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大连公安对大连市一13岁男孩杀害10岁女孩的故意杀人案件进行了通报。

警方表示，由于加害人蔡某某未满14周岁，未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依法不予追究刑事责任，并于10月24日依法对该男孩进行收容教养。

早前津云报道称，受害者女孩父亲回忆在女儿失踪到尸体发现的下午，加害者蔡某某曾经两次主动和自己搭话，询问女孩的去向。

当晚蔡某某还在班级群里假装自己是旁观者，称自己不满14岁，认为警方的怀疑是“草率”的。

而根据新京报报道，至少有三名住在蔡某某家附近的女士反映，自己曾遭到蔡某某不同程度的尾随和骚扰。

因此，这条对蔡某某进行收容教养的通报也将网友们的讨论引向了高潮：

“为什么《未成年人保护法》要去保护凶手，那受害的小女孩怎么办？”

“应该判死刑，收容教养太便宜他了。”

“现在的年轻人早就成熟了，未成年人只会依仗14岁的限度，越来越大胆。”

这些声音并不是第一次出现在互联网的舆论场上。只要类似的未成年人犯罪的恶性事件出现，大家想问的都是这三个问题——

是不是只要小于14岁的未成年人，不管主观恶意有多大，都不用负责任？

如果把刑事责任年龄下调，让已有犯罪意识的未成年人受到惩罚，未成年人犯罪的现象能够得到更好的改善？

怎样才能防止这些未成年犯罪者再犯吗？那些收容教养所能起到作用吗？

首先，对年龄进行划定的并不是大家误以为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是刑法。

之所以需要一个年龄界限，是基于对未成年人可能不具备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的考虑。

而根据目前的法律条例，的确不管后果严重程度，这些14周岁以下的未成年犯罪者都不需要承担刑事处罚。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能逃脱法律责任，不接受任何处罚。

受害者父母可以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加害人和监护人进行民事赔偿。也就是说，即使蔡某某不用坐牢，受害小女孩的父母仍然可以向他和他的父母提起诉讼，要求赔偿。

根据最新报道，女孩亲属也已经请律师为他们提起诉讼。

但如今的舆论场对法律早已不满，每次出现未成年犯罪（特别是性质恶劣的犯罪事件后）最大的声音都是，14岁对于刑事责任年龄的最低标准来说过高了。

刑事责任年龄下调是不是一个适用于中国的解决方法呢？

不可否认的是，低龄化犯罪率正在逐渐提升。

北京一中院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2017发布的《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白皮书(2009.6-2017.6)》曾经指出，“根据8年来未成年人犯罪的情况看，犯罪年龄低龄化是当前青少年犯罪比较突出的特点。”

中国司法大数据研究院发布的数据则显示，我国未成年犯罪中，占比68.08%的初中生是最高发群体，小学生也达到了17.74%的比例。

甚至你能够脱口而出几件让人难忘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

除了弑母案，还有2016年广州番禺奸杀小学女生案件，凶手此前还杀害两名其他儿童。

2015年10月，湖南邵东县三名未成年学生因为偷东西被女教师发现后，将老师捂死。同样也是因为没有达到刑事责任年龄，之后被送往工读学校。

或许国外的法律体系，可以为当下我国的情况做一个参考。

与我国同属大陆法系的德国所施行的《少年法院法》，以防止再犯罪为根本目的。

其中第3条认为，如果根据未成年犯罪者的心智、道德发育程度，在施行犯罪行为时能够认识到其行为的违法性，并能据此认识控制自己的行为，则具备刑事责任能力。

而在一些英美法系的国家，比如英国，司法部会认为10岁儿童完全有能力区分淘气行为和犯罪，14岁就必须承担刑事责任。

“恶意补足年龄规则”会被用于审判未成年人犯罪的过程里，也就是说对于 10岁以上但不满14岁的未成年人，需要检方提供更多的证据来证明这些犯罪者有责任能力。

如果可以证明他们知道结果的恶性程度还实施了危害行为，则要对他们追究刑事责任。

我国《刑法》对于刑事责任年龄的划定还是三十多年前了。彼时的十四岁孩子是非对错观念的形成过程，和现在的确有许多不同。

因此，民众呼吁刑事责任年龄下调的提议，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在民法总则将无民事行为能力年龄从十岁下调至八岁的今天，是否需要对刑事责任年龄进行下调，如何从司法制度上防止未成年人犯罪，是值得法律工作者思考的问题。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订草案也正在审议过程中。

但我们也应该认识到的是，未成年人犯罪还是一个多维度的问题。

如果如网友所愿，一味下调刑事责任年龄，并不是根本解决途径。

实际上《刑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还规定，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他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和学校应当相互配合，严加管教，必要时由政府进行收容教养。

但现实生活中，在对这些未成年犯罪者的教育、矫正上，大多数时候并没有做到位。

一方面，监护人的疏于管教本就是导致未成年人犯罪的潜在因素之一。

在2015至2016年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留守家庭、离异家庭、流动式家庭、单亲家庭、再婚家庭出现未成年人犯罪情况的比例位居前五。

普通学校往往也不会再次接受犯罪情节恶劣的学生。

就比如去年12月湖南沅江发生的未成年人弑母案。12岁男孩因不满母亲管教太严，被打后将母亲用刀杀死。由于未到法定年龄，男孩被警方释放。

尽管男孩还有想要返校读书的想法，但学生家长都表示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再和凶手同校。

至于政府方面的收容教养，什么程度犯罪才会让政府采取收容教养的措施，刑法只是简单说明“必要时候”，而没有做出确切的规定。

有的地方采取的是送进收容所或是少年犯管教所，有的则是送进工读学校进行教育。

但是否送往工读学校，孩子的家长具有决定权，也就是说如果家长不同意将孩子送进工读学校，政府也无法强制执行。

更何况，许多地方甚至没有这样的相关机构。根据新京报报道，2017年年底，国内工读学校只有93所。

所以，除了考虑司法制度的改变，与之配套的社会教育制度也不应当形同虚设，否则只会继续落入“无论刑责年龄是多少岁，这个数字以下犯罪的未成年人都不会得到教育与改过”的死循环。

只有法制社会的不断健全能兼顾法律与社会现状的匹配，也不忽视对未成年人进行良好的培养教育，我们才敢奢望这样的悲剧是最后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