927年4月3日，3000多位来自上海各地的租客，聚集在上海公共体育场（今上海沪南体育活动中心），集体要求“上海房租减半”运动，随后，他们成立了一个团体叫做“上海房租减半运动会”（后于当年4月30日改名为“上海房客联合会”）。
除了“上海房租减半运动会”，租客们还成立了例如“淞沪房客总联合会”、“上海房客减租总联合会”、“汉口路房客减租联合会”等租客组织，他们的目标都很明确，就是要求“减房租”，为此，他们还联合出钱登报呼吁。
轰轰烈烈的房租减半运动，开始了。
03
房东和租户的对决
《申报》在1927年4月刊登《淞沪房客减租运动大会通告》。核心诉求如下：
1）话说资产阶级们，坐拥众多房产，而我等平头百姓，只能寄人篱下，租住陋室，聊以遮风蔽雨。结果资产阶级们还贪得不厌，不断涨房租，搞得老百姓们每月收入几乎五、六成都要交给房东。日子越过越苦。
2）我们现在不求打倒资产阶级，只求房租打个对折。房东们你们都是有钱人，打个对折，毛毛雨啦！对我们小老百姓可是解了燃眉之急啊。
3）我们组织这个“房租减半运动会”，就是希望能够为全上海市民说句公道话，并向房东、向上海特别市党部及市政府请愿，表达我们的诉求。
看到这种情况，上海的房东们也紧张了。
在上海滩，1927年4月上旬，以虞洽卿、陈炳谦等为首的房东大佬们也迅速联合起来，成立了“闸北产业工会”，随后，上海南北市房地产业主联合会也正式成立，当年4月12日，上海的房东们，针锋相对在《申报》上发表了一份《产权联合会宣言》，房东们的观点如下：
1、房东、房客，相互之间根本就是对等的双方。有些人说房东是资产阶级、房客就是劳动人民，这纯粹是扯淡，挑拨离间之计好不好！
2、房客当中，不乏身家颇丰，富有田产的人，房东里面，也有很多原本靠着辛苦打拼才有了如今这番产业的劳动群众。说到底，房东房客一家亲啦。
3、觉得房租太贵，大家都是文明人，可以坐下来谈的嘛！干嘛动不动就扣帽子、打棍子，骂房东是军阀、走狗、帝国主义的奴才。难道做房东的就有原罪，就应该给房客宰割吗？
大家各执一词，闹的不可开交，淞沪警察厅必须出面了，到最后发布公告，就减租一事发表最终裁决意见：
1、近来房客、房东就房租减租问题，闹得不可开交，更有房客不付房租、房东断水断电的事情发生，这很不好！
2、对于房租问题，我们也做了研究，价格的确不低，但要说直接打对折，也不太现实，具体数额还得酌情考虑。房东嘛，也应该考虑降一点。这样吧，就以去年（丙寅年）六月的房价作为上限，不能再涨了；
3、包括小租在内的种种陋习一并禁止；
4、本厅长有维护社会治安的责任，自本布告发布之后，再有敢闹事，一律追究严办！
面对此种不痛不痒和稀泥的政策作风，文豪鲁迅也无可奈何，1932年3月2日，鲁迅跟朋友许寿裳说，他在上海都不敢轻易换房子了，因为每次换房子，就得交一笔巨额顶手费，连他这种月入四五百大洋的“文豪”都觉得受不了了，鲁迅抱怨说，上海房租实在太贵：
“屋少费巨，殊非目下之力所能堪任”。
04
历史的余波
在这种难以承受的压力下，南京、北平（北京）、成都、武汉等城市的租客们，仿效此前上海的“榜样”，纷纷发起了要求房租“减租运动”，到1934年，作为房租“减租运动”先驱城市的上海，又再次爆发了要求减租运动。
为了安抚民心，1935年，阎锡山正式下达限租令，规定太原城内的空置房必须一律出售或出租，并给每条街巷的房屋租金设定了一个上限，只要超过上限，房客可以检举揭发。
1949年4月25日上午，蒋介石带着儿子蒋经国，最后一次登上了故乡溪口镇的飞凤山，并在山顶眺望故乡。后来，蒋经国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写道：
“天气阴沉，益增伤痛，大好河山，几至无立锥之地。”
此时，由于经济崩溃、房租暴涨，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也几乎无立锥之地。而国民党政权，也进入了风雨飘摇崩溃的前夜。
温故而知新，从晚清到现在，住房问题一直困扰着每一代人，居大不易，或者，真正能解决住房问题的就靠这句话：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