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 | 巫加都
山东画报出版社老照片
图 40年代的长辈是这个样子的。
图中的家庭与中国的许多家庭一样，有人留在了海的这一边，有人去了海的那一边。具体到这个家，是大姐嫁给了“国军”，随之去了台湾，其他人留在大陆，日后妹妹们还嫁给了“共军”。几十年来，这边的常念叨起那边的，从老到小念叨了三代人，但至死竟无缘再见。
照片应是我父母订婚时所照，时间大约在1947年前后。他们二位是国立中央大学建筑系同学，抗战时在重庆上学，胜利后随学校复员到南京做助教，照片应是行前在重庆所拍。
儿时看这张照片，觉得又稀奇又陌生，家里大人们过去怎么是这个样子的？穿扮得还挺漂亮。后来“文革”了，烧了扔了许多东西，厚厚一本老相册只剩下稀稀拉拉几张相片。凡是穿西装、着旗袍、烫头发的都不见了，包括这张宝贝合影。父母说烧掉了。太可惜啦！
“文革”后，这张合影和老照片们又悄悄回到老相册里。我和姐姐仔细辨认，看是否少了记忆中的哪一张。多亏爱好摄影的父母手下留情，也许仅是瞬间的犹豫，才使这些老照片得以留存，成了他们身后最珍贵的遗产。
坐在中间还不算老的老太太是我奶奶，我们叫“阿婆”。两边是我父母巫敬桓和张琦云，后面是父亲的三个姐妹，也就是我的三个姑姑，我们称“娘娘”。中间是大娘巫静华，右边是二娘巫德华，左边是幺娘巫亚华。我爸爸抱在腿上的小男孩是大娘静华的儿子“九九”，可惜不久这个全家的小宠儿因病夭折了。
这是一个殷实的书香之家。说殷实，是指抗战前的状况，那时家里高宅大院，自家还有私塾，族中子弟来此一堆读书打闹。爷爷是个能干的商人，但战乱中摔伤了腿，后破产抑郁而亡。
说是书香之家，不仅祖上多有读书人（爷爷的父亲是前清举人），子女也都接受新式教育，即使家道中落，仍“惟有读书高”。照片中有三人是中央大学毕业生，除了父母之外，大娘毕业于中大历史系。另外，二娘毕业于重庆大学，日后成为中国人民大学最早的研究生；当时正上南开中学的幺娘日后就读于中央戏剧学院。
老话说：女人的一生，儿时靠父亲，长成靠丈夫，老时靠儿子。阿婆就是这么个有福分的传统女人。她是官宦人家的小姐，家教良好，善绘画。据说儿时遇土匪夜袭，全家遇害，她恰巧走亲戚而躲过一劫，后被做官的亲戚收为养女，颇受宠爱。好悬哪！世上差点就没了照片中人及我们这些后人。
阿婆一辈子没有出去做过事，尽在家里开局打麻将了。据说阿婆生过12个孩子。有一年年初一个，年末一个。但存活下来的只有照片上的四位，好在这一男三女个个聪明漂亮，不使阿婆失望。
家里这三个斯文秀气的女儿选择的伴侣，竟都是军人或曾经的军人。这也是那个时代的特征：连年战乱，遍地都是当兵的。
第一个闯进这个书香之家的军人是国军飞行员韩丙凡。这是一个高高大大的北方小伙子，一表人才，毕业于国民党中央空军军官学校，参加过抗战，与省立女子中学教员静华恋爱八年终成眷属。可惜他们一双漂亮的小儿女都不幸夭折。1949年他带静华去台，后升为空军中将。我家老相册里并无韩姑父的形象，也许是因政治运动不断，相册也需不断清理，可这一海外关系仍无形中影响了我家两代人。
当然，在台湾的静华不会想到两个妹妹都嫁到了“敌营”：一个跟了曾经的新四军，一个跟了解放军。
图 60年代的合影与40年代的风格大不一样。
图摄于“文革”前的60年代，时为幺娘亚华新婚，是我家仅有的人数较多的一张全家照，可惜只是大陆这一边的。
与图的风格完全不同，照片中没有了西服旗袍，没有了领带项链领花耳环等一切饰物，取而代之的是干部服。但还有烫发和花格衣服，几年后“文革”“破四旧”，连这些也没了；即便有，人们也很少有照全家福的兴趣了。
前排中间的两位老奶奶，左边的是阿婆，右边的是奶婆。奶婆是亚华的奶妈，亚华出生三天她就到了我家，从重庆到北京，前后半个世纪，又带大了第三代中的好几个，是家庭中不可或缺的一员。亚华叫她“妈妈”，而兄妹几个称阿婆为“太太”，这称谓怎么跟《红楼梦》里的挺像？
后排中间是新婚的幺娘亚华和姑父张霖，右边一对是娘二德华和姑父刘哲。前排二位奶奶旁边的是我的父母，中间是德华的儿子小铁，最右边的是她女儿小平，最左边的丑小鸭是笔者，后面是姐姐加宁。本人当时应是一年级小学生，还没到“入队”的年龄，没像两个姐姐那样带着红领巾。
巧的是，照片上的三对夫妻竟都是大学同班同学，不论40年代结婚的父母、50年代结婚的二娘和姑父，还是60年代结婚的幺娘和姑父。以致儿时的我以为只有同班同学才是当然的好夫妻。
我父母是中央大学建筑系40级同班同学。中大建筑系门槛很高，除了考文化课目，还要考绘画。他们全班只十多个学生，女生仅四位。我妈功课好，官居班长。据老同学回忆，他们班里女生长得好看，是“校级”的，很受高年级男生青睐。但交朋友能成百年之好也不易，我父母算是携手到底难得的一对。当时他们家境都不富裕，好在国民政府战时广泛实行助学金制度，使得大后方的和流亡的学生都可继续学业。
战后父母随学校从重庆到南京。一次圣诞前夕，母亲乘飞机到上海，遇大雾，但美国飞行员想在上海过节，强行降落机头撞物，飞机坠毁，我妈坐机尾，人们以为全机人员遇难，一位同学赶去认尸，见一女尸像，就给我爸打电报，说琦云去世。父亲赶到上海，悲痛万分，与同学一起办后事。这时又听说有一小姐在医院抢救，赶去一看，满身满头被包扎的正是我妈，他们笑了。我妈还很委屈：我都这样了，你们还笑！几十年后，他们的老同学说起这事还在笑：当年你爸爸白哭了！那时父母正准备结婚，据说是我爸送的订婚戒指救了我妈：一个看尸的警察看到戒指，想要，一摘，发现小姐微出一口游丝气，这人还是心好，马上送人到医院。又是一个好悬！差点又没了我们。
我常想，一个人能来到世上，实在是很偶然很偶然的，万载难逢。
建国后，父母到北京一家建筑事务所，接手的第一个工程是设计王府井百货大楼。后来事务所并到建筑设计院，他们同在院里任高级建筑师。“文革”前高级工程师像是稀有动物，尤其是女高工。母亲是设计院中仅有的三位女工程师之一，也是惟一的女高工。这倒不是说他们有多么优秀，而是在社会“左倾”之后，知识分子评职称长级别的事就停了下来。建国初定的级别，几十年没再调，据说高薪还减过一些。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尤其是高级知识分子，尽管并无财产，仅是工薪阶层，但通通属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了一辈子。不过后来的年轻同事，也就是新中国培养的大学生们，时运也不济，技术员一当就是一二十年，长期低薪度日，一直到“文革”后才有机会评职称、晋升工程师。
新婚的幺娘亚华和姑父张霖是中央戏剧学院美术系的同班同学。亚华上高中时随二哥、也就是我父亲到北京。她能歌善舞，投考中戏表演系，虽成绩不错，但又黄又瘦，不符工农兵形象。后又考上美术系，才得以认识了解放军军官学员张霖。张霖是班里惟一带工资上学的学生，一个月90多元，是班中“大款”，同学们总是“申请”让他请吃馄饨什么的，有一年他还请同学到我家来吃了顿烤鸭。他是又红又专的标杆学生，但也因1957年主持了一个鸣放会，受到党内警告处分。亚华则因提过意见，贴过大字报，被定成了“右倾”。
毕业后，张霖到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搞舞美设计，后任话剧团副团长。“文革”前曾做过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舞美组组长，他们别出心裁用七架幻灯机，分段衔接打出一幅幅长20米、高15米，变幻多端的舞台场景。《东方红》上演后，张霖被请到电台、电视台讲体会，在报上撰文，我记得他的文章和讲话，最后一句都是“以上是我们粗浅的体会……”当时我还问“粗浅”是什么意思，印象极深，以致后来写论文我也学着用了这俩字。
亚华离开中戏原定到筹建中的北京电视台（现中央电视台前身），已经参加了“十一”播出的筹备，因海外关系政审不合格而被刷，后到北京电影制片厂任美术师，一直干到高级服装设计师，参加过许多电影的摄制，还客串过地主婆，圆了一回表演梦。
二娘德华和姑父刘哲是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班同学。刘哲是个高度近视的“书呆子”，但年轻时也曾不畏艰险，走南闯北。他与张学良是辽宁海城老乡，他的父亲曾帮张大帅打点生意。日本人占领平津，刘哲没跟东北军撤到西安，而是辗转到大后方四川三台县，考入流亡的东北大学，后投笔从戎，出三峡投奔新四军。抗战胜利第二年，中原解放区遭围攻，内战爆发。他随三五九旅干部团突围，历尽艰辛，部队在陕南山区被打散，他眼镜跑丢，跌撞在崇山峻岭中，被胡宗南部俘虏。释放后又辗转到河北找到组织，入华北大学，后参加接管天津。之后又被选送到已迁入北平的华大，成为学校第一批研究生（共四人）。
第二年，以华大为基础创建了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班也扩展到13个人，听苏联专家讲授工业企业组织与计划的课程，这是那个计划经济和工业化时代最热门的专业。他还相好了班里仅有的两位女生中的一个，就是重庆大学选送来的助教德华，毕业时两人结婚。1958年两口子下放到“邯钢”，后又到秦皇岛煤矿管理学校。
刘哲参加革命从1948年算起，前一段新四军的经历不算，因当年被俘出来签过点什么，成了一辈子说不清的历史问题。虽经调查，算是人民内部矛盾，但“文革”时就上升成了敌我矛盾，挨斗挨打。背了这个历史包袱，当年才华横溢的一对革命青年一辈子小心谨慎，生怕再犯错误。
80年代，亚华开始寻找台湾的亲人，托人在香港登报。后经巫氏亲友联系到一个台湾旅游团，导游说韩将军在我们那儿很有名呢。回去一转告，很快韩姑父从台湾来信，才知道静华去台后，50年代还竞选上了县参议员，但随后心脏病发作去世。原来影响我家两代的海外关系早已虚拟。韩姑父也早已退出军界，经商挺红火。当年他们去台后抱养的一个养女也已是俊俏的空姐。
韩姑父很快就带着续弦夫人郑娘娘回来探亲了。我们一大家子人在北京见了面，好不热闹。还有段插曲，亚华住在北京军区大院，其时张霖已英年早逝，韩姑父的车到了军区大门口，警卫的小兵见是台湾来人，很警惕不敢让进，后虽经一番交涉，进了大院，但生气的韩姑父拒绝下车，原车回城了。亚华特意清扫房间，备了佳肴，白忙了一通。也许这位“国军”老将又想起了过去受“共军”挤兑的伤心事。
后来韩姑父与亚华一起去秦皇岛看望了德华一家。他还去了家乡河北行唐县，但老家已没什么亲人，人非物也非，乘车转一圈即离去了。
图 到机场为韩姑父（右三）送行，左二是幺娘亚华，左三是郑娘娘，右一是作者。
图是我们到机场送韩姑父（右三），左二是幺娘亚华，左三是郑娘娘，右一是笔者。
韩姑父看我在学英语，说台湾有小电脑式的英汉语音辞典，要送我一个。当时以为说说而已，没想到第二年他再来北京，真的带来一个送我，看得出他是名一丝不苟的军人。他探亲我们这一支已无血缘关系的家人，年年寄贺年片，是把这当成了他与大陆的一个联系。
韩姑父当年还跟我提过，说想写回忆录，身边缺一个像我这样能做文字工作的人。我当时忙自己的学习和工作，没在意。几年后想起应和这位老姑父老将军谈谈过去，不知回忆录开写没有，打电话到台中，他竟也去世了。这时才意识到，我们对他的了解竟是那么少。我后悔不已，恨当年自己这个当记者的却没一点“新闻敏感性”。
写到这里，我又一次感到愧对先人。我家人多早逝，幺娘亚华是前辈仅存的硕果。我的父母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相继离开，走时都是57岁。在他们生前，我这做女儿的，竟没顾上和父母好好聊一聊。那时忙着上学工作立业，总之都是忙自己的事，何曾觉得父母已经上了岁数，有一天会忽然离开我们？随着长辈一个个离去，自己中年已到，才忽然发现，对上代的事儿竟知之甚少。无奈之中只好翻阅各种史料：中央大学、中央航校、抗战、内战、国共之争……在诡秘的捉摸不定的史海中感受前辈的存在，捕捉其身影。有时读着读着，竟觉得他们并没远去，他们潜行在字里行间，显影于想象中。
总以为我们这代人被耽误了，生不逢时。但如果说我们吃了苦，那么前辈人就是承受了苦难。战乱动乱、颠沛流离、精神压抑、兢兢业业、战战兢兢，他们承受了大时代的灾难，太平初现时又匆匆离去，留下的是种种遗憾和影影绰绰的往事片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