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和研究中国文化的重点难点在区分道文、体用，弄懂道文、体用关系。当前国人对中国文化的学习和认知，最大问题就是混淆“体用”、“道文”，错误地把临时性、具体的、多变的“用”、“文”的东西，当成了中国文化本身，甚至当成了中国文化之核心。
中国文化的总体模式，或基本特征，可以用“文以载道”来概括。这里的“文”，并非仅仅指文章，而是指代人的一切外在行为、外在表现。“道”则是指人的内在原则、理念，用来指导外在的行为。
可以把文、道问题，概括为“道文之辩”。就实质内涵而言，“道文之辩”，与“心物之辩”、“义利之辩”、“体用之辩”、“知行之辩”、“意象之辩”等同，谈论是同一个问题，只是侧重不同、视角不同。“道”就是“心”、“义”、“体”、“意”、“知”，“文”就是“物”、“利”、“用”、“象”、“行”。
“道文之辩”有点类似于现代汉语中所说的现象与本质，透过现象看本质，“文”对应于现象，“道”对应于本质。只是，在实质内涵上，“道”与“本质”之间存在质的不同。“道”有双重含义，既有真理含义，又有心性含义，但是，本质则仅有真理含义，而无心性含义。
“心物之辩”的经典表述是“心物合一”、“心物不二”，这是王阳明的著名观点。“心”是思考主体，“道”是心的思考结果。“物”是做事、事件，人做事是在心的指导下进行的，具体说来就是由通过思考所发出的“意”所指导。或者说，“意”就是心对人所发出的做事指令。
因此，“心物之辩”实际上是把“道文之辩”具体化了。道是由心所发出，做事则形成了文。
这样以来，“道”，就是“心”，就是“意”。“心”是人思考认知主体，其存在是逻辑上的、功能上的、软件上，也是虚拟的，与生理上的心脏、大脑无关。心脏和大脑都是硬件，心则是软件。
作为“道”的意，并非指个人的一般意念、意志，而是自然、本然的“诚意”，也是作为普遍共识的“公意”。同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个人的“诚意”，与社会的“公意”是等价的。这意味着要或者社会之“公意”，并不需要全体人员去投票，这是向外索求。而只需要向内索求，即通过学习认知自己的本然心性，去“诚意”。
《大学》的“八条目”的学习方法就是基于这已基本原理。《大学》八条目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王阳明说：《大学》之要，“诚意”而已。
“诚意”就是恢复自己的本然心性，然后通过这个本然心性去思考和判断。或者说，“诚意”就是由本然心性所发出的意。何为本然心性，就是排除任何外界干扰的本性，主要是排除当时的不良的社会风俗、风尚的影响。
“意象之辩”的意，就是“诚意”的意，与“道”、“理”、“义”等同。“意象之辩”的直接提出是在易学中，即在对《周易》的研究中。这里的“象”就是卦象，“意”就是“道”。“意象之辩”的核心观点是“立象以尽意”、“得意忘象”。
从狭义的符号学角度，“立象以尽意”与“文以载道”等同，象是文，意是道。“得意忘象”是在强调在意象关系中，意是本体、本质。
但是，“立象以尽意”和“文以载道”，都具有更广泛、更久远的内涵，象可以指代一切的人的外在行为，一切的社会现象，意则是这些行为和现象背后的心性动力。
王阳明之所以把“诚意”看成是《大学》的核心，进一步是整个中国文化的核心，就在于这个“诚意”就是道，从而，学习、求道，实际就是一个“诚意”过程，即通过学习来摆脱世俗的影响，来认知、感悟自己的超越时代影响的本然心性。
我本人，也认为中国文化的最核心、最微妙、最难懂的地方就是“意”，因为我将自己的学问概括为“蔡氏意学”。
“格物”就是具体的学习过程，“致知”就是获取知识，获取道。这个“知”就是本然心性，就是“良知”，因此“致知”就是“致良知”。这里的“良”，主要并非善良、好的意思，而是自然、本然的意思，即孟子说的“不学而知，不学而能”。“不学”即不受外界的影响。
在这个基础上，王阳明进一步提出了“知行合一”。“知”就是“道”、“意”、“心”、“体”、“义”，“行”就是“文”、“象”、“物”、“用”、“利”。
“义利之辩”是在强调做事中的判断、选择，是实践性的，是行道。“义”就是在做事中进行判断和选择的标准，利则是有利的具体行为、具体落实。因此说，“义者，宜也”，合宜与否义，是一个判断过程。义是基本原则，利则是考虑就到具体的环境，就是以基本原则为前提，对具体环境最有利的选择。
“义”就是“道”、“心”、“意”、“体”、“知”，“利”就是“文”、“物”、“象”、“用”、“行”。
“体用之辩”，是在强调本体和本体的作用、效用之区别，让大家去识大体。“体”就是“道”、“意”、“义”、“心”、“知”，“用”就是“文”、“象”、“利”、“物”、“行”。
总结一下，“义利”、“道文”、“心物”、“意象”、“知行”、“体用”这些不同的成对的说法，在本质上是相通的，都是在讨论一个问题。说“义利”，一定包含着“道文”、“心物”、“意象”、“知行”、“体用”，对其他任何一项也是如此。这些问题共同中国文化之内核和轴心，要搞懂中国文化，就必须把这些问题彻底搞懂。
进一步，也可以把这些问题概括为“阴阳”问题。“阳”就是“义”、“道”、“心”、“意”、“体”、“知”，“阴”就是“利”、“文”、“物”、“象”、“用”、“行”。
狭义地看，“阴阳”象“意象”一样，也是易学问题，因为研究易经而提出，但是具备更一般的意义。在“阴阳”中，是阴阳合一、阴阳不二的，同时，也是阳体阴用的，阳是根本。
因此，要把握中国文化，关键区分体用，抽象的、超越的、永恒的“道”、“意”、“义”、“心”才是体，才是中国文化的真正内核，而“文”、“象”、“利”、“物”则是用，是具体的、临时的、多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