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母》是阿袁于今年出版的一部小说，曾获十七届百花奖。书中，她以鄢红、庄瑾瑜、朱周三位中文系师母的叙事视角，向我们展示了当代高校知识分子的生存现状。书中我们能够看到，抛却个人身份的男女们，是如何在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境遇间苦苦挣扎，以及这个圈子里人与人之间微妙的情感关系。
阿袁是典型的学院派作家，这主要与她中文系科班出身及在大学任教多年有关，这样的身份让她自然而然将视线投向了知识分子，按沈从文的说法就是“贴着人物写”。
《师母》中，传统知识分子儒雅的形象重新被阿袁塑造：知识分子也是普通人，需要面对柴米油盐；知识女性间的关系与乡村妇女并无太大差别。《师母》里写的，是人的欲望，也就是“饮食男女”的故事。
明清时期，科举制度日益僵化，贪污腐败屡禁不止。清乾隆年间，吴敬梓《儒林外史》对这一现象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并对深受其害的儒生们进行了反讽。
我们熟悉的《范进中举》就是对这种现象的批判。在范进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僵化的科举制度对儒生的毒害之深——一辈子只为功名利禄而活。
吴敬梓以滑稽的故事，透析出现实的悲凉。《儒林外史》也成了文学史上纯粹以知识分子为讽刺对象的开山之作。
自春秋孔子创立儒学起，至清代，儒家思想被官方统治者推广了两千年。知识分子承担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北宋张载）的责任，居功甚伟。他们的书写多是国家社稷和黎民百姓“代言”，而非为自己所在的这个团体“立言”。因此到吴敬梓《儒林外史》流传后，知识分子们才纷纷开始效仿。
之后，清政府灭亡，赖之生存的儒生们的弊病也随之显现出来。如鲁迅笔下的老儒生孔乙己，只会做八股文无法养活自己，最终沦为窃贼。
鲁迅认为，知识分子是新时代的开创者和启蒙先锋，拥有先进的理念与思想，因此对当时社会中知识分子们的命运寄予极大的关注。在他的笔下，知识分子的形象主要三种：以孔乙己为代表的封建制度的牺牲者；《肥皂》中表面高尚、背地里卑劣肮脏的封建制度维护者四铭；《伤逝》里具有新思想，却在种种反旧斗争中均失败告终的子君与涓生。
这是鲁迅对20世纪的知识分子的批判，这种悲观、激烈的批判，实质上也是一种知识分子的自我警戒。
批判之后如何重建自我身份呢？知识分子们经历了漫长的思考。19世纪工农革命时期，“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干净。”的思想更加速了知识分子的自我探索。
随着社会变革与经济发展，现代的知识分子形象与以往有了很大转变：与古代士阶层普遍的身份认同相比，现代知识分子更倾向以职业划分。同时，他们面临的精神困顿比以往更多，现实层面的困顿也不比其他职业少。
不难看出，从古代为民请命到今天专家变“砖家”，知识分子的权威形象正在日渐崩塌。不仅如此，在今天，知识分子大都在象牙塔内做学术、搞科研，与外界的交流甚少。因而对于大众来说，这个群体以及与之有关的作品也变得小众起来。
对此，阿袁在《师母》中坦然面对：“脱掉花衣裳”，知识分子其实就是普通人。
20世纪后期改革开放，社会重点从政治转向了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飞速提升。但随之而来的是，国民进入到以实用化、物质化、世俗化为主导的商品经济时代，知识分子地位的边缘化、价值的失落感造成了知识分子的精神焦虑和物质贫乏的双重困境。
他们的文化立场、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裂变。
1993年贾平凹出版的《废都》一经出版即引起巨大轰动。书中描述了西京城中以庄之蝶为首的一群文化名人的生活状况。身为知识分子的“四大名人”——作家庄之蝶、画家汪希眠、书法家龚靖元、艺术家阮知非，不但无法成为社会榜样，反而纵情声色，靠自己的名气和地位谋取利益——在市场经济冲击下，知识分子们一时无所适从，精神迷失在物质里。
姚晓雷和张清媛在《知识分子‘时代病’患者及精神游弋》一文中对此总结：
引领时代的自我期许与实际历史过程中的配角位置之间的落差、改造社会的理想抱负与创新能力不足的矛盾长期萦绕在人文知识精英身上，使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经常既自尊又自卑，既坚强又脆弱，既理性又迷茫。
那么，从上世纪80年代发展至今，知识分子是否已经走出这两种困境并构建出一套适用于当下知识分子群体的精神纲领呢？
很遗憾，并没有。或者正如《文艺报》所说：旧有的已经坍塌无效，新的却尚未建构有效。
高校曾被认为是“象牙塔”，是世俗之外的一片净土。但近年来的诸多负面新闻显示出，这其实是一只从内向外腐烂的苹果，高校也搞政治和帮派。
2002年，张者的小说《桃李》揭开了高校知识分子的生存现状。名牌大学法学院的教授和他的博士、硕士生们，这些被称为社会精英的高校知识分子，却是做学问与办公司并行、教学与揽生意同步……欲望、骗局、阴谋，这些常见于商战中的伎俩被用在培育人才的校园里。
看完不免令人唏嘘，知识分子急于解决现实困顿而忽略了精神，两条腿无法平衡，自然出现问题。
作为高校知识分子中的一员，阿袁清醒地认识到：“人世在平凡烟火中缓慢而悠长地展开，这是每个普通人都会遭遇的，有最寻常的喜乐，也有最平凡的无奈。知识分子也不例外。”
所以她写高校知识分子，没有像《桃李》那样狠狠批判他们对功利的追求，而是选择将他们作为普通人来写，通过女性视角客观、生活化地展现出当初高校知识分子的生活状态。
《师母》写出了现实世界精神追求在物质追求面前的无力感，高校教师们捉襟见肘的婚姻情感生活，读完不免令人唏嘘。
（1）知识分子孟教授：精神在物质追求面前的无力感
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教授孟一桴性格沉默寡言，为人中规中矩，兴趣也不多。与鄢红相识，正是在一家小书店，两人能结婚，全是鄢红主动出击的结果。
鄢红嫁给他的原因无他，正是孟一桴的教授身份。
鄢红是孟教授二婚娶的夫人，真正的原配是小北——一位大学老师。据小北说，她当初看上孟一桴的主要原因是他北大毕业生的头衔，谁知道婚后认真相处过才发现，孟一桴这么无趣。
婚姻中，孟一桴第一次受挫。
第二次受挫，是来自他的同僚中文系主任胡丰登。
作为同院系的教授，他们之间本就是亦敌亦友的关系。两人性格截然不同。孟一桴不功利，看重精神追求，而胡丰登则更追求物质。
为了让自己的晋升更顺利，胡丰登向校长偷偷打了小报告说，学术名角杜愈之原来是孟一桴的好友，孟一桴知情不报，是有意为之。孟一桴一脸无辜，杜愈之本来就是他大学时候的室友啊，好友私下见面，也需要向学校汇报？
婚姻、前途双重挫折，坚守精神追求的孟教授们境遇并不怎么好。
（2）师母们：不同的婚姻生活，同样的一地鸡毛
鄢红、庄瑾瑜、朱周，是阿袁《师母》中着重描写的师母形象。
鄢红是个学历仅高中毕业的师大旁听生，十五岁时不甘这辈子就守着裁缝铺过日子，受了当时考上师大的陈良生的蛊惑，去做了旁听生。
那时的她，自卑于自己旁听生的身份，觉得大学课堂真是神圣，老师讲的东西也是她没听过的。视野极大地拓宽了；另一面，对无依无靠的她来讲，陈良生是她的精神支柱，在对他百般讨好之后，鄢红逐渐丧生了自我。
所以遇见孟一桴后，她费尽心思追求，以补偿性的心态圆梦自己的高校生活。
鄢红显然是与其他两位师母是格格不入的，同时，她也是充当了一个外来的旁观者形象。
庄瑾瑜、朱周就名正言顺多了，一位是讲师，一位是资料员，本质上就与家庭主妇鄢红不同。
可是一旦落实到婚姻感情上，每个人就都有自己不堪的一面。
鄢红最怕两件事：一是遇见陈良生，自己过往的不堪被败露。二是怕小北回来与孟一桴重修旧好。
庄瑾瑜则一度怀疑丈夫有了外遇，两人于是大打出手，弄得鸡飞狗跳，甚至连累恩师也丢了颜面。
在婚姻面前，人与人都是平等的，不会因为谁的社会地位高，就更加美满。脱去高校教师的外衣，内里都是如普通人一样的一地鸡毛。
正所谓“食色，性也”。高校这一种风花雪月之下的暗藏机锋、大俗大雅的交汇抵牾也许更容易抵达生活和人心的本质。
从1749年的《儒林外史》到2019年的《师母》，历经两百多年的流变，知识分子形象一直在变，不变的是他们一直致力于发声。从“代言”到“立言”，再到如今的自我形象重建与转型。
尽管知识分子作为文化英雄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但知识分子的精神良知、独立人格和批判意识却是每个时代最重要的精神财富，不可丢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