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蒙古国牧区，牧民在套马。 （新华社/卫星社/图）
可以预见的是，在今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回鹘体蒙文、西里尔蒙文和拉丁蒙文必将成为蒙古国的“三匹战马”，分别承载着不同的任务，服务于蒙古国的发展。
日前，蒙古国总统巴特图勒嘎正式宣布2025年恢复使用回鹘体蒙古文。但可以预见的是，在今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回鹘体、西里尔和拉丁三种蒙文必将成为蒙古国的“三匹战马”，分别承载着不同的任务。
一、八易其马
很少有古代军队像纵横欧亚的蒙古军队那样，携带如此大量的战马，精锐的蒙古近卫骑兵常一人携带三匹战马，在某些情况下，一人五马也很平常，他们一点也没有敝帚自珍的心态，当他们在征服之路上获得比蒙古马更高大、强壮、迅捷的中亚、西亚良马时，就毫不留恋的更换坐骑。
蒙古人对待文字的态度，也和对待战马一模一样。蒙古语是一种拼音语言，字母不过是语言的符号载体，加之游牧民族频繁迁徙的生活特点，文字具有外源性和借源性的特点，就像很少有军队像蒙古人那样携带如此多的战马一样，也很少有民族像蒙古人这样使用过如此多种类的文字。
在历史上，蒙古人先后用阿拉米字、粟特字、回鹘字、八思巴字、索永布字、托忒字、胡都木字、拉丁字母、西里尔字母拼写过蒙古语，蒙古语好比骑士，各种文字就像战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蒙古人根据自身发展的需求，几乎是毫无留恋的切换着几套文字系统，这在中文阅读群体看来简直是匪夷所思的操作，因为中文是一种语音体系和文字体系分离的语言，因此很多人以为我国内蒙古地区使用的胡都木蒙古文才是“蒙文”，而蒙古国使用的西里尔蒙古文是“俄文”，这实在是一个巴比伦塔式的误会。
蒙古语言在历史上的每一次“换马”，都对应着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和经济需求，有着极强的目的性，比如回鹘字来自于粟特字，而粟特文是9-14世纪通行于内亚尤其是中亚地区的一种应用广泛的商业语言，而中亚既是蒙古的重要的通商对象，也是蒙古主要的征伐方向，之后还面临着治理被征服区域的问题，对蒙古的崛起意义非凡，使用回鹘文字拼写蒙古语，符合当时蒙古的部族和国家利益。
之后出现的八思巴文从藏文演变而来，在加强藏地与蒙古之间的政治和宗教联系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藏传佛教为蒙古统治者的君权提供了神的保障，并成为蒙古帝国的国教之一，此外，八思巴文还用于拼写汉字的发音，用于统治前辽、宋、金的地域。索永布字也从藏文演变而来，它的地位和欧洲同期的拉丁文类似，是一种“神”的语言，主要在寺庙和神职人员之间使用，在满清统治时期，对满清利用黄教对蒙古实行羁縻统治有所裨益，因而得到扶持，现在蒙古国国旗上的符号就是“索永布”。
二、拉丁与西里尔蒙文
在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之间，拉丁字母被用于蒙古语的拼写，这种蒙古文解决了胡都木文字拼读不一致的问题，做到了怎么说就怎么写，理论上一个学习了全部字母和拼读规则的人，只要会说话，就自动具备了读写能力，而且这种文字具备了便于印刷的优势。
不过，后来蒙古政府出于政治考虑采用了西里尔蒙文。客观的说，西里尔蒙文除了具备前述拉丁蒙文的所有优势外，还让蒙古迅速融入了苏联构建的“泛斯拉夫文化圈”，尽管苏联的科技、工业实力和西方有较大差距，但毕竟是一个工业国，蒙古国在发展的过程中得以向俄语不断的汲取发展所需的现代化词汇，不仅使蒙古国的识字率在短时间内大大提高，同时也使蒙古的科学、技术、工业、文化事业快速发展起来。至1949年，蒙古的识字率已由建国之初的不足1%提高到90%以上，出版物数量呈几何级增长，西里尔蒙文中涉及现代化的名词95%以上来自俄文，包括那些俄文从英文借来，再被蒙文借去的文字。而蒙古语自其他语言里借来的词则被有意识的替换或淘汰了。
三、顺流而上
如今的乌兰巴托，关于古代中国的遗迹少得可怜，与其作为清帝国漠北的政治、经济中心长达三百年的地位不相符，在保留比较集中的博格达汗夏宫，绝大多数蒙古游客既不认识牌匾上的汉字，也不认识牌匾上的胡都木蒙古文，反而认为是“满洲字”（夏宫的牌匾上有汉满蒙藏四种文字书写的“乐善好施”字样）。
1990年代，蒙古政府萌发了“换马”的冲动，但奈何西里尔字母在拼写蒙文上确实没有大的缺陷，且大部分民众的使用习惯根深蒂固，最重要的是基于西里尔蒙文的整个科技、文化、教育体系已经枝繁叶茂，改弦更张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于是蒙古国再次走上古代“一人双马”的路子，在正式场合、公文抬头、书法绘画等领域使用胡都木蒙文，在一般场合使用西里尔蒙文。此外，随着互联网时代的来临，拉丁字母在手机输入方面的便捷性逐渐显现，很多年轻人开始在手机上用英文输入法拼写蒙文，尽管这种民间行为没有相关法律规范和官方标准，但“一人三马”的并行趋势已经越来越明显。
尽管政治和文化上的因素不可小觑，但真正推动蒙古国下决心“换马”的，是无可抵挡的经济全球化的浪潮，蒙古国是一个大国博弈的舞台，无论是与南方还是北方的邻国关系过于紧密，都会引起另一方的紧张和不安，这不符合蒙古国的国家利益。蒙古国要走出博格达汗的困局（他一生都在中国和俄国之间摇摆不定），就必须发展新型的国际关系。因此蒙古提出了“第三邻国”战略，力图引入新的势力进入高原来平衡力量，在保持自身独立自主地位的前提下获得发展。
但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后，蒙古的南北邻国实力发生了比较明显的变化，俄罗斯的科学、技术体系越发孤立，与西方主导的发展潮流越来越不相适应，其构建的“泛斯拉夫文化圈”不断衰落濒临解体，对蒙古来说“苏联遗产”的意义越来越小，“苏联包袱”的负担却越来越沉。蒙古如果不能脱离“泛斯拉夫文化圈”，就必然面临着不能紧跟世界潮流的窘境。
面临这种窘境的不止蒙古一个国家，几乎在与蒙古宣布进行文字改革的同一时期，另一个由游牧民族建立的国家哈萨克斯坦也正式启动了酝酿多年的“脱圈”方案，在蒙古国总统巴特图勒嘎正式宣布2025年恢复使用回鹘体蒙古文之前两个月。哈萨克斯坦首任总统、民族领袖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在出席第四届欧亚国家议长会议时表示，对哈萨克文字进行改革、逐步过渡到拉丁字母规范，是促进哈萨克斯坦融入世界文明的重要手段。
这两个由游牧民族立国，并共享部分历史文化（哈萨克斯坦的前身哈萨克汗国是蒙古白帐汗国的一部分）的国家，在苏联统治时期有着相似的文化和文字改造历程，如今在新的时代，在共同面对全球化浪潮的压力之下，也都做出了毅然“换马”的举动，彰显了马背上民族的传统智慧和应变能力。
与哈萨克斯坦唯一不同的是，蒙古在考虑顺应全球化潮流的同时，还更多的考虑了自身传统的复兴，以及修复和加强与南方邻国的文化联系，因此并没有将文字恢复的主要目标定位为拉丁体蒙文，但可以预见的是，在今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回鹘体蒙文、西里尔蒙文和拉丁蒙文必将成为蒙古国的“三匹战马”，分别承载着不同的任务，服务于蒙古国的发展。
蒙古国总统巴特图勒嘎曾在新冠肺炎疫情最为严重的时期，亲自来到中国，为中国人民送上三万头羊，也是一个颇具文化意味的礼物，因为还有一句谚语“危难间予你肉食的，并非富人，而是朋友”，中蒙之间因北方大国而龃龉近一个世纪的关系，也必将因为充满游牧智慧的“换马”之举，而开始一个崭新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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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