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思宗为人多疑，这一性格表现在政治上，是对文武百官不信任。时人李清在其《三垣笔记》一书中记载说：“上(指明思宗)每阅章疏，必召皇太子同观，且语之曰：‘凡阅科道疏，须观其立意，或荐剡市恩，或救解任德，此立意处。若铺张题面，娓娓纸上者，借耳，无为所欺也。明思宗对官吏的看法既是如此之糟，那就不可能对之全心信用，于是，便转而重用身边的家奴—一宦官。他自己曾经公开承认：“文武各臣，朕未尝不用，因其蒙狗，勉用内臣耳。”
接着，明思宗又对宦官干政作了种种限制。如崇祯元年(1628年)正月，“命内臣俱入直，非受命不许出禁门”;二月，“谕戒廷臣结交近侍”。明思宗在这一时期约束宦官，不加重用当是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他刚刚从宦官魏忠贤手中夺取了政权，为了取得朝廷大臣的支持，巩固自己的地位，便不能不反天启年间重用宦官之道而行之。但是由于他内心里不信任朝廷大臣，这种约束宦官、不加重用的局面，是不可能持久的。崇祯二年(1629年)冬，后金兵进入内地骚扰，京师戒严。至此，明思宗遂因不信任百官，认为他们“不称任使”,而重新起用了宦官。十一月十日，“遣乾清宫太监王应朝监视行营”。十七日，“遣太监冯元升核军，毕，诏下户部发饷。又命太监吕直劳诸军”。十二月，以“司礼太监沈良佐、内官太监吕直(提)督九门及皇城门，司礼太监李凤翔总督忠勇营，提督京营”。
所以当时的人曾说：“上性多疑，有监视，又有视监视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