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篇为大学时所写旧作，曾发表在《诗刊》《读书》等杂志，今重录于此。

一

怦然令我心动的是新诗已经跌跌撞撞走了近一百年，她裹挟着五四的猎猎雄风昂然而来，并且必将伴随着市场经济的滚滚浪潮凛凛而去。

一百年以来，跌宕起伏、风风雨雨，诗歌一直勇立潮头，吟唱出每个时代的最强音。为新文化、新思想摇旗呐喊，她是自由女神手持的最锋利的长剑；为新中国、老百姓热情歌颂，她是亿万人民当家做主最幸福的召唤；为八十年代、热血青年疯狂歌唱，她照亮了一代人的理想与期盼。新诗，无愧于文学的先锋与旗手。

然而这些年她却沉默了，出奇的沉默。并逐渐淡出你我的视野，开始走向史册。大家只能从书本上去追忆那个年代的烂漫与痴情，甚至再去读那些动人的诗篇依旧激荡不起心底的微澜，至于那群早逝的天才们的热切的呐喊、美丽的面孔也变得模糊而怅惘，成为今人茶余饭后的笑谈。

曾经浑厚如黄钟大吕般的音符已不再，曾经青春肆意摇曳的风铃已不再，当我们跟随风之回音，追寻梦之翅膀，蓦然发现，那段金碧辉煌的时光已不再。

当我们开始追念新诗的时候，也许笔触更应伸得久远一些，辽阔一些。如此或可为新诗梳理一个完整的生命系统。

二

华夏文学长河的源头有两处，一是淌出蓝墨水的汨罗，一是吟出“关关雎鸠”的水湄。从此浩荡的诗歌长流就浸润了这片神圣的土地，并且开出了一朵又一朵绚烂无比的鲜花。

从四瓣到五瓣，从隐逸菊到贵牡丹，诗歌的芬芳沉醉了无数个朝霞夕阳，点亮了亿万条穷街陋巷。冷僻的田间地头、凛冽的塞外大漠、幽深的宫城朝堂也因此变得炯炯兴奋，变得烈烈扬扬，变得熠熠生光。

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苏轼…….每一个吟唱者都被那些响亮的曲调镀上一层金黄，那高扬的人格魅力与这些传世的篇章交相辉映，相得益彰！

这是中华古诗词无尽的魅力！也是那群诗人的魅力！

最见风味的茅舍必然处于乡野，成人搞怪卖萌往往令人咂舌，只有在古代，诗词才会绽放异样的光彩，那是全民皆诗的年代，无论是帝王将相亦或山野村夫，他们都能轻轻吟上几句，人们的言行举止、交际往来都与诗词构成最舒心的和谐。

他们的生命带着诗意，他们的呼吸散发着墨香。

古诗词有时甚至超越一切藩篱，古代以诗扬名富贵终生者不知凡几，政治家们也常常为争夺诗人而屈尊就顾。王允虽因智除董卓而闻名天下，却因妄杀蔡邕而备受指责。蔡文姬一介女流却被曹操多番打探，以重金赎回，不为别的，只为她的诗歌。

甚至在当今的四十年代，毛泽东也凭借一首大气磅礴的《沁园春雪》而为两dang相争拉取了不少砝码。这样的故事听来是多么的荡气回肠，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无限的向往，更是今昔对比的一份无奈的叹息与凄凉。

唐宋的壮丽诗篇依然在史册中飒飒作响，只是那份神韵雅趣却已永久地消亡。诚然，我不否定当代古诗词的成就，甚至以为当代很多诗歌高手即便置身古代也毫不逊色。

不同的是，古诗词是以其广阔的社会必需性为背景，因而特别洒脱自然顺畅，而当代诗词的写作终究是刻意为之，行唯美唯丽的幽径，却失去了整体的社会依傍。

诗人们不管写得多么得心顺手，社会接纳度的越发降低也不断消磨着诗人们的热情。时间一长，敏感的他们便因着心灵的孤独而走向风格的转向。

换言之，我们失去的不是古诗词，而是整个的人文气氛与社会接纳度。古诗词的接力棒应该交给新诗了！

毕竟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样式，旧瓶装新酒的做法固然可喜，只是唐宋的美味琼浆最适合五言玉壶、七言瓶装，如今坚持用五粮液的瓶子装可口可乐，不知到底是满口碳酸还是玉醴金浆？以今人之口高歌古时之月，“千里婵娟”变成了“月亮之上”还剩下多少诗意的向往？借琉璃俗世攀援簪缨诗文，“娇花照水”演绎成摩登女郎又有几丝无奈与悲凉？而我们年复一年地增砖添瓦除了修饰唐宋往昔的辉煌，更有多少砥砺了新时代诗歌的发展方向？何况今人的眼光亦很难在这些少有的佳酿中停留一晌。

三

面对浩瀚的诗歌海洋，无数人继续沉浸在古风遗韵里怡然徜徉，孜孜不倦地续写着诗词传奇，希望为诗坛的革新找到妙方。

有时候我也真的希望自己能够永久沉浸在古诗词中永不醒来，期待更多人擅长此道，可是良知告诉我，我们的生命力需要更广阔的伸展，我们需要从古诗词中、从更加辽远的视野中受孕，慢慢分娩出更壮丽的诗篇。

事情在静静地等候中开始发生质变。

辛亥革命到来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慢慢启程。

一场新的文学革命势在必行，而作为传统文化的守门人的诗歌无疑首当其冲。于是在梁启超“诗界革命”的呐喊声中，无数新的知识分子遥相呼应、蜂起云涌，他们跃跃欲试、摩拳擦掌，几欲在新诗中大显身手，向着旧体诗词声势浩大地进军。

胡适首先发难，以《尝试集》作为号角；郭沫若积极响应，裹卷着浩荡的《女神》作为驰骋诗界的长剑；冯至、冰心、宗白华等人紧随其后，一场朝向旧诗词的冲锋很快取得了初步的胜利，他们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先锋队。

稍事调整之后，以徐志摩为代表的新月派，以李金发执牛耳的象征派与为蒋光慈马首是瞻的左翼派再次向进攻诗坛，占据制高点。

与此同时，戴望舒、艾青、穆旦、臧克家、何其芳等一大批热血斗士披坚执锐、奋然出征，不久与前师会盟。至此，新诗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逐步走上繁荣，摇曳成新文坛中一道靓丽的风景。

这是新诗的奠基时代，她在人们巨大的争议中总算慢慢站稳了脚跟。

虽说是百年诗坛，然而第一阶段的重要性尤为突出。毕竟在辉煌的古典诗歌面前，新诗的合理性一直尴尬无比。诗人们在大家的期望与质疑中负荷上路，他们一方面想要完全突破古诗的束缚，一方面却没有像样的力作来支撑自己的雄心。

事实也证明，尽管自由体、新月派、象征派、现代派等的诗歌点燃了人们的激情，可是如今回望，这些作品并没有彰显出更大的价值，甚至愈发遭到今人的怀疑，以至于建国后、八九十年代的诗歌没有顺势承接而是依旧在不断探索。

我无意对新诗评头论足，也不敢对名家指指点点，更无开拓诗歌新领域的勃勃雄心，只是在梳理新诗发展的历程中，总觉有些东西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都说新诗无章可循，随性自如，殊不知新诗的发展走的是“一体两翼”的路线：以汉字为主要载体，以西方诗学、中国古典诗歌融合为一翼；以挖掘千年潜藏之‘自我意识’与承接古来社会责任感结合为一翼。

两翼保持平衡，方可翱翔太空；两翼若是失控，高飞终难远行。

事实证明，每一次诗歌高潮的到来都可以看到古典诗词与外国诗歌的影子。一味盲目西化与简单自铸伟词都是不成功的尝试。每一首广为流传的佳作必然是情感自由充沛、行文舒畅自然、音韵和谐完美的统一。情感可以毫无节制，入诗则须醇正雅致；思维可以纵横驰骋，行文却当有法可依。

胡适的诗歌开风气之先，完全打破古典诗歌章法，以决绝的姿态与旧诗词划清界限，但是只为借鉴西方自由体式，以致于抒情不足、啰嗦有余，几首小诗也成为在当时和如今看来都蹩脚的顺口溜。

郭沫若携《女神》横空出世，其诗深受美国浪漫主义诗人惠特曼影响，大气磅礴、洋洋洒洒，犹如惊涛骇浪，有排山倒海之气势。

遗憾的是完全罔顾古诗词抒情范式，情感少有节制，语言失之粗糙，狂放无忌，历史性价值大于文学性价值。同期的宗白华与冰心的哲理抒情小诗倒是风靡一时，语言凝练、意味隽永，只是容易流于粗俗，终难以蔚然成风。

在第一批诗人里边，湖畔诗人值得一提，他们的爱情诗开启了当时无数少男少女的心扉，那些热烈的字句无数次偷偷跑进青年男女的梦里。只可惜昙花一现，化作新诗星空的耀眼流星。

当然最为人称道的诗人莫过于冯至，他应该是“一体两翼”较好的践行者：莎士比亚式的自由情感与中国古诗词的韵味巧妙地结合，诗歌内容小我大我的广泛性。他虽非最杰出的抒情诗人，但足可以列席。

这一阶段以胡适为首的诗人由于过分西化的诗风，使他们的这些所谓新诗并没有完全担负起人们的期望，反而让人疑虑重重，颇为失望！

因为他们忘了，他们忘了“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的古训，忘了在世界语言中图画视像特点最强的汉字才是诗歌最有效的载体，忘了再有力的思想依托于夹生的语言也会变得含混不清、晦涩难明！

第二阶段的诗人们看到了自由体的散漫流弊，他们开始回归古诗词的典雅精致。新月派登上历史舞台，徐志摩的《再别康桥》、林徽因的《你是人间四月天》、朱湘的《采莲曲》完美地呈现了闻一多提出的“绘画美”、“建筑美”、“音乐美”的诗歌理论主张。他们鲜有的佳作、多彩的经历也成为后来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与之齐头并进的是以学习法国浪漫主义为主的早期象征派。说到他们我更愿意搬出稍稍靠后的同样师法法国的现代派。

李金发与戴望舒，一个囫囵吞枣，掌勺的时候辅之以感觉、潜意识、象征、暗示等技巧，配上坟墓、枯骨、乌鸦、尸体等西方佐料，做出一盘大杂烩。另一个则不同，他始终坚持以中国原料为主，仅仅是借鉴西方烹饪技法，做出的现代派诗歌大菜美味可口，尤其是《雨巷》，至今令人齿颊留香！

经过前辈诗人们的不懈探索，终于迎来了诗歌的又一高峰期，穆旦与艾青的出现宣告了新诗的合法性地位正式确立。穆旦的诗歌不单是中西方结合的杰作，更是批判自我、批判世界的楷模。

他的《赞美》《爱情》等诗所彰显的知识分子自觉承担的意识既是对鲁迅精神的最好传承，也赋予了其诗歌独有的丰富性、深刻性。

艾青以那首《大堰河，我的保姆》闻名诗坛，这首饱含诗人情感的作品所具有的催人泪下的力量使同期其他诗人的作品难以比拟，当然今天我们在声律和谐方面过分苛责艾青显然有失公允。

在这些大诗人之外，还有一批风格迥异的诗人，譬如左翼诗人蒋光慈，用新诗为革命奔走呼号；譬如泥土诗人臧克家，用诗歌为旧中国农民喊冤申诉；譬如抗战诗人何其芳，用诗歌为热血儿郎摇旗呐喊……

新诗发展到此，名家辈出、佳作迭起，古今中外各种技法也被诗人们纷纷引用，尽管有时候并不娴熟，但是他们的煌煌功绩也渐渐得到世人瞩目，大家期待诗人们在新时代创造出更多的杰作。每个人都在呼唤伟大诗人的到来，呼唤伟大新诗的到来！

四

接下来的事情该如何铺展呢？新中国成立了，新诗的队伍很快被收编，光荣地无奈地成为服务于亿万民众的文坛正规军。诗人们怀着对新中国的热爱，再次迸发了持久的热情。诗坛老将风采依旧，后期新秀意气风发。

他们赞颂伟大的党和人民，高唱时代的美好与新生；他们或以诗歌作长戟，投向“万恶的zi chan阶级”，或以诗歌作明灯，点亮十年的漫漫征程。

我不知道该以怎么样的笔触展开对这段诗歌的评价，清一色的歌功颂德，从集体化到群体化的写作。新诗的生命变得枯槁而干瘪。

然而，在万马齐喑之中，依然有零星的光亮，这些光束在地火里游走，它们不断发酵、不断汇聚。只要我们打开一个小口，它们就能喷薄而出，照亮一个民族二十几年的血泪倾诉。

闻捷、郭小川、贺敬之也许是这些光束中最耀眼的几束。

闻捷的诗歌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情，他那些远离政治事件的劳动爱情抒情诗如《天山牧歌》自然明朗，为那个疯狂的年代带去一丝生命的色彩。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诗中的心理描写也给后来的诗人很多启发。

郭小川的政治抒情诗向来为人称道，《致青年公民》组诗、《望星空》、《甘蔗林——青纱帐》等诗无不以整齐的格律、磅礴的气势给人狂风暴雨般的冲击。他所创造的新辞赋体融古今诗律于一炉，及中外技法于一处，跌宕起伏、宏阔澎湃，铿锵有力。

尤其是《祝酒歌》，既有民歌特色，又语言精炼，极易传唱。总之，他的诗歌所体现的昂扬的斗志、奋发的精神、雄浑壮丽的气魄都为那个年代做了最好的注脚，而且为以后新诗的发展也提供了一种值得借鉴的方式，现在很多新生代诗人的作品往往就有郭的影子。

不过令人纠结的是这样一位诗界天才却因为时代的原因没有突破政治的藩篱，他的诗歌绝大多数缺乏真情实感，流于空洞地吟诵。

在如今大家有意淡化意识形态的今天，郭小川新诗的价值似乎一直得不到公正评价，这一点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同期的贺敬之也是中西结合的诗界巨子，《回延安》《桂林山水歌》就是民歌与古诗、信天游体与楼梯式结合的最好产物。

如果说五四以来以沈玄庐在1920年发表的《十五娘》首开叙事诗先河，诗人们的叙事诗只是牛刀小试的话，建国后的二十几年政治的催熟剂却将叙事诗推向一个畸形的高峰。

郭沫若、艾青、胡风等等一大批诗人投入史诗的宏大建构之中。然而事与愿违，他们的作品并没有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甚至某种程度上成为他们诗人身份的一大败笔。

说到这里，我们不得不追溯一下历史。中国古代没有固定的诗人与作家，这些名号大都是官员的附属品，诗人们汲汲于名利，向来不会为博取诗名而放弃功名，诗文创作也就自然而然成为他们茶余饭后的消遣，至于公文创作则不在其列。

诚如黑格尔所言，中国是一个没有史诗的国度，因为再伟大的诗人也不会穷尽一生投身诗文创作而不去力图左右朝政，加之中国古人过早的理性信仰使得神话的种子刚刚萌芽就逐渐夭折，于是我们产生不了《荷马史诗》，产生不了《伊利亚特》，纵然是屈原式的诗人，其《离骚》也不过是个人抒情的高度泛化，而绝非叙事性的史诗巨作。

这不是古典诗人的过错，而是中国独特的文化系统造成的。

譬如，写意的中国画与抒情诗的完美对应彰显了中国古人重意不重物，求神不求形。而西方讲求完美再现的油画与如实展示的叙事诗同样构成和谐统一。

因此，古代中国的诗歌向来不担负民族史诗的任务，而这一切的建构恰恰就落在了史官的肩上，《史记》无可辩驳的成为东方的《伊利亚特》，司马迁无愧于是中国的荷马。

明白这一点，中国古诗抒情性的特色就显露无疑，短小精悍的篇幅也为抒情提供了最好的载体，而新诗想要在叙事诗领域开辟新天地着实不易。

不无遗憾地说，建国之前，除黄震遐的《黄人之血》以凌键的气魄独树一帜之外，诗人们鲜有佳作问世。而建国至今，除了李季、阮章竞、海子等叙事诗略值一提外，其他诗作鲜有可圈可点之处。

而李、阮的诗则是借助民歌体的载体，成为“大跃进”催化的“新民歌运动”的黯然收束。海子的诗同样处于巨大的争议中，他那企图融汇古今，师法莎士比亚、歌德以建造中国史诗大厦的几部实验作品最终演奏成一曲无可奈何的叙事诗挽歌。

当然，如果我们将视野稍稍拓展一下的话，藏族的《格萨尔王传》彝族的《阿诗玛》等却是卷帙浩繁、大气磅礴的史诗，可惜它们一直被屏于主流文学之外，得不到应有的重视，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巨大遗憾。只能寄希望于后来者挖掘其价值了。

这段历史的新诗一直被政治阴影所笼罩，无法绽放生命光彩，其价值也就愈发被后人贬低。刘勰曾言“昔诗人什篇，为情而造文；今人赋颂，为文而造情”。不得不说，郭小川等人的很多诗歌情感匮乏，与汉大赋区别不大，这也是造成其价值不高的根本原因。

当然拨开历史迷雾，我们应当对那一辈人抱以宽容，毕竟生命意志已然被打压，又遑论其他呢！

当我们在叹息悲惋这些诗人佳作不继之时，台湾的诗界却摇曳多姿，余光中、席慕蓉、洛夫等人佳作频出，声闻两岸四地，为我们带来一丝慰藉与启迪。

余光中的诗歌最具古典韵味，从《舟子的悲歌》到《白玉苦瓜》，再到乡愁系列，他无疑是中外诗风融合的圣手，他诗歌所具有的具象美、密度美也是其他诗人望尘莫及的。

同时，他又借鉴民歌、自由诗体创造出独具特色的“三联句式结构”写下《等你，在雨中》《莲的联想》等名篇。直至今日，这位白发苍苍的乡愁诗人笔耕不辍，这实在值得值得大陆诗人们反思学习。

源自内蒙古的席慕蓉既有大草原的豪迈旷达又有南方女子的温柔婉约。这在她的诗歌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一棵开花的树》与《长城谣》并行不悖，《楼兰新娘》与《出塞曲》相得益彰。

她的诗歌最大特色就是独特意象的设置和脱胎于古诗词的语言，可以说席慕蓉的诗歌是当代华语文学的一大奇观。

最后说一下大家相对不太熟悉、在台湾却诗名鼎盛的洛夫，他以早期的超现实主义诗风赢得“诗魔”的美称，之后蜕变为师承古典诗歌落实生活的诗人。“从明朗到艰涩，又从艰涩返回明朗”洛夫一直在自我否定与肯定的追求中延续诗歌创作。

他的代表性作品是华语第一长诗《漂木》诗中所表现的的漂泊的天涯美学与宿命意识令人震惊。也许这将是话语叙事诗的一大力作，只是其价值还有待时间检验。

对比海峡两岸建国之后的诗歌情况，不难发现，只有宽松的环境才能为诞生伟大的诗歌创造条件，只有融汇古今、打通中西才能分娩无愧于时代的诗篇。

五

诗人终究是社会最敏感的神经末梢，也是黑暗风暴最早的觉醒者与反抗者，甚至是毁灭者与殉葬者。新诗的第二阶段是一个疯狂的时代，也是破蛹成蝶、蚌病成珠的时代，诗人们在黑暗中慢慢觉醒，他们开始意识到集体无意识的诗歌是死亡的文字，他们要发出来自灵魂深处的声音。

于是，压抑已久的地火开始喷发，打磨十年的利剑铿然出窍，伏枥数载的骏马长嘶奔腾。

于是，食指高喊“相信未来，热爱生命”，北岛宣告“我不相信！”，舒婷呼唤平等的爱情。于是，朦胧诗、新生代诗歌急速崛起，这是一支独具特色的新诗队伍，这是一群高扬自由叛逆的新生诗人。

顾城领着我们“向着没有被污染的地方，出发。”；海子为大家精心建造了一座“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屋子；汪国真鼓励我们“要输就输给追求，要嫁就嫁给幸福”。

这是值得歌唱的八十年代，这是诗意氤氲的九十年代，每一个人都在烂漫的情怀中沉醉，每一颗心都在放肆的青春里奋飞。

这一阶段白洋淀诗派、食指等人的诗歌技巧性的重心地位早已让位于奔放的情感性。食指的《相信未来》《这是十点零八分的北京》以其痛彻心扉的呼喊惊醒了无数沉睡的青年，一批老诗人带着满身的伤痕勇敢归来，与青年们遥相呼应。

诗歌的新时代终于到来了，一群新生代诗人的闪亮登场预示着二十世纪最后的诗歌晚宴开始了。

朦胧派的大多数诗人底蕴并不深厚，也没有诗歌缘起，但是现当代文学多元化的环境、世界异彩纷呈的诗歌流派、国内诗界二十几年的“沉寂”为他们提供了最有利的契机。五四的自由号角再次吹响，诗人们以其特有的叛逆精神执掌诗坛。

在北大谢冕等人的力挺下，北岛、舒婷、顾城等人怀着不解、怀疑、愤怒、抗议等错综复杂的情绪书写下一首首振聋发聩的诗篇。北岛的《回答》《宣告》最先反映了一代青年从迷惘到觉醒的心声，十年动乱与荒诞带给了北岛独特的抒情方式，即理性思辨与异常冷静。他满眼俱是肮脏与混乱，企图用诗歌营造一个崭新的理性的世界。

舒婷相对而言要细腻柔和得多，她以女性特有的敏感展示了对世界、对人生、对爱情的思考与关注。而且多种表现手法的运用使她的诗歌易于朗诵，较之食指、北岛等人更具感染力。除了人们熟知的《致橡树》《会唱歌的鸢尾花》等诗，她的诸多抒情小诗似乎更得诗家三昧。

顾城的诗象征意味最浓，也最具童真童趣，在他少有的佳作里边，更像格言而不是诗歌的《一代人》尤为人传诵。

朦胧诗流行的时间并不长，这是由于时代的迅速更迭以及那些朦胧作品有限的含金量而致。迅速冒起的后朦胧诗与第三代诗等等延续朦胧诗的余波，继续书写着新诗的传奇。只是这些诗人的作品再也难以博取人们超高的热情了。

海子一直被人目为天才诗人，他短暂的生命与大量反传统的写作也使其愈发神秘。他竭力冲击生命与语言的极限，力图以宏大的史诗来营造自己的诗歌王国，令人叹惋的是，除了《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等少数抒情短诗被人激赏，他的大型史诗一直在人们的争议中渐行渐远。

被人称为二十世纪最后一位辉煌诗人的汪国真以通俗浅显的“青春寄语式”的短诗在世纪最后十年抢占诗坛，虽然一直被主流诗坛排斥，但是汪在当代所具有的最广泛的读者群与最巨大的市场却常常使那些以知识分子诗人自诩的人气愤不解。

他的诗歌并不深刻，甚至十分肤浅，但是清新别致、合辙押韵，给青年人振奋，尤其迎合九十年代以来被经济大潮冲荡的广大青年们的迷茫状态。而这一切，朦胧派、莽汉派、知识分子诗人们显然做不到。汪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就是民间诗人的崛起有时也为新诗的发展提供另一种可能。

然而，这似乎也是世纪最后的辉煌，随着经济大潮的冲击，诗坛被击打得七零八落，“新乡土诗”“第三条道路写作”“垃圾诗派”等等勃然兴起，这些诗人在消解诗歌的同时也渐渐被时代所抛弃，“诗歌死亡”的时代悄然来临……

六

遥寄百年诗坛，总有些许惆怅，新诗还能不能重振雄风。这成了摆在无数人面前的棘手的问题。

其实当我们惊异于古诗词的巨大魔力与持久生命力的同时也应当熟稔它与时代水乳交融的关系以及扮演的重大角色。

从“不学诗，无以言”的言辞功能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修身作用，从“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莫善乎诗” 的教化作用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的政治功能，诗歌向来不是单独存在的，士人们小到进军仕途，大到修齐治平，近为言志抒情，远为青史留名。诗歌无疑是孕育他们纵横驰骋、“立德”“立言”的最好温床。

而新诗显然不具备这样的有利条件，诗人的多重身份也变得单薄可怜。“载道”“言志”也不再是诗文的专利，小说的奋然勃兴、杂文的异军突起以及现在网络、电影的大行其道让诗歌的功能愈发有限。

诗人们依旧是社会变革最敏感的神经末梢，可引领社会思想的良知却开始让位于其他文体家。大环境的骤然转变使得诗人的地位变得尴尬无比，诗歌开始成为一种精神的自娱自乐，尽管这才是诗歌的本然处境，只是对于长期处于政治舞台与文化中心的当代诗人而言，一次次痛苦的心理波折也就在所难免了。

这样的场景自然使人忧心忡忡，然而褪去诗歌神圣的光环，使其回归本然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真正的诗是心底的歌。所谓“情动于中而行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小而言之，诗歌是人类炽烈情感的最集中表达；大而言之，诗歌就是一种当今社会和谐的生活方式。心中有真情，上冲可为虹霓，落地可为金石。真情永在，诗歌不灭。

有识之士如欲振兴诗歌，我以为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诗歌内容方面继承古代“兴观群怨”未尝不可。

诗兴以激发我们的志气，百般忧愁无处可解，不如往诗歌之中寻个妙处。

诗观以洞悉天地万物、社会百态，新诗更应当“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生活有多广阔，诗歌就有多广阔。

诗群以广交天下良朋，以诗会友，以友辅仁，何乐而不为？

诗怨以指点江山、品评天下。

古代以诗讽谏之事多如鸿毛，而新诗百年却鲜有涉及，虽说鲁迅式杂文曾经一统评论界天下，但是新时代，我们完全可以发挥诗歌优势，古今中外无一事不可入诗，社会新闻、天下奇谈，皆可以最短小便捷凝练之诗歌记之评之。所谓春花秋月皆有感，纵横四海作笑谈。

诗歌技巧方面上文我已经提过，新诗一百年的经验教训给诗界的最大启迪就是“一体两翼”式的写作。再重申一遍：以汉字为主要载体，以西方诗学、中国古典诗歌融合为一翼；以挖掘千年潜藏之‘自我意识’与承接古来社会责任感结合为一翼。

如今虽时过境迁，然而这样的方式不应该弃之一旁。新的时代各种文学样式、传媒方式层出不穷、异彩纷呈，诗歌欲立不败之处，必须在保证自身的基础上开发新内容、打通新渠道。

新诗不应抛弃音乐性，所谓音乐美不但是古诗词的基本要求，更应当作为新诗的圭臬，流行歌曲的大行其道将新诗的空间压榨得愈发狭小，由此与歌曲巧妙联姻应成为新诗的方向之一。

李叔同的《送别》是五四阶段最成功的范例，建国之后“词坛三圣”——大陆乔羽、香港黄霑、台湾庄奴。以其深厚的文学功底创作了大量风靡海内外的歌曲。

乔羽结合古诗词与新民歌，写出了《让我们荡起双桨》《难忘今宵》《思念》等脍炙人口的歌曲。

黄霑师承饶宗颐，古文功底极其深厚，歌词融汇古今，形成半文半白的洗练洒脱风格，《沧海一声笑》《我的中国心》《上海滩》等经典之作让人听罢热血沸腾、顿生豪迈之情。

庄奴歌词画面感极强，且小词婉转上口，深得王摩诘之意趣，《甜蜜蜜》《又见炊烟》《小城故事》更是因为邓丽君的甜美声音变得家喻户晓。

三人之外，罗大佑的歌词最为人称道，甚至超越前三者。“歌，是语言的花朵”一直是罗大佑的宗旨，他的歌词意向缠绵、极具诗歌口感。

歌词受台湾乡土诗人郑愁予、余光中等人影响，句式整齐，反复、排比、双声、叠韵等手法综合运用，使其古典现代美感并存，令人回味悠远。如《追梦人》《光阴的故事》《恋曲1990》，除此之外，罗大佑歌曲最大的魅力在于其深刻的生命意识与社会责任意识。他对人性的关怀、对社会的批判都使得他的歌曲具有超越时代的永恒力量。

《未来主人翁》《亚细亚的孤儿》《鹿港小镇》等等等等，《现象七十二变》甚至被选入教科书，足见其歌曲影响之巨大。之后的林夕等人也为歌曲的进一步发展做出来有益的探索。

今天的歌曲有可能就是明天的诗！不要忘记，“凡有饮水处，即能歌柳词”的所谓靡靡之音的柳永词作在当时也被称为“诗余”，只是流行歌曲代替新诗还需要长久的积累。但是我们完全可以借助流行歌曲扩大新诗的影响与传播广度。

汉字是世界语言之林中最具形象美的，每一个字都是一幅画，“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情况恐怕只有汉字可以做到，因此我们就可以发挥汉字优势，注重营造画面感，上文未提及的方文山作词其实即是因此而知名。

在当今最具画面感的莫过于电影电视，新诗可以在影像传媒方面着手，努力为画面造势，使古代的山水画再放新姿。

有人主张新诗来自民间，强调原汁原味的诗歌，纯朴自然固然美丽，但是没有文人的加工是很难具有长久生命力的。

宋词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代之文学形式，根本原因在于文人的参与创作。尽管文学史放言“一切来自民间”，“劳动人民创造了伟大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然而，有源无流，有根无叶终难以汇成涛涛巨浪，长成参天大树。

柳永也好、苏轼也罢，其实都是文化人，文化人以其深厚的文化修养渗入一种深邃的文化意识，进而提高其文学品格，这样方能将野生之杂花培育成可观之盆卉、把原生之杂鱼培育成五彩之金鱼，使低矮之茅草屋改装成幽静之别墅。

玉不琢，不成器，过分雕饰自然不可取，但是一味朴素自然更难以长久延续，殊不知，画里山水如何自然？诗中意象如何原汁原味？

新诗需要深厚的文化内涵和深沉的人文精神作为基础，无此内涵与精神只能流于简单的情感宣泄和浅薄的心灵安慰。形式与语言可以随性，情感内涵却不能通俗。

没有丰富的阅历与真正的生命体验，随意从唐诗宋词中偷来一个个美丽的意象拼凑成一首冠冕堂皇的诗歌，最多也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好似棉裤腰外包锦罗绸缎，剥开一层还是俗气无比。

我们常常追念诗经的时代，感怀那群青年朋友自由的蓬勃的青春与爱情；我们向往那些悠长的劳动号子，在泪水与汗水中诗意徜徉。

甚至，甚至怀恋五四那个自由的时代，歌唱改革开放的八十年代。在那样的年代里，人们手捧着《女神》群情激扬，人们沉醉于康河那柔软的梦乡；在那样的年代里，刘文典在月光下为大家吟诵诗篇，学生们在草地上写下青春真爱的誓言；在那样的年代里，海子可以从南走到北，从北走到南，身无分文，踹开一家旅店的门，大喊一声：老板，我没有钱，但是我可以给你背诗，老板会说，我不懂诗，但是我愿意让诗人留宿。

在那样的年代里，我们可以拿着一把吉他在大街上尽情歌唱，高唱《一无所有》，倾诉《同桌的你》，路人都会围过来鼓掌，没有人会投来鄙夷的目光！

对于那个时代的憧憬更多的与诗歌无关，而源于那份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也许正是这个时代最稀缺的心灵资源。

呼唤那颗诗心，在纷繁扰乱之中坚守自我，与名利无关，与成败无关，也许这才是摆在我们面前最难回答的问题。

有诗意之心灵，托之于广阔之内容，辅之以多彩诗歌技巧，铸就时代伟词之期不远矣！

七

百年浩荡风云，新诗艰难前行。她脱胎于两千年来最辉煌的古典诗词，却背负着人们无尽的质疑与嘲讽。她曾是五四最激扬的呐喊，也曾一度沦为政治的附庸。她照亮过无数黑暗中踽踽独行的迷茫人群，却在巨大的经济浪潮面前力不从心。

她曾是文学殿堂里至高无上的皇冠明珠，也无可奈何地跌入污秽不堪的垃圾桶。有人为她的处境愤愤不平，有人对她的样子极尽玩弄，有人希望她可以重振雄风，有人冷眼任她黯然凋零。有人说“诗歌已经死亡！”有人说“我们让她重生！”

今天，是一个浑然一统的时代，错位、颠倒、复旧、超前、裹漩后退，磊磊前进……一切都无需震惊，一切都会随时发生。

新诗何去何从，我们姑且擦亮眼睛！

位长安敬上

原作于2013年6月 修改于2019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