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专业领域内，最大的问题就是重要政治领导人，包括政府首脑的选拔和任用问题。
也正是因为在4000多年前的尧舜时代就实现了政治专业化，中国也是在那个时候就开始进行对专业的政治人才的选拔和任用。这也是人类文明中最早的，和唯一的。孔子说：“学而优则仕”，就是对应于尧舜和三代时期专业政治人才的选拔和任用。在政府的角度是政治人才的选拔任用，在人民的角度，则是从仕的仕途问题。
因为中国的政治是道义政治，政府是道义政府，政治和政府的目标是去维护和确保道义在社会中的存在，那么，政府选拔政治人才的标准就是此人的道义水准。有道义的人，就是有德的人，因此，考核和选拔的标准就是“德”。孔子说的“学而优”实际就是“学而德”。
但那时的主要学习方式并非读书，因为在三代，文字化的书那时或者压根尚未出现，或者即便出现了，也并未普及。中国传统文献的大规模文字化和普及，是在战国，甚至西汉的事。尧舜、夏朝时，大规模的语言化文字尚未出现，商时开始有了语言化的甲骨文，但主要用于祭祀敬神，周时文字才慢慢开始日常化。
因此，那时学习主要通过实际生活实践，或口耳相传的历史经典，即“多识前言往行”，所以学习叫“学问”。即便到孔子时代，依然对文字文献的学习并不太重视，他说：“行有余力而学于文”。
但不管怎样，普通人要想从仕，跨入政治专业，必须是有学问的人，道义水平很高的人，有德的人。政府选拔政治人才也是努力寻找这样的人。这样，中国在很早就把官员和道义、道德联系在了一起。甚至孔子说，“大德必得其位，必德其禄（《中庸》）。” 因此，中国很早也对官员、政治、政府建立了很好的尊重和信任，甚至他们成为道义、德的代名词。这也是后来“高官厚禄”的合理性基础。在“士农工商”四个行业的排序中，“士”也毫无争议地排在了第一位。
即便是经济化已经很严重的当下，中国对官员的尊重程度依然高于其他任何行业。同时，一个做了官，随着官衔的升高，也会不由自主地提升自己的道义意识，道德意识。这就是历史的力量。也正是当下中国政治依然是道义政治的表现之一。
现代很多人看到中国人如此尊重官员，就说这是官员崇拜，权力崇拜，说是奴性的表现，是劣根性。这完全是对历史的无知。中国人尊重官员的实质是尊重道义道德。历史以来，政治、政治家、官员都是和道义道德联系在一起的。能青史留名的政治家都是道义道德水准很高的人。
在现在的戏文里常听到“访贤”，豫剧中就一部戏叫《文王访贤》，姜子牙就是文王在渭水河边访到的大贤。在“三代”时期防贤，即向民间寻访是选拔任用政治人才的主要方式。直至唐宋时期，寻访被更为标准化、制度化的科举考试取代。但无论是寻访，还是科举制，实质都是相同的，都是向民间选拔人才。这意味着政府对民间是开放的，政治人才都是来自民间，很大一部分直接来自社会的最底层。
很多原本很贫寒的人，因为自己的品行和学问声望，而被直接选中，瞬间改变了命运，也为社会做出了突出贡献，在中国历史上创造了诸多传奇佳话。譬如，做厨师的伊尹，在渭河钓鱼的姜子牙，被秦穆公用五张羊皮换来的五羖大夫百里奚，西汉因懂《春秋》而被选中并官至丞相的公孙弘，因读书穷到被妻子休掉的朱买臣，最著名的当属被刘备三顾茅庐的诸葛亮。
孟子被选入中学课本的那段话，想必人人皆知：
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中，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这段话包含两层意思。第一层是，历史上的诸多杰出政治人物，都是来自社会最底层，经受过苦难生活的磨砺，也正是因为这些磨砺让他们具备很高的道义道德水准。第二层是，因为他们有很高的道义道德水准，所以他们能够被政府的人才选拔程序选中，进入专业政治领域，成为专业和杰出的政治人才。
那么从具备很高的道义道德水准到专业政治人才中间还是有一个连接的，这个连接就是政府的政治人才选拔程序，即寻访。但是，孟子却把政府的选拔程序忽略了，给人的感觉是，只要你具备足够的道义道德水准，就一定能被选中，踏入专业政治领域，成为杰出的政治人物。
如此善于辩论，善于挑刺，对问题具备明察秋毫的洞悉能力的孟子，对政府人才选拔程序直接选择忽略，意味着，在他的心目中，历史中政府的人才选拔程序是没有问题的，是足够有效的。孔子也持同样的观点，上面引述的“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就说明这一点。
但是，孟子却对他那个时代很多人“骗选”的行为表示不满。他说：“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弃其天爵，则惑之甚者也，终亦必亡而已矣。”孟子指责的是参选人的惑世骗选行为，并非政府的选择程序自身。
是不是孔孟真的认为“三代”时期的人才选拔机制是尽善尽美的，也不是，原因在于，自“三代”起，政府的首脑变成成是世袭的，家传的，变成不可选的，而脱离于政府的人才选拔程序之外。
而在尧舜时代，即便是政府的首脑，也是经由政府的人才选拔机制而被推选出来的，这就是“禅让制”。因此，儒家一直推崇禅让制，而对夏以来的“家天下”而耿耿于怀。
也正是因此如此，儒家拥护暴力革命，支持“汤武革命”，甚至提出了暴力革命理论。在“五经”中，有很对对“革命”的理论解释。譬如《尚书》：“天命靡常，惟德是辅”，《诗经》“帝迁有德”等。总之认为，如果政府首脑偏离的道义，变成无道无德之昏君，就有理由采取暴力将其推翻。
《孟子·梁惠王下》：
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
曰：“臣弑其君，可乎？” 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在对革命的态度上，孟子与《五经》是一致的，只是少了神学外衣。作为政府首脑的“君”，之所以为政府首脑，为君，原因就在于其拥有的道义和道德水准，一旦他失去应有的道义道德，那他就是称其不上政府首脑，称其不上君了，因此他应该由被更有资格的人取而代之。而在世袭制的前提下，唯一可行的方案是暴力革命。
因此，暴利革命是对尧舜时期禅让制的退而求其次的替代，是一种世袭制前提下的政府首脑选择程序。
总之，对于专业政治模式来说，政治人才，包括政府首脑，是经由政府的人才选拔程序，根据道义道德的标准，选举出来的。选择的主体是政府，而非政治专业之外的人民。历史以来，这种人才选拔模式从根本上来说是行之有效的，也是得到人民的高度认可的。
相反，在现代西方现代民主制度中，政治人才是由政治领域之外的人民选举的，选择的标准只能是一时的民意，甚至是民众一时的兴起，而缺乏更深厚更稳定的道义道德标准。于是连电影明星这些娱乐人物，这些中国传统中的“戏子”们都可以被选做总统、州长，连大富豪们，中国传统中的豪强们，也可被选做州长、总统。
毫无疑问，中国历史以来的由政府的人才选拔程序选出的人才，更由于由民主的选票程序所选的人才更优秀，更有道义道德。政治是一个专业，包括政府首脑在内的政治人才的选拔，是政治这个专业领域内的事，也理应由这个专业的内部人士来选拔，而不应该不属于这个专业的人民来选拔。西方的民主政治，之所以，将政治人才的选拔权交给政府，原因在其政府模式是非专业化的，政府和人民之间并没有形成清晰的专业界限，导致两者都是不独立的，政府不政府，人民不人民。
在专业化政治模式中，把本属于专业内的政治人才的选拔，直接交给人民，那是政府的失职，是对人民的不尊重，是扰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