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匪是一群脱离生产，没有明确的政治目的且超越法律范围进行活动的人，他们通常以抢劫和勒索为生，有着一定的反社会性质。民国时期，由于政坛风云变幻，连年战争，导致民不聊生，土匪横行。他们对民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对于土匪自身来说，他们处在官府与民众的夹缝中，只有充分利用各种社会矛盾，在各种势力之间寻找到平衡点，才能获得生存。
一、土匪是怎样产生的
阶级矛盾的激化是土匪产生的根本原因。民国时期阶级矛盾突出，贪官污吏横行，政局动荡不安，对社会的控制力不强甚至失控，军阀混战又导致枪支在民间泛滥，这都是土匪产生的原因。
从政治经济的角度去看，民国时期，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入侵和掠夺，加速了中国传统的自然经济模式的瓦解。大地主、大军阀通过土地兼并获得了大量的生产资料，广大农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成为一无所有的流民。而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力和管理水平极为低下，军阀们长期混战，导致兵祸连结，许多失地农民饿死。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生存，失去土地的农民被迫沦为土匪。
哪里有剥削，哪里就有反抗。统治阶级的横征暴敛，逼得无法生存的农民铤而走险，用极端暴力的方式，让自己在乱世求存。其实很多土匪原本都是穷苦的农民，并不是生下来就愿意当土匪的，而是他们没有谋生的办法，在饥饿和生存的本能驱使下，加入到土匪的行列。
民国时期土匪的种类很多，既有劫富济贫、除暴安良的"义匪"；也有无恶不作、危害乡里的"惯匪"；还有亦兵亦匪的"兵匪"，也有一些忙时务农、闲时抢掠的"半匪"。不管哪一种土匪，他们都会对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极大的威胁，危害社会秩序，对生产力产生极大破坏。更为严重的是，这群人公开挑战政府、挑战中国传统的道德体系，挑战法制，使得中国陷入了信仰危机，给人民群众带来了极大的恐慌。有些土匪为了自己的利益，还和反动军阀甚至日本侵略者相互勾结，成为遗臭万年的民族罪人。
二、土匪的社会关系
土匪是一种社会病态现象, 它扰乱了社会的平衡和正常发展 ，自然会受到官府和民众的反对。但是民国时期的土匪，身份会随着政局的变化而变化。他们时而是匪，时而是官军，他们的身份一直在不停的地分化组合。在民国那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土匪们生存的政治环境比历史上的土匪要明显有利得多，他们通过身份的变化，在官府和民众之间进退自如。
- 1、土匪与官府的关系
土匪是危及国家统治的社会毒瘤，统治者从来就没有放弃对他们的剿灭和控制。客观的说，民国时期，政府多次组织对土匪势力的追剿，也取得过阶段性的胜利，甚至在某段时期出现地面上无大股土匪出没的 "太平 "景象。政府对土匪的政策是招抚和剿灭相结合，这种办法能为地方军阀省去了武力剿伐的投入，又能把土匪吸收到自己军队里来，增强自己的实力。
军阀也好，地方官员也好，都知道只要产生土匪活动的土壤不变，土匪就不可能完全消失。土匪们本身也没有什么政治目标，能为自己找到一条更好的生存道路，甚至对匪首来说，被招安也可能是进入上流阶层的一个阶梯，所以在政府对土匪进行大规模追剿时，接受这种"招安"能让土匪们获得更大的利益。因此，绝大多数土匪都有过被收编的历史，他们在特定的时间段内，与政府保持了一种 "平稳 "状态，甚至与地方官员相互勾结，而这种勾结也给他们彼此带来了更多的好处 。
- 2、土匪与民众的关系
土匪内部成员中，很多都是底层民众出身，这就使得民国时期的土匪中出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那就是大多数土匪能与底层民众比较和平的相处。绝大多数土匪抢劫和勒索的目标是地主阶级而非普通民众，实际上民国时期，农村底层民众也确实没有什么值得土匪抢劫的财产。民国时期的很多地区，底层老百姓对土匪甚至并无太大恶感。
土匪也有各自的生存空间和势力范围，在这个范围内，很多土匪都有自己的亲月故旧。受"兔子不吃窝边草 "思想的影响，他们一般不会对生存范围内的底层民众进行太多的抢掠。土匪们知道，要想站稳脚跟 ，当地老百姓的支持和容忍是必不可少的。特别是官府对他们征剿时，没有底层百姓的同情和帮助，他们是没有生存基础的。
当然，也有一些土匪并不遵守这种默契。民国时期，土匪危害地方的事例并不少见，因为土匪中鱼龙混杂，靠土匪本身去遵守这样的潜规则，是不现实的。
- 3、土匪与土匪间的关系
土匪都是站在政府、民众的对立面上的，在共同的利益驱动下, 土匪与土匪之间在某些时候会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方式来获取最大化的利益。也就是说，土匪间的相互勾结是很常见的现象。为了各自的利益，土匪与土匪可以合作起来对付其他土匪, 也可以合作起来对抗政府。
土匪大多数都有各自的势力范围和活动区域 ，地盘的大小，是随着政治军事实力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土匪为了各自的利益，也会经常发生彼此残杀的事情。胜利者占据失败者的地盘，收编失败土匪的势力，"成王败寇"的丛林规则在他们身上得到了完美体现。相互争斗是贯穿土匪之间的一条主线，偶尔的联合是他们为夺取利益而采取的暂时行为。
土匪生活在一个复杂的环境中, 他们与周边的社会构成了一张社会关系网,只要这张网不破，土匪就不会消失。
三、土匪的组织结构
土匪是一个群体，为了生存和发展，他们也有一定的组织结构和分工。它们的组织结构是传统家庭式的，带有明显的封建等级观念。这种浓厚的宗法制度，是他们维护组织的纽带。
土匪首领在土匪中具有绝对的权威，有对土匪的指挥权、财物的分配权和决定土匪组织与其他势力之间关系的权力。在土匪内部，他对一般违反土匪规则的匪众有生杀大权。但是匪首也不能过于专制，需要利用手段去得到大部分成员的支持和服从。
很多匪首都有一定的武艺或者枪法，这是他们树立威信的先决条件。他们也需要清醒的头脑、深遂的洞察力和捕捉机会能力，有相当多的匪首都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因为他们决定会关系到整个团伙的生死存亡。
匪首之下，有一些中层头目，包括能出主意的"军师"、负责战斗的"炮手"、负责财物管理分配的"先生"等等。他们与匪首共同形成了核心领导层，可以保证群体的团结，形成较强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为了使内部行为步调一致，保证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土匪内部也有很强的纪律。不同的匪帮虽然纪律上不一定完全相同，但是在不准奸淫妇女、不准在自己地盘附近抢劫、不准私吞团伙财产这几条上，都是基本一致的。这些纪律的目的并不是表示土匪有多高尚，而是这些纪律对他们的生存和发展是有利的，违法这些纪律，有可能会使整个匪帮遭受灭顶之灾而已。
土匪内部矛盾每次抢劫到钱财都会进行分赃，赃物分配的原则和标准是按抢劫时出力的大小而定的。匪首所得，一般是匪徒的五到六倍，头目们所得是普通匪徒的三到四倍。新入伙的匪徒分得的财物最少，只有普通匪徒的一半。
相比抢劫，绑票才是土匪获得财物的最主要方式。绑票的目标小，相应的风险也小，而且操作简单，所以土匪没有不绑票的。绑票的目标一般是富户家中有一定地位的重要人物，赎金则视对象的家庭情况而定。除了勒索现金之外，鸦片、武器、粮食、马匹都可以成为勒索的目标。绑票之后，土匪会根据对象的家庭情况提出赎金数量，对方也可以讨价还价，但幅度不会太大。因为土匪通常都在事先对绑票对象的家庭进行过多次调查，然后再决定赎金的多少的。
以保护费名义向老百姓征粮派款，也是土匪获得收入的一个主要方式。闽南巨匪高为国在其控制的地区向老百姓收取鸦片捐、赌捐、花捐、田捐，甚至还有门牌捐和牛栏捐，搜刮百姓财产。他们还贩卖毒品，或者逼迫农民种植大烟，用低价收购烟土，贩到外地谋取厚利。可以说土匪们"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生活是建立在穷苦百姓的血泪上的，他们的掠夺，对老百姓的生活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四、土匪的文化特征
民国时期，土匪总量是异常庞大，人数的保守估计为 2000万左右，已成为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作为一种社会群体，自然有它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社会组织体系，也有它的价值取向和文化趋特征。
民国土匪多是在相对固定的地域进行活动的，土匪在当地方言的基础上发展出了"黑话"，这种独特的语言能使土匪得到更好地生存条件。土匪活动都是比较隐秘的，不能为人知晓的。 土匪的黑话有着多种社会功能。土匪由于绝大部分来自社会底层 ，大多具有迷信思想，需要用宗教迷信来作为精神上的调和剂和精神支柱 。 他们希望有神仙的庇护，抢劫之前要占卜算卦，忌讳的事情用特定的词语代替，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土匪的"黑话"。
民国土匪中，很多人具有帮派背景。帮会的条规、隐语、结拜方式对土匪团伙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土匪通过学习帮会的聚义方式，按照江湖上的哥老会、天地会形式烧香结拜。帮会文化强调的亲情关系和严格的制度，在土匪内部形成了一种比较稳定的局面。久而久之，帮会文化便成为土匪文化一个十分重要的层面。
土匪是一种利用暴力破坏社会的组织，暴力是他们横行的基础。 土匪在军阀混占的夹缝中生存，双方都有彼此的利用价值。很多时候，军阀人土匪那里得到兵源上的补充，土匪在军阀那里可以得到物质上的补给。土匪的社会成分主要是游民与兵丁 ,主要来自底层社会。 他们本身也是战争与暴力的牺牲品。民国时期军阀之间的混战几乎没有停止过，许多农民不仅失去了土地也失去了家庭，成为游民无产者。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铤而走险。
土匪的特点危害社会、反抗官府，具有放荡与残暴的文化心态。所以无论是地主阶级，还是 资产阶级，对土匪以严刑峻法治之的看法是一致的。土匪文化是民国形成的一种奇异的文化怪圈，它对社会认同又反叛，与主体文化同源而又分流，处于一种杂合、非理性状态。
五、民国政府对土匪的政策
民国时的北洋政府和南京政府，都采取了一系列法规和手段来预防土匪的产生，对已有的土匪也进行过多次追剿。特别是南京政府在地方上实行保甲制度，用联保连坐法控制农民，灾荒之年对百姓进行救济，防止更多的人成为土匪。
但是民国政府是个腐败透顶的政府，官员们只知捞钱，谈匪色变，相互推诿，甚至与土匪相互勾结，发"土匪财"者大有人在。虽然政府多次进行剿匪，也消灭了一些匪帮，但是一直无力根除匪患。
民国政府也对土匪采取过安抚为主、剿安并施的政策，对土匪头目封官许愿。可是民国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力并不强，很多土匪在招安后，挑战政治权威，破坏政府威信，或者向政府提出苛刻条件，又或者利用招安后的合法身份招兵买马，扩大力量，一有机会便复而为匪。民国政府许多官员养匪自重，与土匪相互勾结，使得土匪气焰更加嚣张。民国历界政府由于种种原因，剿匪始终不彻底，甚至出现了越剿越多的奇特现象，政府对此也是无计可施。
回顾民国匪患，更能让人深深感到，只有新中国的土地改革，才从根本上摧毁了土匪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实现了社会的转型，才彻底瓦解分化了土匪阶层，这才是对土匪的标本兼治之策。对土匪的治理，不能仅仅依靠武力，而要在一定程度上与政治、经济、法律和教育相结合，才能彻底肃清匪患，结束土匪横行的历史。这也是旧政权与新政权之间的天壤之别，是大大小小的土匪武装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