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中国历史上的四大卑劣制度发明
沈彻 沈小彻读书会
粗线条中国史:中国历史上的四大卑劣制度发明
沈彻 编辑：稷下学宫书店
大家好，我是沈彻。今天看到一个新闻，电子科技大学副教授郑文锋在和学生探讨论文选题时，因称‘四大发明’在世界上都不领先中国古代不具备实质创新。被曝光以后，郑文峰教授倒霉了。这个事情引起了轩然大波，很多人出来讲学术不自由，甚至有人表态要社会各个公司形成一股不录取本校学生的风气，希望让这种学校有所警惕。其实春秋战国以后学术就不自由了。学术自由这个词实在是太奢侈了。
最近刚好讲到春秋战国，恰好讲一讲春秋战国的四大发明对中国历史造成的悲剧性影响。可能有些人清楚，我认为人类社会最伟大的发明是三样，一个是文字、一个是货币、一个是权力分立的社会制度。今天不细讲这个事情，以后有机会单讲。
今天讲的是最恶劣的四大发明，也是制度层面的，也算是对前几期音频的一个总结。当然，也不是说春秋战国一无是处，春秋战国取得的思想成绩是后来乃至于到现在都无法超越的。但今天不讲好的，只讲坏的，不是说没有好的。
这四大发明是什么呢？
1，统一思想，愚民教育。2，重农抑商，国家统管，奠定农业社会的基础。3，打破社会底线，刀把子里出皇权。4，官家写史。这些最恶劣的制度发明都是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官家写史可能出现得更早，被秦国完全采纳，并且不同程度地传递到以后的不同朝代。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甚至影响到现在。
这些东西渗透了中国两千多年的政治形态和社会生活。导致中国在科技、商业、思想等等方面都没有特别重大的进步。所谓的产生了一些领先世界的东西，也无非是在专制压迫得仅有的一点儿自由空间下面发展出来的，因为中国人口多市场大，导致技术层面出现了先进的东西，我们总是自吹的四大发明就是，还有一些小小的学术成就。如果没有皇帝专制的话，我们的发明和发现会更多，这个是毋庸置疑的。
先从愚民教育说起。
目前可考的愚民教育的源头，就是《道德经》，老子主张老百姓傻傻的比较好，他认为古代善于治国的君主不是让老百姓变聪明，而是让老百姓变傻，老百姓什么都不想，天天吃得饱饱的比较好。后来的法家也鼓吹愚民教育。但一定要区分清楚，这两种愚民教育的目的是完全不一样的，老子是真的觉得大家傻乎乎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没有战争，政府也不收那么多税收，各国之间相安无事，甚至村落与村落之间也不用交往，谁也不认识谁，老死不相往来比较好。想象一下这种画面，是很美好的，但是不可能实现。然而法家主张的那个愚民教育就是完全站在统治者的角度上来看问题的，比如商鞅韩非子们，他们是基于统治者的管理成本提倡愚民教育的，甚至主张把老百姓教育成战争炮灰，教育成对国家有用的人，对国家没用，这人就没用。
老子的愚民教育是建立在他认为老百姓傻乎乎地生活对老百姓自己好，商鞅韩非子们的愚民教育完全相反。甚至不能说商鞅韩非子是思想家，因为他的出发点就不符合思想家的素质。
这种愚民教育对后来的影响可以说是相当深远。
愚民教育不是说当权者不教育，而是说他按照一种思想来教育。所以愚民教育的另一个面就是统一思想，思想学术上，虽然我们没有什么发展，但是愚民教育的手段却发展得越来越炉火纯青，汉武帝创建太学，就是也是愚民教育，基本上只教授儒家那一套。其实这时候相对还好一点，毕竟学的是原汁原味的东西，还能在真相的基础上探讨问题。但慢慢地演化，连真相都没有了，歪曲地教授，后来识字率提高了，出现了科举制，科举制实际上解决老百姓的流动性问题，其实这是个谎言，科举制不解决老百姓的流动性问题，因为科举选拔的人才是非常有限的，一个几百年的朝代因为科举改变命运的也最多只有几千人，能说是解决了老百姓的流动性问题吗？基本等于零，但是这种制度导致大家只学习一种东西，科举制其实就是换了一种愚民的手段，发展出一套符合识字率的社会现实的愚民手段。后来光是科举制也不行，还要僵化考试，僵化答题，甚至考试时书法字体也僵化。康有为科举考了很多年据说就吃在了书法的亏上。不知道是真的假的。
把科举说成是改变老百姓流动性问题，改变底层人的命运，也是一种愚民的说法，其实无非就是让天下有能力学习的人，都去研究大皇帝们倡导的那一套，别去研究什么思想、科学之类的东西。所以说，中国历史上能够产生一些发明和发现，真的是挺不容易的，不是因为这些发明多么困难，而是因为皇帝们都让大家研究他倡导的那些东西去了，还能出现这些发明和发现，真是不容易。
第二点是重农抑商。
我们现代人真的很难想象那个时代的商业多么发达，但是我想大家都会有一个模糊的认识，那就是：那个时代，两千多年之前，能有什么发达的商业？心理上就会对那个时代的商业有所蔑视。其实春秋战国时代，每个国家跟每个国家的商业也都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齐国，在齐桓公时代商业就发展的很好，管仲本身也是做生意出身的。但是吴越商业就不太好。但是范蠡后来离开勾践，也去经商去了。
那时候商业到底发达到什么程度，我也不知道，这还需要以后某些历史学家更加细致地考据。但是那时候的商业，我认为不像我们模糊认识中的那样。至少商业在全国比重中是很高的。到了清朝的时候，我们的农业人口在百分之九十以上，春秋战国时期农业人口应该是远远达不到这个数字。商业比重反而可能更高，具体多高，还要历史学家去考据细节性的问题。
之前讲过，那个时代人口增长，是一个基础设施建设的时代，各个诸侯国政府的手都或多或少地干预经济，干预老百姓的自由。但是像秦国这种全方位干预的国家，是没有的。只有秦国这么一家。
那个时候，管仲也很重视农业，但是管仲也非常重视商业。而且孟子也有主张，就是分工合作，真正要完全拒绝商业，拥抱农业的，就是法家思想。商鞅给秦孝公提的一系列的具体方略都是把商人逼成农民，大家都去种地，然后为了战争做准备。
这种重农抑商的思想其实有利于统治者，不利于老百姓。我们经常说我们历史上是农业社会，我们土地广袤，我们地理位置优越，乱七八糟的，大多数人都认为我们是农业社会导致了皇帝专制。其实恰恰相反，恰好是皇帝专制导致了农业社会。在《商君书》里就提到，很多人愿意经商，不愿意种地，这么累的事儿谁愿意做？所以只能政策逼得大家不能经商，都去种地。然后秦国统一天下，把这个政策推广到全国。可以说中国的农业社会是被皇帝生生的给压出来的。
所以，我经常说，如果没有重农抑商这个政策的话，中国的商业要是在春秋战国就开始发展的话，那种结果是不敢想象的。
商业理论告诉我们，商业改变命运，商业改变思想，商业促进科技进步，商业导致文化繁荣。但是，从秦国开始，我们就把商业给压下去了。
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农业社会的统治成本低，商业社会的统治成本高。皇帝为了自己的利益当然要把社会搞成农业社会。都去经商了，都很精明了，不好管理。而且商业税比农业税要难收得多。商业税要明确各种复杂的税种，农业税就不用，根据土地收粮食，或者根据人口收粮食就好了。在唐朝的时候，我们还是很笼统的税法，才刚刚发展出来两税法。但是同时期的阿拉伯，也就是被我们现代很多人厌烦的伊斯兰世界，我们唐朝的同时代阿拉伯已经有了相对明确的商品税。
我们对于经济管理真的是非常糊涂，皇帝专制总是寻找成本最低的统治模式，所以很难发展出明确的商业税种，中国历史各朝代的矛盾应该不是土地兼并，我们老说我们历史各朝代的大矛盾是土地兼并，可能不是，我们历史各朝代的主要矛盾应该是商业发展和统治手段之间的矛盾，所以只能打烂重建，种地，然后商业在缝隙里求发展，发展到一定地步，诉求越来越多，皇帝专制满足不了这种诉求，所以就开始乱。当然啦，中国历史很复杂，不能用一两句来概括，朝代出现问题的原因也是多方位的。
不管怎么说，重农抑商的国策其实是不符合人性的。老子说“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统治者不要看中那些难以得到的东西，这样老百姓也不把那些东西当回事儿，自然就不会有偷鸡摸狗这种现象。其实这是反人性的，反经济学的，经济学就是看中难以得到的东西，物以稀为贵嘛，重农抑商，就是变相地让大家不要去追求财富，踏踏实实种地。其实谁愿意种地？大多数人都是不愿意种地的，那个时代又没有农药，地里头有虫子，都得人工去抓，从种地到收获的每一个细节都要人去操作。又累又脏，结果只能够满足温饱，谁愿意种地？所以大家不愿意种地是可以想象的。老百姓不愿意种地，但国家非让种地，这就是反人性的。
可能有人会说，大家都不种地，老百姓吃什么？这个问题就连商鞅都没有提过，商鞅说大家都种地便于管理，然后方便打仗。如果大家不种地，那么粮食价格就会提高，粮食价格提高，老百姓自然又愿意回去种地了，而且会想方设法多种地，这个过程中也会产生各种新技术。这是非常浅显的现代经济学的道理。历史上的皇帝不会懂。
第三点是打破社会底线，刀把子里出皇权。
这个话是不是很熟悉？其实这种道理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我们就明白了，不是什么新思想。甚至在原始社会里，我们就明白这个道理。我们看动物世界，猴子社会，猴王也是靠力量靠拳头来战斗，谁拳头硬，谁就是猴王，大拳头里出猴权，猴子都明白这个道理。商鞅韩非子们作为不合格的思想家，他们想来想去，终于想明白了这个在猴子社会里就存在的道理，而且商鞅成功地把这个道理灌输给了秦孝公。
什么仁义礼智，礼义廉耻，不能当饭吃，没有用，最有用的就是力量。
问题就来了，这种连猴子都懂的道理，难道大部分人不懂吗？大部分人都懂，只是那个时代之前建立了一定的人的底线。做人就要有羞耻心，做人就要有慈悲心，做人就要讲信用，做人就得讲规则等等等等，之前都建立起来了，但是被商鞅这样的人都看成了没用的东西。如果凡事都用利益来衡量，失去了底线，那么人类社会真的跟猴子社会没有什么特别的区别了。所以孟子才说：“没有同情心不是人;羞耻心不是人;没有谦让心不是人;没有是非心不是人。”做人就应该有这种最基本的价值判断。
商鞅的一套彻底打破人类底线的理论被秦孝公推广开，秦国废黜了周天子，统一了全国，建立了郡县制，把整个社会建设成了一个猴子社会，从理论到社会实践，秦国都成功了。后来每到乱世，或者说快乱了，就有人出来搞事情，比如董卓，曹操，都搞事情，秦始皇是他们的榜样，讲究什么仁义礼智礼义廉耻，该干就干，该自己上就自己上。
刀把子里出皇权，就是成王败寇的另一个说法。赢了就行。
紧握笔杆子。
要真正的成王败寇，光赢了还是不行的，这就是我们要说的第四点，还要掌握笔杆子，掌握社会的宣传大权，甚至掌握历史宣传权。你赢了，但你用什么手段赢的？如果民间掌握宣传大权，恐怕就会写得很差，一个混蛋赢了，比如司马迁就是这么写，刘邦是流氓赢了。所以掌握笔杆子太重要了。后世很多统一天下的，都是足智多谋，上天选中的，失败的就是阴谋诡计没成功。甚至捏造上很多莫须有的东西，比如本来对老百姓不错，结果给捏造得很差，本来自己对老百姓很差，结果给捏造得很好。比如商鞅变法，本来很差，就给捏造的很好，当然，这不是秦朝捏造的，是现在的秦朝的遗民给捏造的，就愣是说商鞅变法，剥夺了贵族权力使得老百姓得到了土地。
掌握笔杆子也不能算是秦国的发明，秦国只是其中一个也在用的国家。秦统一后，也把这个遗传下来了。但他自己没来得及改得太多，就完蛋了。春秋战国时期其实是有私人史学家的。比如孔子，就是私人史学家。如果这个能够延续下去，或许好很多，但是统治者慢慢地也越来越重视历史。孔子的学生子夏就提醒统治者要学春秋，要重视历史。
统治者过度重视历史，因为手里的权力，他就随时可以改写历史。这实在是太悲剧的事情。国家的教育，统治者掌握了，写史的权力，统治者也掌握了。到了清朝甚至出现了把二十四史编成正史，哪些历史是正的，哪些历史是野史，是歪的，统治者也要把这个意识形态定下了，这就实在太过分。正史的概念最早出现在南北朝时期，就开始一步一步官方来认定哪些是真历史，哪些是假历史。这实在荒唐。
最后。
这四大发明当然不只是我们有过，有些在其他国家也存在过，比如东罗马帝国也有愚民教育，但这些发明凑在一块儿，并且付诸实践，全世界好像都找不到延续这么长时间的案例。甚至基本没有过。前苏联、现朝鲜勉强符合这个标准，但时间也并不太长。这些东西真的是把统治者的利益发展到极大化。现代极权政治的那些东西，我们在秦始皇时期就做到了，而且这一套东西不断地借尸还魂。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的历史其实早就可以发展得更好，有发展出极权统治的现实，其实也说明有更好的有利于老百姓的道路可以选择。
这四种制度有机结合地真是太完美，对统治者来说。前两个呢是为了节省统治者的管理成本的，重农抑商和愚民教育统一思想，是为了节省统治者的管理成本的。第三个打破底线，刀把子里出皇权，是到了乱世的时候给野心家夺天下提供理论依据的。第四个官家写史是统治者为了成全自己名声的，当下的名声以及历史名声。主要是历史名声。历史的统治者也有一定的默契，隔代修史也一般不把前朝的开国之君修的很差，大家相互成全，有一个默契。这不是保护什么底线，是他们同行们之间的默契。就像历代都不挖前朝祖坟一样，怕以后假如朝代再更替的时候祖坟也被挖了。虽然说都是希望千秋万代，喊的都是万岁，但哪有千秋万代呢？
秦始皇创立了这一套制度，在历史上不断地借尸还魂，王朝倒了，建立的还是差不多，大同小异的这么一套东西。说实话，有时候思考历史，会想到，到底是皇帝制度绑架了这些统治者，还是这些统治者真的皇利用在帝制度呢？这个问题也留给大家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