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封建社会的朝代更迭史，可以说就是一部造反起义史。除了两宋是亡于外患，其他的朝代均亡于内部的起义。一般来说，我国古代社会的起义分为两种性质：一种是农民起义，另一种是地主阶级内部的起义，也就是将军造反。
虽然一个王朝的灭亡，往往是由农民起义拉开帷幕，但最后成功的往往是将军造反。细数下来，真正农民起义成功的也只有汉高祖刘邦和明太祖朱元璋这两个例子。其他的，均是有士兵拥护的将军获得了最后的成功。那么，将军造反，为什么士兵会跟着一起造反呢？为什么将军造反比农民起义更容易获得成功呢？
每个王朝将军造反都有其各自的背景，这里就以几个最典型的例子来进行分析。首先就是西汉初期的七国之乱。汉高祖刘邦大肆分封刘姓子弟为诸侯王，每一个诸侯王都有自己的独立王国。随着时间推移，诸侯王势力坐大，到了汉景帝时，爆发了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七王之乱。
而此时，常年把控中央权力的外戚和宦官被大肆屠杀，中央权力出现真空，这不可谓不是造反的好时机，于是不同军阀争相崛起。
到了南北朝时期，南方宋、齐、梁、陈四个朝代的开国君主都是武将。所谓时势造英雄，他们与追随自己的士兵一起推翻前朝的统治，建立新朝。此时正处于乱世，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都格外尖锐，武将手中兵权过重，因此，君主的统治都不十分稳固，朝代更迭十分频繁。
唐末五代的混战，基本上是将军造反的最后一个高潮了。由唐中期安史之乱造成的藩镇割据，与东汉末年的情况十分相似。但显然，唐朝末年的藩镇割据所造成的后果要比东汉严重得多。中央控制不了地方方节度使，而节度使也几乎控制不住自己的牙兵。
最后的导火线一旦点燃，一个比十六国时期更加混乱的乱世就出现了。似乎只要有武装力量，就能建立一个国家。因此，五代继起，十国并立，不同民族、不同贵族集团、同一贵族集团的不同野心家都互相攻伐。
汉末三国时期，中央因为力量太过弱小，因此并不在军阀混战中有过多的参与度。更多的矛盾，是地方军阀和军阀的矛盾、豪强和豪强之间的矛盾。唐朝安史之乱是地方节度使的欲望膨胀，想要灭掉唐朝，另立新朝，因此还是集中在地方权力和中央权力的矛盾冲突上。
这种逻辑也就是自下而上推动将军造反。最开始，想要造反的并不是将军本人，而是将军手下的士兵。因为手下的士兵有了不臣之心，逼得将军不得不反，以求自保。当然，这并不是说将军本人就完全没有野心。
五代十国时期就是这样的情况，士兵对当权者不满。想要升官，想要发财，想要有从龙之功。最好的办法就是，将自己的直接上司推到那个位置上。其中，最典型的是宋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事件。
那么，这就代表着，如果不反，后周的皇帝依然会认为他有谋反之心，将他处死，或者他手下的那群士兵将他干掉，再另选他人。无论如何，他的结局只有死，因而还不如干干脆脆的起兵，这样还能杀出一条生路。
将军造反的成功率远比农民起义要高得多，这是因为将军比农民更有优势。从将军这个群体的主观条件来看，他们也属于地主阶级，要么是拥有自己的独立王国的，要么是割据一方的豪强。
二是影响士兵的自我意识。士兵们长期追随一个将军，与将军结成了军事利益集团，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局面。因此，当将军选择造反时，作为他名下的士兵，受将军之恩，食将军之禄，自然会追随将军一起造反。如果士兵为了自己的利益想要造反，那么他们首先推举的就会是他们的将军。有时候，士兵群体的意志就代表了将军的意志。
除此之外，将军造反要想成功，还需要天时地利，也就是客观条件的成熟。从秦始皇建立大一统国家后，统治者就非常注重中央集权和信息流通。因此，修驿站、修驰道都是为了保证皇帝的政令能够到达基层。秦始皇废分封，设郡县也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避免地方势力过大。
而且有利于在史书上留下正面评价。毕竟，在一个和平年代掀起战乱的将军，很难逃脱“窃国贼”这个评价，而乱世之中成功的造反者，更有可能成为救民于水火的英雄。
总结：在经历了长期的乱世之后，宋朝的开国者格外注意“强中央、弱地方”的原则，将军权、财权、政权全部集中于中央，中央以绝对的优势压倒地方。这就是为什么五代十国是将军造反的最后一个高潮了。但是，宋朝统治者忘记了过犹不及。地方的势力过弱，使得地方难以抵抗外敌入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