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系辞上》说：“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周易所谓的变化，基本上就出于星象。
我们的先民在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同时，偶尔也会思考，太阳为什么每天会从东边升起、西边落下，看到月有阴晴圆缺的时候，自然联想到人的悲欢离合。
同样的世界、同样的星空，在不同人眼中看来，得到的却是不同的解释。个别人追求观测的精确，并加以严谨的数学解释，于是成了天文学家。另一部分人则脑洞大开的发挥想象，将观测到的天象加以人性化的文学阐释，于是形成了诸般变化的神奇占星术。
自古以来，国人就有将天象与人事、政治相联系的传统，占星术也因现实政治的需要而加以附会，于是就有了史料中“五星聚会”的记载。
我们知道，太阳系里有九大行星，根据距离太阳的远近，从内到外依次为：水星、金星、地球、火星、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冥王星。这其中天王星是1781年被发现的，海王星是在1845年，冥王星则迟至1930年。
同样的天空，先民所看到的，天王星、海王星、冥王星是“不存在”的。而他们是站在地球上观测星空的，因此，所能看到的只有“水金火木土”这五大行星。占星家则根据观测到的五大行星的运动以及光度的变化，从而推测人间社会的吉、凶、祸、福。
对待这种推测，似乎不能简单地斥之为愚昧，至少，它是经验之谈，有朴素科学的一面。
“五星会聚”的天象十分罕见，史书中关于它的记载多出现在开国、中兴，或王朝将灭、将乱的时期。《孟子·尽心篇》云，“五百年必有圣人出”；无独有偶，司马迁《史记》中也有“夫天运三十年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载大变”的说法。现代天文学证明，水、金、土、木、火五行星每隔 516.33年，就会有一次会聚，这也从侧面证实了先民的智慧是经得起推敲的。
司马迁《史记-天官书》占辞曰: “五星合是谓易行，有德受庆改立大人，掩有四方子孙蕃昌；无德受殃若亡……”司马迁强调，出现五星会聚的极端天象，“有德则庆”，无德就等着遭殃吧。
《史记》中也有“五星会聚”的记载，其中两则最是广为人知。其一，周武王伐纣时“五星聚房”，结果牧野一战，纣王自焚于鹿台，商亡；“五星聚于东井（即井宿），沛公（汉高祖刘邦）至霸上”，秦王子婴素车白马献玺出降。
武王伐纣与刘邦入秦都属于历史大事，加上与此同时出现五星会聚的天象，想不令人印象深刻也难。
史料记载，唐玄宗天宝九载（750）八月,“五星聚于尾箕”。
关于“五星聚于尾箕”，现代天文学如此解释：木、土两星一直在尾宿运行, 荧惑 (火星)后来进入尾宿,金星房心尾行至箕, 水星则在角亢氏诸宿运行，以木、土两星先聚为基础,后来火星赶来,接着金星赶来,形成了四星聚尾箕,最后水星在西方低空中出现, 以火星为中心形成五星联珠。但水星很快被太阳掩没,接着土、木、金也相继消失,最后才是火星不见。
这个科学解释说明，天宝九年史料记载中的这次五星会聚有一个发生过程：先是四星会聚，之后才是五星会聚。
当四星聚于尾箕时，朝堂之上就揿起了轩然大波。文武重臣展开了一场关于王朝正统的大论争。众所周知唐承隋为土德，但初唐王勃编了个《大唐千岁历》，宣称“唐德灵长千年，不合承周、隋短祚”，主张应直承汉之火运为土德。此后不久武周革命，事情就再也没有人提及，天宝年间虽然史称盛世，但距离武周革命时间不远，此番出现“四星聚于尾箕”，天下大乱、易代革命的天象，玄宗皇帝不由自主地慌了手脚。
《宋书-天文志》曰: “四星若合，是谓太阳，其国兵丧并起，君子忧，小人流。五星若合，是谓易行。”，但古人对五星聚或是四星聚之间的区别并不是十分清楚，《宋书-天文志》也同样记载称：五星聚有不易行者，四星聚有以易行者。
历史上四星会聚的天象明显要多于五星会聚：汉平帝元始四年，四星聚柳、张，结果不久有王莽、赤眉之乱；汉献帝初平元年，四星聚心，又聚箕尾，结果发生了董卓、李傕、郭氾之乱；建安二十二年四星又聚，二十五年曹丕代汉；晋怀帝永嘉六年，四星聚牛、女，结果发生了刘聪、石勒之乱……
“五星聚有不易行者，四星聚有以易行者”，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五星会聚未必一定是易代之兆，但四星会聚则至少预示着天下大乱。因此，无论是四星会聚还是五星会聚，无疑都是对玄宗本人权力正当性的重大挑战。
不久，在宰相李林甫的运作支持下，处士崔昌上《五行应运历》，请求玄宗皇帝改承周、汉正统，以化解五星会聚这一天象对于现实政治的冲击。
玄宗立即从谏如流，在改承汉统之后，这一年的礼部开科取士，题目定为《土德惟新赋》。所谓“土德惟新”，无疑是借用“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之意，有意强调再承天命的正当性；第二年五月，玄宗又下诏“改诸卫旗幡队仗，先用绯色，并用赤黄色，以符土德”，进一步加强了土德的正统地位。
然而，有人忧心如焚，就有人幸灾乐祸，这个幸灾乐祸的家伙就是任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
安禄山是个胡人，虽然未必相信五行终始、四星会聚这些玄之又玄的东西，但他自归化以来汉化已深，更加笼络了一大批汉人寒儒为他服务。这些人当中，以严庄最为知名。
严庄通晓《周易》，天宝九年初为安禄山所用。这年五月，安禄山被唐王朝封为东平郡王，开有唐一代节度使封王的先河，第二年十月，安禄山又兼领河东节度使，正是感觉人生到达了新高潮，个人野心急剧膨胀的时候。
恰在此时，发生了“五星会聚”的天象，严庄只是提醒安禄山“尾为燕分，其下必有王者”。
安禄山本来已经是东平郡王了，听了严庄的话有些不明所以。于是，严庄又将东汉末年四星会聚箕尾，韩馥以此试图拥立刘虞称帝的事情添油加醋的详细描摹一番。并危言耸听了一番“天与弗取、反受其咎”的道理。
安禄山闻言大喜，将严庄引为知己，视为心腹。从此以五星会聚于尾箕大做文章，暗中大肆宣扬天命改易、金土相代之说。等到数年后时机成熟，安禄山打出清君侧的旗帜公然叛唐，国号为“燕”，正是为了应“尾为燕分，其下必有王者”的谶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