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家也扮演着重要的社会角色”——直击抗疫慈善演唱会《四海聚一家》

2018年的传记电影《波西米亚狂想曲》中，男主角拉米·马雷克高度还原了皇后乐队主唱佛莱迪·摩克瑞1985年在“拯救生命”义演中的经典演出。 （资料图/图）

在大众心目中，1970年代大部分的摇滚音乐人是一群非常有钱但生活比较腐化堕落的人，他们好像是整个社会道德体系之外的一群人。到了1980年代，摇滚乐更是变得非常商业化。直到有了“拯救生命”，这些“颓废”的摇滚歌手，重新变成了正能量，他们联合起来，参与到关乎人类命运的一个重大事件中来，产生影响力。

音乐让人们在一起。

北京时间2020年4月19日凌晨两点，一场特殊的答谢演唱会在网上拉开帷幕。没有华丽舞台，没有炫目特效，来自世界各地的上百位音乐家，在各自家中，用一把吉他，一架钢琴，或者无伴奏清唱，接力向全世界战斗在抗击新冠肺炎病毒一线的医护人员，以及教师、快递员、消防员等城市“摆渡人”，以歌声表达敬意。

这些平时衣着光鲜亮丽的音乐家，此刻卸下了浓妆，透出生活气息。比如美国流行歌手Kesha，她在家中钢琴前就坐，看上去刚洗完头发，头发还有些湿湿的，没来得及化妆。隔壁房间隐约传来孩子叫妈妈的声音。她微微一笑，继续开唱。

陈奕迅参与《四海聚一家》演唱会，自弹自唱了粤语歌曲《我什么都没有》。 （资料图/图）

“四海聚一家”（One World : Together at Home），这场由Lady Gaga与世界卫生组织、公益组织“全球公民”（Global Citizen）联合发起的慈善演唱会，早在4月6日发布直播消息时，就引发了全世界热议。人们将它视为1985年那场著名的“拯救生命”（LIVE AID）演唱会的2.0版。1985年7月13日，一场名为“拯救生命”的特别摇滚义演在英国温布利球场和美国费城的肯尼迪体育场同步进行，它被媒体誉为20世纪最重要的一次文化事件、“地球上最伟大的表演”。

“收起你们的钱包。”Lady Gaga对全世界观众说。这一次，“四海聚一家”演唱会并不承担筹款任务——早在演唱会开始前一周，他们已经筹集了上千万美元的善款。这场演唱会只是单纯的致敬，“感谢一线工作人员的勇敢和牺牲”，以及用音乐的力量，让全世界因新冠肺炎病毒隔离在家的人们看到希望，让他们不再孤单。

相比35年前“拯救生命”演唱会的盛大场面，这一次“四海聚一家”演唱会的场面堪称简陋，但却是另一种震撼和感动。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人类因为一场病毒成为了命运共同体，而音乐具有神奇的号召力，把素不相识、不同肤色的人凝聚在了一起。

凌晨2点56分，中国钢琴家郎朗成为第一位亮相的中国面孔，他和妻子吉娜·爱丽丝四手联弹，为全世界观众献上钢琴曲；凌晨3点29分，陈奕迅拿着吉他，唱起了粤语歌曲《我什么都没有》；凌晨4点15分，张学友出现在镜头前，他坐在家中被百叶窗遮蔽的房间中，暖黄的光线透进来，他唱起自己的英文歌《Touch of love》。

持续了六个小时的网络直播预热后，清晨8:00，电视直播正式开启，Lady Gaga、保罗·麦卡特尼、埃尔顿·约翰……更多重磅明星在接下来两小时的电视直播中亮相。

前“披头士”乐队成员、著名音乐家保罗·麦卡特尼率先出场，在1985年的“拯救生命”演唱会中，麦卡特尼曾现场演唱披头士乐队的经典歌曲《Let it be》，这一次，他带来的是《麦当娜女士》。麦卡特尼特别介绍，他的母亲是一名护士，在二战期间拯救过很多人的生命，他知道护士工作的伟大和牺牲。“谢谢你们，我爱你们。”面对镜头，麦卡特尼说。

“拯救生命”之后，几乎每一次地球上发生重大灾难，音乐家、流行音乐歌手、摇滚歌手都会联合起来，录制赈灾歌曲、举行音乐会。图为电影《波西米亚狂想曲》剧照。 （资料图/图）

“拯救生命”的诞生

音乐的感召力，已经在1985年的“拯救生命”特别摇滚义演中得到印证。

这是一场旨在为埃塞俄比亚大饥荒筹款的慈善演唱会——那是20世纪最严重的一次饥荒，埃塞俄比亚共有超过40万人死亡。当时美英两地共有超过16万人现场观看了演出，又通过全球通信卫星网络向140多个国家进行了实况转播，总共吸引了近15亿的电视观众收看，筹集善款8000万美元。

它创下了许多至今无法超越的纪录。历时之长，长达16小时的不间断演出；集结明星乐队之多，全球一百多位著名摇滚乐歌星和乐队参加，包括鲍勃·迪伦、大卫·鲍伊、皇后乐队、U2、麦当娜、保罗·麦卡特尼等等。历经三十五年，还在不断被讨论，被效仿。2018年，皇后乐队主唱佛莱迪·摩克瑞的传记电影《波西米亚狂想曲》上映，影片引起轰动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它重现了皇后乐队在“拯救生命”义演上震撼人心的28分钟演出。

因为“拯救生命”，演唱会的发起人、爱尔兰摇滚歌手鲍勃·格尔多夫获得了1986年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

1984年圣诞节前，格尔多夫偶然在BBC新闻中看到了对非洲埃塞俄比亚大饥荒的报道，受到触动，他很快与英国电子乐团的Midge Ure合写了一首《Do They Know It's Christmas》（他们知道圣诞节吗？），并召集了当红的英籍歌手和乐队，如保罗·杨、文化俱乐部主唱乔治男孩、杜兰杜兰合唱团、斯汀等，组成临时超级团体Band Aid一起合唱，最初的期望，是通过一首单曲募款七万五千英镑来帮助非洲难民。

他们原本还邀请到大卫·鲍伊来录第一句歌词，但因为他们只订了星期天那一天的录音棚，大卫·鲍伊因为同时段有别的事情没赶上，最后第一句就改由保罗·杨唱了。

格尔多夫的这一举动，在引起社会对非洲饥荒问题关注的同时，也招来一些质疑的声音。当时，摇滚明星大多是“百万富翁”，一群“百万富翁”说要为遥远非洲的人开唱，有人认为，这就是“沽名钓誉”。

这些质疑的声音反而激发了爱尔兰人格尔多夫，他更加较真起来。他亲自跟着慈善机构，把他们通过唱片募集来的收入和物资，一起运送到埃塞俄比亚。也是在那次非洲之行后，他亲眼看到了非洲的残酷现实，发现只靠录一首歌募捐来的钱，远远解不了非洲人民的渴，才萌发了做更大规模的现场音乐会的念头。

差不多同一时间，在美国，迈克尔·杰克逊与莱昂纳尔·里奇合作了一首公益歌曲《We Are The World》（我们是世界），也是旨在援助非洲难民。两人召集了“工人皇帝”布鲁斯·史普林斯汀、乡村音乐巨星肯尼·罗杰斯、鲍勃·迪伦等45位顶级歌手，组成了临时超级乐团“USA for Africa”。这首单曲在英美两国同时发行，很快就登上公告牌百强单曲榜榜首，连续霸榜四周，并最终为非洲筹集了至少6000万美元的慈善捐款。

在格尔多夫的倡议下，英美两国的音乐人决定将由两支单曲点燃的慈善火苗继续燃烧下去，最终诞生了“拯救生命”演唱会。

人们能想到的20世纪流行音乐的时代巨星，几乎都在那场演唱会上露过脸，还有的乐队挤进了那场演出，却因为表演“不过关”，最终在电视直播中被掐掉了镜头。比如，著名的齐柏林飞艇。这支风靡一时的英国乐队在1980年鼓手去世后就解散了，五年后因为那场慈善义演，乐队成员重新聚在了一起，但因为长时间疏于合作，又没有排练，临时上阵，表演大失水准，电视播放时不得不掐掉了他们的镜头，代之以广告片段。

以迈克尔·杰克逊为首的时代巨星们演绎的《我们是世界》最后成为了“拯救生命”演唱会的主题曲，它唱出了大家共同的心愿：“我们是世界，我们是世界的孩子，我们是创造光明的人，让我们伸出救援之手，我们在拯救自己的生命。”

延续的歌声

中国知名电台DJ张有待认为，“‘拯救生命’可以说是音乐史上一个重要的分水岭”。“拯救生命”之后，几乎每一次地球上发生重大灾难，比方爱沙尼亚地震、海地地震海啸、“911”等等，音乐家、流行音乐歌手、摇滚歌手都会联合起来，录制赈灾歌曲、举行音乐会，其实都是受到了“拯救生命”的影响和启发，这种形式因此延续下来。

张有待是国内外业界公认极具影响力的中国DJ，中国摇滚乐、爵士乐和电子音乐文化传播者，1990年代初期，他主持了中国第一个欧美流行音乐电台节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外国音乐一小时》。“拯救生命”举办那年，张有待刚上大学，当时中国没有电视转播，他辗转通过从国外电视上录下来的录像带看到了那场演出。

“可以说，是音乐让人们走到一起”，张有待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那场演出真切地让人感受到，人类就是命运共同体。

他印象最深的表演之一，是他喜爱的英国传奇歌星大卫·鲍伊唱了经典的《Heroes》（英雄们），他说，“我要把这首歌献给我的儿子，还有他们那一代人，起码他们成长以后，能够记住所有为今天的幸福生活付出的英雄们”。两年后，大卫·鲍伊又在柏林墙下做了一场音乐会。那时柏林墙还没有倒下，他在西柏林的墙边做这场音乐会的时候，东柏林那边的墙下聚集了很多他的歌迷，一起跟他合唱这首歌。2016年大卫·鲍伊去世以后，德国政府还专门发了一条推特感谢他：“因为当年的《英雄们》，激励了东西柏林人文的统一，促成了柏林墙的倒下。”“9·11”之后，长期定居纽约的大卫·鲍伊也在一场慈善募捐的音乐会上再次唱起这首歌，这次是献给纽约的消防队员们，“你们是我的英雄”。

“对每一个喜欢摇滚乐的乐迷来说，你所尊敬的音乐家的这些举动，会让你为他感到骄傲，这种思想和道德观高出一般歌手的层次，他不仅仅是一个唱流行歌的，或者一个艺人，他同时也扮演着重要的社会角色。”张有待说。格尔多夫在发起“拯救生命”时就说，每一个歌手都有他们自己成千上万的歌迷，如果他们都用自己的号召力，来影响或者是呼唤歌迷共同关注一个话题的话，会超过任何一个国际组织能够达到的效果。

“拯救生命”对于摇滚歌手来说，也是意义非凡的。张有待介绍，1960年代以来，摇滚乐逐渐成为大众流行音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摇滚乐的受众基本上都是年轻人，这群人虽然不是政客，没有主宰社会或者是国家的实力，但是他们却是有消费能力的一群人，他们愿意把钱花在属于自己的文化上面，摇滚乐就是其中的一部分。所以摇滚乐在年轻人中间是非常有话语权的，它能把天南地北素不相识的年轻人粘合在一起。也因此，摇滚音乐一直跟整个社会的发展、社会的事件和运动息息相关，1960年代的反战运动，鲍勃·迪伦、披头士，都身体力行反战、倡导和平。

但走过1970年代，在大众心目中，大部分的摇滚音乐人，或者是摇滚歌星，其实是一群非常有钱但生活比较腐化堕落的人，他们好像是整个社会道德体系之外的一群人。到了1980年代，摇滚乐更是变得非常商业化。直到有了“拯救生命”，这些“颓废”的摇滚歌手，重新变成了正能量，他们联合起来，参与到关乎人类命运的一个重大事件中来，产生影响力。

“拯救生命”以后，很多参加过这场演出的音乐家都投身到公益事业中去，英国摇滚歌手斯汀开始呼吁社会加强对热带雨林的保护，U2乐队主唱保罗则参与了许多人权运动。后来南非举办的反对种族隔离的纳尔逊·曼德拉的音乐会，也是“拯救生命”的翻版。

2020年，“四海聚一家”演唱会结尾，郎朗联合Lady Gaga、意大利盲人歌唱家安德烈·波切利、席琳·迪翁、约翰·传奇联合演唱了《The Prayer》，五位艺术家，在同一时间隔空对唱，音乐将人类连接在一起。

张学友在《四海聚一家》演唱会上唱起英文歌《Touch of love》。 （资料图/图）

南方周末记者 李邑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