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大唐文化的汪洋恣肆、兼容并包，大唐儒家似乎声名不显。
在民间，人们更津津乐道的，是玄奘法师西游，是鉴真东渡，佛家故事脍炙人口。
在庙堂，老李家自认是老子的后人，道家显贵，连玉环美女嫁给丈夫的老爸之前，也要到道观过渡一段时间。
儒家在哪里呢？
李白先生仙风道骨，见道不见儒。
杜甫先生悲天悯人，却也少提圣人之学。
登山泰山之后，老先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孔夫子呢？
中华盛世，言必称汉唐。
但是，如果拉近了看，汉与唐是不同特质的帝国。
汉朝，塑造了一个伟大的民族：汉族。
一个民族的形成，就是一个明确我者与他者的过程。
那时的汉族，就是生活在农耕地带，汉服右衽，尊祖重儒，同时不乏尚武的刚烈之风。
那时的异族，则生活在游牧地带，披发左衽，崇尚武力，来去如风。
大汉骑兵逐匈奴于大漠，开边塞，所依赖的都是秦汉之制。
而汉制的上层建筑，居于主导地位的思想，就是儒学。
这是汉族刚刚形成的模样。
表面上看，汉和唐都结束了分裂局面，形成了统一的帝国，但两者是不同的。
汉结束的是中原分裂，整合的是中原（扩大了的）邦国，说白了，大家虽然号称是齐国人、魏国人人、楚国人，惹急了还称对方蛮夷，但说到底，文化的底子是一样的。
刘邦的出身，略高于千年之后的淮右布衣，但打下天下以后，就很苦恼。
那些兄弟们上朝不讲规矩，天子的面子在哪里？
这时候，熟悉礼制的儒家终于出场了。
叔孙通制礼仪，天家起度俨然，勋臣们在秩序下瑟瑟发抖，刘邦很满意，“吾乃今日知为天子之贵也！”
儒家开了一个好头，正好符合汉重建天下秩序的需求。
但是，显然只靠礼是不行的。
董仲舒便提出“天人三策”，天人感应、君权天授，天不变道亦不变。
汉的统治有了正当性基础，但是，也让汉儒在具体操作上有了神秘主义的色彩，典型的表现就是谶纬之学。
谶是以隐晦语言预示吉凶，后来成了求神的隐语，在民间，人们经常儒释道三家一起供奉，有道德的人物皆可成神，也是这种学说的余韵。
纬是附会儒家经义衍生出来的书，在东汉被称为“内学”，原来的儒家经典反而成了“外学”。
谶纬之学稳固了汉朝的统治，但也带来不稳定因素和长远的影响。
西汉的“巫蛊之祸”，年迈的汉武帝用宠臣江充查案，大肆牵连，导致数万人被株连，包括卫青的儿子卫伉，包括起兵的太子，包括皇后卫子夫。
新朝的王莽，更是把谶纬用的炉火纯青，登基前祥瑞不断。
东汉末年的“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还有元末的“莫道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
能看出汉儒什么特点来？
第一，主要使用了儒家“礼”的功能；
第二，把儒学与类似神学相结合，但关注的不是人的精神世界，没有形而上的哲学；
第三，考虑的是事物的联系，而不是因果。
这些，在一个民族较为单一的帝国内是没问题的。
唐是兼容农耕和草原的普遍性帝国，这是与汉最大的区别。
唐的统治者，与草原民族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其军事制度和经济制度，像府兵制等，均来自北朝。
我们说大唐文化绚烂多姿，就是因为它的价值观念兼容并包。
儒学看似还占有统治地位，实则影响力在不断缩小。
这里面有大唐社会复杂性的原因，也有儒学只知道寻章摘句，僵化生硬，不够争气的原因。
特别是，豪族社会形成，西域宗教的传入，特别是玄奘西游之后，佛教获得广泛传播，其在精神世界的普遍性，比儒家更易于得到民众认可。
于是，我们看到的景象是，安史之乱之前，佛老大发展，而儒家的统治力岌岌可危。
安史之乱前后的唐朝，实际上是两个唐朝。
前一个唐朝，是一个开放的帝国，兼容草原和农耕，文化价值观是多元的。
后一个唐朝，随着在西域的逐渐收缩，帝国的普遍性也逐渐收缩，慢慢成为一个中原性特点更强的国家。
这里面有皇帝的因素，比如玄宗之后的继任者，没有了“天可汗”的胸怀，更多的把自己定位为中原皇帝，而不是草原上的可汗；
当然也有制度的因素，府兵制逐渐瓦解，统治者更多的是想维持社会的稳定——这一点，从《长安十二时辰》就可以看出来——而不是开疆拓土。
而要四平八稳，当然需要一种更注重秩序的理念。
中原的统治秩序，天然的要求儒家学说的力量，但偏偏儒家不够争气。
于是，改革儒家的呼声出现了，实践也出现了，代表人物就是韩愈。
我们熟悉韩愈，是通过中学语文课本里的《师说》，知道他是著名的唐宋八大家。
他对儒学的反思和儒家道统的重构，同样功不可没。
前面，我们已经讲了唐中期之后的国家特点。
韩愈24岁登进士第时，正是唐德宗时期，正是我们前面说的情况，大唐早已不复贞观开元时代的霸气纵横。
这时候，他提出了儒学的革新。
韩愈在《原道》中说：“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柯，柯之死，不得其传焉。”
他所重构的道统就是这样，直接把汉儒略去了，从孟子直接承接到唐。
同时，他还排斥佛教：“夫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论佛骨表》）
他认为，佛老之学谈“治心”，其目标却是“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国家，灭其天常。”（《原道》）
然后，韩愈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儒家经典《大学》也谈“治心”，”然则古之所谓正心而诚意者，将以有为也”（《原道》），其目的在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唐中期之后的儒家道统，这这样接续到了孟子“心性”之学上，而不是强调礼法的荀子汉儒。
实际上，这正是一个帝国收缩之后，精英阶层的反思，也是对佛老更注重精神世界的一种回应，并为后来辽宋两个国家的精神面貌，打下了基础。
如果说，唐中期之后是一个收缩的帝国，那么宋朝，就是一个完全的，把中原文明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国家。
所以，大宋更需要一个更加内敛的，关注人精神世界的儒家。
历史也确实如此，到了宋朝，儒学已经建立了一个成熟的思想谱系。
这个谱系，可以叫做本体论儒学。
韩愈改变了以《礼》为中心的政治学经典传统，也改变了以《易》为中心诠释宇宙的传统，重点用《春秋》探讨政治学问题，用《大学》《中庸》讨论心性问题，实际上就是重塑经典。
汉朝离战国很近，所以保留着巫的传统，在那时的儒家看来，能不能沟通天人，仪式的准确性非常重要，理阴阳，顺四时，抚四夷，亲百姓，莫不在于礼，主要看一些外在的东西，而不是对人精神世界的反思。
而从韩愈到宋儒，开始关注“理”，一方面是社会环境变了，国家统治秩序变了，这是时代背景；他们还有直接的挑战，就是佛家和道家。
所以，儒家开启了理性主义的思考方式。
这个阶段，出现了北宋五子，这个组合，论名气，比不上三国时的五虎上将、五子良将，更比不上唐宋八大家，但对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
这五个人，分别是周敦颐，就是“吾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的那位；
邵雍，写《渔樵问对》的那位，连司马光都称其为兄；
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程颢、程颐，不用解释了，二程兄弟。
等到了朱熹，理学体系便完善而成熟，“理”衍生宇宙万物。
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都无该载了。
有理，便有气流行，发育万物。
合天地万物而言，只是一个理；及在人，则又各自有一个理。
“理”作为宇宙的本体，通贯天地，规范人心；理学家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令整个宇宙呈现出统一的秩序，又落实在个体的心性修炼上。
即便佛家和道家，亦脱不出此理去。
“天下无二道，圣人无二心。儒释虽不同，毕竟只是一个理”。
通过对“理”的阐发，儒家就构建起了超越佛道的精神秩序。
而儒学的经典，也成为《四书章句集注》。
士君子通过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工夫，而达三纲“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之目的，天下于是德化。
中国的精神世界，就这样也从神秘主义过渡到理性主义。
中唐时代一直寻觅的新治理秩序，在官僚制的发展以及民间的宗族化发展当中，在大宋获得载体，并产生了美轮美奂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