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是来自西方夷狄之地的一个小部落，以耕种农作物为生，这一生活习性让他的部族成员以及周边的夷狄部落能够安定生活，毕竟农业的稳定性和农作物能够储藏这一特点让他们可以稳定生存，这是有别于狩猎、游牧和商业的氏族部落所不能够达到的。然而农业最需要的就是稳定，但是周边部落却不断袭扰，使得周部落也不得不内迁，最后搬到岐山安定下来。学习中原的习俗，建筑城池宫室，设立五官有司。西周的始祖名“弃”，图腾为飞鸟。正如所有民族的神话故事都是对本部落现实文明的折射一样，我们可以想象西周是被周边的夷狄部落遗弃排挤而不得不像飞鸟一样内迁的史实。
西周入主中原建立了周王朝之后，对游牧民族的侵扰始终没有彻底解决。游牧民族极强的流动性和以劫掠为生的侵略性让诸朝中原民族束手无策，甚至几次被颠覆政权，这种劣势一直延续到热兵器的出现才得以终结。自从出现了轻机枪，游牧民族就全部都能歌善舞了。有对《山海经》做了大量研究的学者认为，西周部落是从现在的埃及地区一路东迁而来，此说只备一考。
周人在商武丁时，被武丁妻妇好带领各方诸侯征服，遂臣服于商，接受商人的封爵，执行商人的命令，尊崇商人的祭祀。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卜辞多有武丁时“令某族伐周”“命周候”“令周”的记载，但是周并非殷商的内服诸侯，而是方伯。内服诸侯多为殷商盟友，而方伯多为殷商敌人。因此商王武乙时再次亲征周人，却被周人杀死。史书记载“武乙猎于河渭之间，暴雷震死”。
钱穆先生说：“雷劈触电是异常变故，不能说必定没有，但究属非常。很可能是武乙耀兵河渭示威周人，却被周人所杀。正如周昭王南征不复，而楚人说他落水淹死一般”。武丁死后，殷日衰，周人大举兴兵，统一周边地区，逐渐东侵，而商人不能制。遂采取后世中原王朝对待夷狄之地的“和亲”政策，将皇族女性嫁给季历为妻，生子文王。而季历在前往殷商朝拜时被帝乙之父文丁拘禁而死。帝乙又将其妹嫁给文王，这段历史被记载于《诗经/大明》中，《周易》卦辞的“帝乙归妹”即指其事。
季历在任上对西周作出的突出贡献之一，即建立了相对完善的五官有司制度，而殷人直到灭亡仍是一族一族的氏族制度。“商周制度在这一点上的区分，大约使周人的领袖可以直接掌握土地人民和武力，其对于各种资源的运用调度，周制当较商制灵活而有效”（许倬云语）。后世的秦并六国，也归功于商鞅改制后能够由中央政府突破各大亲族的掣肘而直接动用各种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这也是毛主席说的革命成功的三大法宝之一“组织建设”。
西周到了西伯侯姬昌这一代，国力日渐强盛。他遵从祖上的律法，尊老爱幼，礼贤下士，每天不吃中午饭招纳天下有用之才，还设立了养老院，积德行善。《史书》为何频频对西伯侯“善养老”这一举动给予赞誉之语，概因那时的部族多以游猎为生，而游猎部族奉行丛林原则，其重要特性之一为“贵少壮而贱老弱”。“养老”这一措施只有在农耕文明极大发展、物质产品较为丰富的地区才能够施行起来，因此能够“养老”在当时是非常值得大书特书一笔的。而正是这一举动引起了已经再次确立诸侯权威的殷纣王警惕，他听从了一位名叫崇侯虎的诸侯建议，将西伯侯囚禁。之后的事实确证了纣王这一警惕的必要性：西周克商的得力人物姜尚就是风闻西伯侯“善养老”而不远千里前来投奔的。
西伯侯被囚禁引起了西周众臣的恐慌，以散宜生、辛甲大夫为首的一帮嫡系分子一面寻求挽救之道，一面也在解决更大的难题，就是西周的继承人问题。出于对国家安全性的考虑，两条腿走路是必不可少的一种选择。姬昌很可能明天就会被保释出狱，也很有可能永远出不来。以纣王独断刚愎的性格，不得不做最坏的打算。
姬发儿子众多，传说有一百个。但是西周的继位传统是嫡长子继承制，因此长子伯邑考成为继位的不二人选。而次子姬发在正常情况下是不作考虑的。伯邑考与殷商的微子启一样，是一位温良敦让的谦谦君子，众所周知，这样的人适合守成，不适合创新。而西周此时的困境，却正需要一位有魄力的人物带领。次子姬发就是这样的人。他英勇果毅，沉沉有大志。因此武王姬发的上位同样面临其兄伯邑考的问题。
伯邑考名考，伯为行一之意，即长兄。邑为封地。也就是说伯邑考名叫姬考。或曰，可能伯邑考如太史公所记纣王兄微子启一样为庶出，因此不能继承王位。这种说法被武王伐纣前的神主牌位所否定。这些神主依次为：太王、太伯、王季、虞公、文王、邑考。太王为太伯、王季、虞公之父。文王为王季之子。而太伯、虞公之所以列入神主，皆因他们避三弟季历之位，逃身于荆蛮之地。由此可以断定，伯邑考也是这种情况，因此才得以享此殊荣。《史记》载:“西伯崩，太子发立，是为武王”。
如果文王被囚禁最后安全归周属实的话（童书业先生认为文王根本没有被囚禁，如果被囚禁的话，他的下场就会如其父季历被商帝文丁处死一样重蹈覆辙。这种说法被许多学者所认同，认为文王并没有全身归周，而是被杀死作为殷人献给上天的祭品，史书上记述的文王归周后四处征伐全是武王借其父之名所为），那么文王在归周后的一系列作为就很令人费解。他在未被纣王囚禁之前，一直修德安民，不行征伐之事，讲究“以德服人”。可是被囚禁七年释放出狱后，忽然小宇宙爆发，马上四处征伐，伐犬戎、伐密须、伐黎，伐崇侯虎，迁都于丰。死后第二年，武王伐纣。
这种烂俗的黑社会大佬出狱后大举复仇的题材不能不让人怀疑。概一个人的性格一旦养成，殊难更移，岂有坐了几年牢忽然焕然一新之理。莫非真如后世一位著名学者所言：“一个人想要成才，不进牢房，就进实验室”。如若此言成理，那么周文王就应该完全感谢殷商的罪犯改造制度，因为经过七年的改造让他从一个消极沉郁的人变成一个积极进取的人。由此可以反证他的“画地为牢”的监狱制度是多么不靠谱。
因此我们不难推测，周文王姬昌在被囚禁期间，周国朝政大权已入武王姬发之手，而且姬发是在群臣拥立下排挤其兄自立。文王归后，只能以太上皇身份端拱高踞，眼看着姬发以他的名义四处征讨。而他在这最后十年里唯一做的一件事，就是借其贤名联合了东夷的齐，最终两国东西夹击，将商朝灭掉。这就是众所周知的“姜太公渭水钓文王”。因此傅斯年先生说：“周之方面，毫无良德，父子不相容，然狠而有计算”。武王狠，文王有计算。
周人伐黎之举引起了殷人中有识之士的恐慌，而且这种恐慌被后来的事件证明并非杞人忧天。黎在今日的山西上党，已迫近商人本土。殷商的祖伊听说后，感到很害怕，就把这件事告诉了纣王。但是纣王作为一名出色的军事家，他的应对很淡然：“我不是有天命在身吗，他能把我怎么样？”祖伊大恨，出来跟人说：“纣不可谏矣”。其实纣王正在积蓄力量，准备一举将周人击溃，天命之语为惑敌之策。
第二年，周人伐邘。邘为商王田猎区，地当今日河南沁阳，在黎的南边。这两地距离纣王所在的朝歌已经相当接近，站在高山上已经可以俯瞰朝歌附近的黄土平原，直叩殷商大门。第三年，伐崇侯虎。崇通嵩，即今日河南嵩县附近，一马平川即可抵达孟津，为商人的重要军事据点。周人动用了攻城战具挠钩和云梯，历时三个月，攻了两次才获得重大战果，然而未能攻下，最后筑垒围城，守军在待援无期的情况下只好投降。
《史记》记载，当年崇侯虎在纣王面前说了周文王坏话，于是周文王被纣王囚禁，纣王放姬昌出来时告诉他：“举报你的人就是崇侯虎”。这种不保护举报人反而泄密的做法让人费解。而崇侯虎在顽强抵抗周人进攻时殷纣王袖手旁观，更让人费解，于是《诗经》说，是纣王下令让周人伐崇，还援助了他攻城战具；“帝辛与文王说，你恨你的敌对方国吗，我跟你亲同兄弟一般。我会援助你攻城挠钩和撞车，去讨伐崇侯虎吧。”。如果此言属实，那么纣王就是在下很大一盘棋，他在等待周人得意忘形，露出马脚。
果然第二年，文王刚死，武王得意忘形，迫不及待，“父死不葬”，大会诸侯于孟津，准备一举攻克朝歌。然而就在进军前夕，他停止了脚步。诸侯们都说：“纣王是可以讨伐的。”武王却说：“你们还不知天命，纣王还不能讨伐。”于是还师归国。毛主席对武王此举有相当精准的论述。作为一位伟大的军事家，他老人家的看法可谓高屋建瓴。他说：“纣王的国家为什么分裂，就是因为有三个反对派，而微子最坏，是个汉奸，他派两个人作代表到周朝请兵。武王头一次到孟津观兵回去了，然后又搞了两年，他说可以打了，因为有内应了。纣王把比干杀了，把箕子关起来了，但是对微子没有防备，只晓得他是反对派，不晓得他里通外国。纣王在那个时候很有名声，商朝的百姓很拥护他。纣王自杀了，他决不投降。微子是汉奸，周应该封他，但是不敢封，而封纣王的儿子武庚。后来武庚造反了，才封微子，把微子封为宋”。
这就可以解释为何武王孟津观兵之后纣王忽然疯了一样对比干箕子等朝中老臣大下狠手，因为他精心布置的灭周计划被这些人泄露给武王，使武王在关键时刻没有中计，让纣王多年努力付水东流。他的骄奢淫逸，他的刚愎自用，他的任用妇人，都是迷惑敌人的表象，他已经精心训练出一支奇兵，专等周人得意忘形时露出破绽，从而毕全功于一役。就如两大高手对决，一方一直退让，就等对方露出空门。因为周人生活简朴，积蓄甚多，消耗战打得起，但是周人战斗力并没有殷人强，因此决战不会胜。而殷人由于生活方式的问题，喝酒吃肉，消耗很大，只有速战速决才有胜算。这也可以解释为何纣王要向四方索取钱物。这些钱物大部分用于秘密练兵，而不仅仅是酒池肉林。
纣王的计划泄露后，周武王改变了经营策略，采用彭越挠楚之计，派遣姜尚前去东夷借兵，鼓动东夷造反，而且答应了优厚的条件。又让黎地驻军日夜攻击商地，自己学习其父周文王，韬光养晦，以待时机。因为他意识到殷纣王是个不可轻易战胜的角色。这是毛主席说的革命成功第二大要素“联合战线”。
黎地周人的活动不得不让纣王作出对策，因为距离朝歌太近。既然计划泄露，他也不再隐藏实力，因为已无必要，于是决定亲征平乱。《左传》昭公四年记载：“纣王去黎地打猎，东夷人于是叛乱了”。昭公十一年又载：“纣王是为了攻克东夷而身死国灭的”。就是说，他在平乱黎地之时，东夷趁机叛乱。他又亲征东夷，将东夷俘虏带回朝歌，但元气大伤。“纣在东方的战役大约相当激烈。商胜了，克服了东夷，抚有夷众，但这些新服的夷人，口服心不服”(许倬云语）。
喘息未定，微子派人给周人送信，承诺里应外合，策反东夷俘虏。武王觉得时机成熟，于是再次兴兵，牧野战场上东夷俘虏临阵倒戈，殷师大败，纣王自焚而死。
周人经过季历、文王、武王三代苦心经营，终于实现克商之志。然而在这些不懈的努力中，运气却成了最为关键的因素，也就是史书上对所有成功者常常赞誉的“天命有归”，真正让人不胜唏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