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短房 旅加学者
美涉港法案禁不起推敲，爱港还是害港一目了然
当地时间9月25日一整天，美国参众两院的外交委员会可谓“忙碌异常”，一系列涉及中国香港的法案决议案被以空前效率通过，包括《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保护香港法案》，以及“谴责中国干涉香港事务、支持港人自由抗议决议的决议案”等等。
《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由前众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新泽西州共和党众议员史密斯提出，其主要内容包括“要求国务卿向国会提交年度报告，评估香港是否继续享受不同于中国大陆的特殊待遇”，以及“要求国务院不应根据被捕记录拒绝核发签证给‘香港民主和平抗争人士’”“对侵害香港自由法治者实施拒绝入境、冻结在美资产等形式制裁”，该法案的参院版则和众院版几乎一字不差，由佛罗里达州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提出。
《保护香港法案》由史密斯和现任众院外交委员会主席、马萨诸塞州民主党众议员麦克戈文提出，内容包括“禁止向香港出售催泪弹和其它非致命防暴产品”。
其它涉港议案则由加州民主党众议员舍曼等提出。
美涉港法案禁不起推敲，爱港还是害港一目了然
必须指出的是，截止目前这些议案尚未成为正式法案，因为它们还需经过国会投票表决，并提交美国总统签署。但考虑到当前美国“政治正确”的氛围和上述议案提出者的代表性，走完这些程序并没有多少悬念。美国舆论普遍认为，10月14日“哥伦布日”假期结束后，这些议案就可能正式提交国会表决。
几乎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在联大发言中大谈“香港问题”，其基调和参众两院外交委员会如出一辙。这充分表明，美国官方近期针对香港问题的一系列言行，是跨党派、跨部门、跨领域的“组合拳”。
美国政客如此卖力地在香港问题上“辛勤劳作”，究竟是为了什么？
美涉港法案禁不起推敲，爱港还是害港一目了然
从《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的内容可以看出，其核心内容有三：一是借“不给优惠”向香港特区当局施压，迫使其屈从于美方意志；二是对所谓“民主和平抗争人士”大开方便之门，令其可有恃无恐地继续“勇敢行动”，反正大不了还能往美国跑；三则是个意味深长的“口袋”——理论上美国司法部门只要高兴，就可以把任何人贴上“侵害香港自由法治者”的标签，用美国法律予以制裁，不管这些人是否香港居民，甚至是否中国公民。
《保护香港法案》的核心，则是试图通过限制非暴力防暴器材的出口，削弱香港警方和行政当局控制局面、维持治安的能力，为他们所谓的“和平民主抗争行动”多贴上一道护身符。
至于其它几条，则无非是借机将中国中央政府拉进“圈中”，如此而已。
在西方媒体的导向性报道，以及部分西方政要名流的“导流”后，“借香港发声”已成为美欧一些国家政坛的“政治正确”，2020年美国大选在即，两党及其头面人物都惟恐抢不到这个“制高点”，被竞选对手压制，因此才会在推动涉港法案出台问题上你追我赶、争先恐后，惟恐自己行动显得不够积极、言论显得不够激烈；而他们中另一些“有头脑者”，则希望“借港治中”，在国际社会进一步孤立、打压中国，干扰中国正常的改革开放进程，从而有利于美国在中美博弈中占到更多便宜。
然而这些打着“为香港利益出头”的法案、决议案，实则禁不起多少推敲。
以《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为例，“收紧针对香港的特殊待遇”，只能令香港经济、金融“自由港”地位进一步被削弱，从而极大损害香港全体居民的利益；该法案及《保护香港法案》千方百计捆住香港司法、执法机构手脚，为所谓“抗争者”穿上一层层“防护服”，其结果显然只能令香港社会的混乱更严重、更持久，这究竟是“爱港”还是“害港”，可谓一目了然。
问题在于，这样做对美国自己也并没有什么好处。
美国是一个贸易立国的国家，是贸易自由化和全球化时代，也是当今自由贸易规则最大的受益者，而香港作为远东金融中心和全球重要的自由港，在美国全球贸易版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给香港所谓“特殊待遇”，受益者并非仅仅香港一方，美国是同等甚至更大的受益者。采用立法等“大小动作”对香港施压，美国自己也会反受其害，一如其在贸易战中对别国的所作所为，同样会受到反噬。
不仅如此，上述立法行为的动机和后果，恐怕是让香港和美国经济切割、“绝缘”，这样做的结果，只能促使香港社会中更多有识之士，以及活跃于香港各相关市场的资金，加速寻找其它切实可靠的“出口”和依赖，这些忙碌的立法者难道真的不知道，这样做对他们、对美国而言，注定只能是为渊驱鱼、为丛驱雀？
一切的关键在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自1997年7月1日回归以来，已是得到国际公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法律事实是不可逆、不可动摇的。在这种前提下，外国行政、立法机构无论怎样费尽心力，都难以撼动大局、伤及根本。香港的问题终究需要在香港解决，而香港的前途、出路则只能在中国范围内寻找，“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五十年不变”则是应对一切香港乱局的“定海神针”，大局、根本既定，一切境外的“大小动作”，都注定是徒劳无功，白忙一场。（责任编辑：唐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