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晚年曾经写了两篇文章谈论京派与海派的问题，一篇写于1934年一篇写于1935年，文章标题都叫做《京派与海派》。有意思的是，鲁迅当时虽然是上海文化界的领袖，但他并没有站在海派这边，而是对京派和海派都进行了一番讽刺。
在1934的年1月30日写的《京派与海派》中，鲁迅首先解释了什么叫做京派和海派，鲁迅这样写道：所谓“京派”与“海派”，本不指作者的本籍而言，所指的乃是一群人所聚的地域，故“京派”非皆北平人，“海派”亦非皆上海人。鲁迅还举了梅兰芳为例，说“梅兰芳博士”是戏中之真正京派，但其本贯则为吴下。鲁迅向来比较反感梅兰芳，曾写过多篇文章“批判”梅兰芳，此处亦有揶揄之意。
接着鲁迅从经济和政治的角度解释了京派与海派的成因，可谓是一针见血，其文如下：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而自己也赖以糊口。要而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
最后鲁迅指出，正是北京和上海的社会大环境影响了两地的文人风气，使得从官的京派对外尚有傲然之意，而从商的海派则难于掩饰，据此有了清浊之分。北京不仅是明清古都，更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鲁迅并未否定这种其光辉历史，但是对于北京学者申请将文物南迁一事，鲁迅则发出了这样一个反问：这不是自己彻底的说明了北平所有的是什么了吗？
对于海派的讽刺则见于1935年所写的《京派与海派》，在这篇文章中鲁迅原因了一年前所写的文章中的论断。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京派和海派之争有了新的变化，已经形成了合流之状，鲁迅称之为“京海杂烩”——到底搬出一碗不过黄鳝田鸡，炒在一起的苏式菜。
接着鲁迅举了大文豪法朗士的《泰绮思》为例：他说有一个高僧在沙漠中修行，忽然想到亚历山大府的名妓泰绮思，是一个贻害世道人心的人物，他要感化她出家，救她本身，救被惑的青年们，也给自己积无量功德……他终于决计自白，跑回泰绮思那里去，叫道“我爱你！”然而泰绮思这时已经离死期不远，自说看见了天国，不久就断气了。
鲁迅特意声明自己并非处心积虑要把海派比作妓女，不过在文章结尾又不忘说一句“我宁可向泼剌的妓女立正，却不愿意和死样活气的文人打棚”。打棚世俗上海方言，意为开玩笑。鲁迅这句话说得可谓极为露骨，眼前这些所谓的京派海派，不过是一般死样活气的文人，还不如……
鲁迅为何要这样说呢，因为他已经意识到了所谓的京派和海派之争，其实都不过是一种宣传、营销手段。这就像现在网络上忽然出现很多人骂某一明星，指定是哪位明星有新电影要上映了。而所谓的京派海派合流，亦是如此，于是鲁迅这样写道：也许是因为帮闲帮忙，近来都有些“不景气”，所以只好两界合办，把断砖，旧袜，皮袍，洋服，巧克力，梅什儿……之类，凑在一处，重行开张，算是新公司，想借此来新一下主顾们的耳目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