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和七年（1125年）冬，金军第一次南下侵宋，围太原，破燕京，所向披靡，直抵开封。大难临头，宋徽宗匆匆禅位于宋钦宗，自号“教主道君太上皇帝”，到一旁休息去了。不仅如此，宋徽宗还在开封军民加强防守、抵御金军之际，借口敬香还愿，南逃避难，惶惶似丧家之犬。直至开封解围，宋徽宗才若无其事地溜回京城，毫无大君主的担当。
皇帝如此，大臣可想而知。平日那些所谓的“股肱之臣”，此时也利用各种理由纷纷加入逃亡队伍。朝廷最高军事长官的领枢密院事童贯更是荒诞到连最基本的纪律都不遵守，宋钦宗受命于危难之时，安排他以领枢密院事留守东京，负责京城防务，他竟然拒绝受命，执意随宋徽宗一路南逃。
而宋钦宗领导的新政权则以议和为政策主导，不思备战。靖康二年（1127年）底，金军见有机可乘，又兵分两路南下，一举攻陷开封，俘获宋徽宗、宋钦宗二帝及妃嫔、大臣三千余人。国家分崩离析之际，一些平日里将“忠义”挂在嘴边的士大夫，旋即来了个180度的华丽转身，改事新主的积极与当年效忠宋朝的殷勤一样，丝毫没有心理障碍。当宋徽宗以下数千人被押解出城，前往金营时，号啕痛哭者有之，咒骂连天者有之，拉扯不前者有之，垂死挣扎者有之，那凄然惨状，笔墨难书。然而，作为负责押送的京城四壁都巡检使范琼因嫌队伍行进太慢，挥刀立斩数人，还大声做大家的思想政治工作，说这不过是改朝换代，不必过于较真儿，不过是换了个主人而已。范琼这番毫无廉耻的话不但反映了当时的人心之乱，更反映了士大夫阶层的价值观之乱，伦理颠倒，节操丧失，士气也就江河日下了。
当然，保持节操、固守士气者不是没有。当金人扣留前来金营谈判的宋钦宗，要求他脱下帝服，逼他退位时，随行的吏部侍郎李若水抱住宋钦宗不放，怒斥金将粘罕不讲信义，咒骂金人为狗辈。暴怒之下，金人毒打李若水，直至李若水遍体鳞伤，当场昏厥。苏醒后，李若水毫不示弱，绝食抗争。粘罕见李若水忠勇可嘉，想收买利用，许以高官厚禄。李若水不仅严词拒绝，而且骂声不断。金人又打破了他的嘴唇，他喷血痛骂，愈加激愤。最后，李若水被金人割颈断舌，英勇牺牲，其节义令人动容。
然而，李若水不过一介侍郎，朝廷二府三司那些峨冠博带的大臣们皆是投机取巧、贪生怕死之徒，纵然有尽忠报国的机会，其表现恐怕与张琼也不会有什么区别。所以，李若水就义时，金人就曾说：“辽亡国时，慷慨就义者十几人，宋朝却只有李侍郎一人而已。”金将甚至叹息道：“如果宋人都像李若水，怎会有今日灭亡之事啊！”
北宋到“靖康”之际，已经不见当年司马光“众人皆以奢靡为荣，吾心独以俭素为美”的高贵品德和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担当精神，更不见王安石“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创新胆识。每当国家危亡，士气便成了力挽狂澜于既倒的最后那根稻草，而当这根最后的稻草也没有根植和生长的土壤时，国家离灭亡也就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