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福禄寿三星）在南，家家拜年，小辈儿磕头，长辈儿给钱，大人高兴，孩子们盼年。”拜年讲究礼仪，多是由近及远地拜，各地风俗不一，莱州是初二日拜姑姑，初三日拜外祖，初四日拜姨母，初五日拜舅母，初六日拜岳父，初八日及以后拜朋友。
我从小是个内向、腼腆的孩子，打憷到外人家拜年，于是就约上小伙伴们一起行动。我们胡同有6户人家，和我傍七傍八年龄的有7个男孩子，还有一个女孩子。大家都穿新衣，戴新帽。家境最贫寒的三敬，穿的是旧棉袄，但外面也罩上了一件蓝色的新褂子。四海家北京有亲戚，给他捎的水獭皮的皮帽子，很抢眼。我戴着一顶舅父捎来的三大扇棉帽子，这帽子每年只春节拿出来戴几天，过后放入帽盒里，等下一年再戴。他们穿的棉靴子都是买来的，唯独我穿的纳底子棉靴子是我母亲自己做的，夹皮脸，上面还扎着暗花云朵，又暖和，又轻便。三壮不大讲究，他穿着木头底的“嘎达子”，“嘎达嘎达”地跟着我们跑。
我们这支小队伍，说说笑笑，挨家挨户去拜年。胆子大的、脸皮厚的，走在前面。一进长辈家，冲着堂屋北墙的祖宗影像或牌位，一齐跪下，大声地喊：“×爷爷、×奶奶（×叔叔、×婶婶）给您拜年啦！恭喜发财，祝您长寿！”主人笑哈哈地回答：“好啊，好啊，同喜同喜，共同发财，谢谢你啦！”说完给每个孩子两块糖或一把炒花生。有两家给的奖赏与众不同：萼新三爷爷家院内有棵大枣树，三奶奶给每人一把干枣，甘甜甘甜的；新文二爷爷给了每人一挂50头的小红鞭，我们忒喜欢。
有一年，我们到“三国通”大爷爷家去拜年，磕完头，刚喊完“大爷爷、大奶奶，过年好”，突然海仔喊了声：“他妈的，真倒霉！”大奶奶愣了愣神，说：“你这孩子，怎么大年初一的说丧气话呢！”海仔举着左手说：“手上攮了一根刺。”大奶奶笑了，说：“这地上可能有胡秫秸的碎渣，攮着你了。奶奶眼神不好，回家让你娘给你挑出来就好了。”旧俗除夕要撒尘，把高粱秸铺在天井里，把高粱穰铺在堂屋地上。
我家亲戚少，我只拜姑姑和舅母。初二日早饭后，我就挎着个柳条编的篮子，内盛糕点、水果之类的东西，步行去拜三个姑姑。说也凑巧，她们都在距我们村15里路以外的西北沿海一带村庄。大姑是朱由三村，二姑是寨里武家村，三姑是上官沈家村。为走捷径，我先去拜三姑，再去拜大姑，最后拜二姑，在二姑家吃午饭。每到一处，磕头问安，说几句家常话，略坐片刻便离开。当然，压岁钱是必须拿到的。
三姑没有亲生子女，见了娘家的侄儿格外亲，再三留我吃了午饭再走，我也很留恋，但是计划不能打乱，只好依依惜别。大姑家庭条件好一些，见了我这个娘家门上的唯一侄儿，格外高兴，左瞅瞅，右瞧瞧，说我又长高了，说我越长越像我爹。先问我祖母康健吗？再问我母亲的咳嗽病好了吗？临走时，直往我篮子里塞东西，鱼干、海米什么的，恋恋不舍地送我到胡同口。
二姑家离黑港口商业码头和大海最近，不过1里路左右。表哥比我大几岁，表妹比我小几岁，下午他们就陪我去看大海，看码头，看娘娘庙。虽然是冰封大海，但那一望无际，反射着刺眼阳光的海冰景色，非常壮观。海神娘娘庙只有正殿和庙门，没有围墙。传说，在修庙墙的时候，娘娘托梦给乡约，说她时常驾着小船出海，有了庙墙出入不方便，所以当时就没垒庙墙。殿内梁上吊着一只精致的小船。表兄说，有人早晨看见小船底部还往下滴水，说是娘娘晚上曾驾船出海去救过人。
初五日上午，我就去5里以外的西程村去拜舅母。舅父在牡丹江做工，家中有舅母和表弟、表妹。舅母寡言少语，见我来了，只忙不迭地打荷包蛋水给我喝。舅母家有两棵无核枣树和3棵石榴树，每年春节舅母都会给我吃干枣和石榴，临走时，还带一些回去。舅母家屋后有一个长约150米的大水湾，冬季水面结了很厚的冰，孩子们都在冰上打“滑擦”。每回不等舅母说完话，表弟就拉着我去滑冰。我俩合作，表演着各种动作，玩得满头大汗，连外套都脱了。
这都是70多年前的事了，那一幕幕的情景回忆起来都是美好的滋味。一家本当、街里道坊、亲戚朋友地亲近一番，那声声问候与祝福里，有人世间最朴素真挚的情感。人总要到了一定的年纪才懂得，像春节这样的节日，种种的仪式与风俗，更像是一个个隆重的提醒，提醒我们站在时序交替的门槛上，重温古老的传统，并有责任将其传递下去。
文 / 孙景璞
原文发表于《烟台晚报-烟台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