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英
贾平凹是中国文化的一张名片,也是中国文学的一个风向标。他创作了一部又一部经典之作，铸就了中国文坛一个又一个高峰。四十年笔耕不辍，贾平凹一直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力，他用笔记录着社会进程中一个个鲜活的现实人生。
自2011年起，更是连续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古炉》《带灯》《老生》《极花》《山本》等多本原创长篇小说，这在贾平凹创作历程和人文社出版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古炉》《带灯》《老生》销售量超过40万册，《极花》《贾平凹散文》及精选版销量高达20万册，2018年新作《山本》也在上市后获得了巨大的社会反响，取得超过10万册的销量。
7月30日，第29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在西安开幕，为感谢贾平凹对人文社长久以来的信任，人文社臧永清社长向贾平凹授予贾平凹先生人民文学出版社“荣誉作家”奖牌。这是人文社第一次向作家颁授这样的奖牌，以表达感谢。之后，贾平凹与其系列作品责任编辑、《当代》主编孔令燕，畅谈了二十年的合作友谊。
本文为贾平凹独家专访之二。
张英：你父亲只是一个乡镇学校教员，怎么就变成被革命对象了？
贾平凹：我父亲特别严厉，小时候我总是害怕他。直到他老了，我自己也做了父亲，我们才说上话。
在当时是那个社会，对父辈这一代人来说，他没什么选择性。我父亲弟兄四个人，只有他来西安求学了，剩下都在乡下，当时为了供应他上学，有到煤窑上挖煤的，有去扛木头的，就是全家来养活他。
他原来在西安上学（陕西师范大学前身），读的是中文，和我一样。在考学的过程中，一个住旅馆认识的人问他，愿不愿意到延安去。他当时刚从乡下到西安，也不知道延安是干啥的，回答说可以，只要哪儿能吃饭就到哪儿。后来那个人第二天带他去一个地方，他去了一看，是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就是专门把青年往延安送去。他当时觉得要当兵打仗，家里父母还在，他当时不愿意去。
原来在西安上学（陕西师范大学前身）
他专科学校读完，后来在西安也教过书。当在西安房子便宜，一个四合院，几袋洋面的价钱就可以买下来，但是他当时没有买。好不容易挣钱了，他得照顾家里，回报那些父母、兄弟。在西安呆了几年，快解放的时候，解放军兵临陵城下，准备打仗的时候，时局特别的，整天哪儿打枪，他就回了乡下老家。
后来我就跟他说，你当时如果是买下房子，那我起码就是西安市民嘛，或者你去了延安，回头也是革命干部，我就不至于出生在农村，要几十年后才回到这个城市，也不会在农村吃苦。
解放后，因为我一个姨夫是陕南游击队一个团的团长，把他叫去在团部里待了一段时间，后来他回到地方上当教师，然后就一直干到去世。他的工作完全靠组织来分配，叫你到哪儿去，你就到哪儿去，他没有更多的选择性，不像现在，我可以跳槽，我可以不干这个干那个，那时候是不可能的。
“文革”的时候，我父亲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原因是他在西安当教员的时候，胡宗南当时在西安开了一次报告会，当时政府要求所有的公职人员去参加那个会议，学校把教师花名册就报上去了，我父亲那天倒去了，走到半路里，又跑去看秦腔去了，没有参加。
到了“文革”时期，有人把那场报告讲成是特务训练班，然后查档案，开会的名单里有我父亲，就把他打成反革命，有两年多时间，他戴的是反革命分子帽子，开除公职，回乡进行劳动改造。从那以后，我这个家境一下就败落了。
张英：那个年代，这样的政治帽子扣上，个人前途基本上就完了。
贾平凹：现在很多年轻人无法想象那个社会，政治上要是出现了问题，那这一生就完了。我印象最深的是我父亲回村去的时候，我和母亲正在地里干活，别人说我父亲回来了，我就往回跑。
我父亲戴着反革命分子帽子，被押送回到乡下，一见我就拉着我的手哭了，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见到父亲哭，他说，我把孩子害了。当时他最关心不是他的政治生命，而是自己影响了家庭和孩子的前途。
因为他清楚，他打成反革命，这孩子这一生政治命运，基本上就决定了，再也翻不了身。在当时整个社会，“地富反坏右”，阶级异己分子，头顶这些罪名，你永远不能翻身，谁也不可能再用你。
在“文化革命”前，我父亲对我是有期望的，因为我学习还不错，将来能够上大学进城，一步步参加工作了。
当时中国人最大的愿望就参加工作，有一个工作岗位，这是每个年轻人的追求目标，起码脱离农村，能吃上国家的饭碗子。
但“文化革命”这事情一来以后，我学也上不了了。父亲打成反革命，他是觉得孩子的前途，一下子就没有希望了。政治成分让全家人脸上无光，谁都可以欺负你。
张英：对你的影响体现在哪方面？
贾平凹：我父亲打成反革命那几年吧，我在农村唯一愿望就出去参加工作。当时城市里的企业、单位来招收技术工人，肯定没有我了，不可能叫个反革命子女去当工人去。
后来收公路上养路工，整天拿个锹铲一下地面，我也报名，但是也没有收到。后来就部队征兵，我又去报名，也不让你去。你表现再优越，在选人的第一批就把你刷掉，刷下来。
当地学校招收民办教师，我也报过名，也没有我。后来学校一个老师，回家生产生小孩了，临时让我代理教了一阵。等人家把产期休完以后，你就结束了。
我原来是基干民兵，因为当时准备着和苏联要打仗，农村的年轻人都加入民兵组织，整天训练。开头我是民兵连里当文书，因为我写字好，后来我父亲一出来事，就把我赶出来。
我们那儿学大寨修水利，修一个大型水库，年轻人都去，也是以民兵建制，挣工分，我就留在村子里和妇女一块劳动了。
我那个时候年龄小，一般我们那儿的精壮劳力，一天工分是十分，当时农民靠工分来吃饭，年终跟你结算，给你分多少钱，分多少粮。我当时挣三分工，因为个头也不高，只能挣到三分。
一个工分是两毛钱，一个大人劳动一天，可以挣到两毛钱，我只能挣到六分钱，后来慢慢才给你涨到四分、六分。当时一个正常的妇女，劳动一天可以挣八分工。
就是你这个政治身份就把你决定了，你永远只能在农村当农民，在农村的基干民兵，你也没有条件来参加，政治上永远没有你出头之日。
在经济上业受到歧视，国家那几年给大家发救济款、救济粮，肯定没有我家的。亲戚朋友就是来，他都害怕沾上你，也和你疏远。我当时就沦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就是他用你还可以，他也可以不用你，反正就是比人家要低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