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赢得了世界广泛赞誉。世卫组织宣布新冠肺炎疫情从特征上可称为“大流行”，疫情的发展和所造成的危害，牵动着全世界人民的心。我们不仅要以辩证的眼光正确对待疫情，更要汲取教训，创造条件，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将疫情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尽早取得抗疫斗争全面胜利。对此，重温恩格斯的三句名言，对打好抗疫战争，提升经济社会发展质量，持续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宝贵的启示意义。
“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
这句话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769页）。
2014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央编译局编译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中译本。该卷的全部译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26卷（1985年）、第27卷（1988年），并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20卷翻译。本卷收录了恩格斯1876年—1878年写的《反杜林论》及相关文献和1873年—1882年写的《自然辩证法》。其中，《自然辩证法》是恩格斯研究自然界和自然科学中的辩证法问题的重要著作。然而，它虽然是一部未完成的著作，但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思想价值。目前，这部著作保留下来的文稿有：写作计划草案、论文、各类札记和片段以及四束手稿目录。
之所以说，这部《自然辩证法》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是因为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并非关于“自然界”的辩证法，而是通过反思“自然科学”的理论思维，从而确证了辩证法的科学思维方式，把辩证法从黑格尔唯心主义的神秘形式中拯救出来。在这一意义上，自然辩证法和历史（社会）的辩证法的差别，仅仅是切入口的差异，而不是两种辩证法。这部著作的思想与价值体现在：不仅在学科与学术发展史意义上，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新领域，为自然辩证法这一学科奠定了理论基础，而且在思想史意义上，体现了恩格斯对实践的类型、特点以及作用的创造性论述，实际上是对马克思的实践思想作出了进一步的完善和补充，更重要的是，恩格斯创立的辩证自然观与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有机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两个基本理论支柱。与马克思实践思想具有深刻的一致性，共同有力地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及其资本逻辑的短视性，是恩格斯这部《自然辩证法》的理论魅力所在。
毫无疑问，任何三维物理空间中的力学原理都要遵循力的相互作用这一基本关系。在恩格斯看来，人类在利用和改造自然界的同时，自然界也“报复”着人类，即人类过度开发和利用自然，导致严重的生态环境危机，一次又一次向人类敲响了生存质量警钟。为了避免警钟变丧钟，人类必须改变不当行为，重建人和自然之间的和谐共生关系，大力推动形成可持续的绿色发展、健康生活方式，切实改变只讲索取、不讲投入，只讲发展、不讲保护，只讲利用、不讲修复的发展理念。坚决摒弃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损害人类长远利益的发展方式，推动形成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绿色发展方式，特别是要倡导并形成绿色环保、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引发这次疫情的新型冠状病毒，包括此前的非典、高致病性禽流感等类型病毒，多数病原体来自野生动物，并非人类社会的“原住民”。我国长期存在的非法交易野生动物和滥食野味的陋习，不能不说给感染这类病毒、酿成重大疫情提供了现实可能条件。2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明确指出：“我们早就认识到，食用野生动物风险很大，但‘野味产业’依然规模庞大，对公共卫生安全构成了重大隐患。再也不能无动于衷了！”人们应在反思中自觉爱护野生动物，与它们和平相处，坚决杜绝食用野生动物的陋习，坚决拒绝购买保护名录中的野生动物制品，坚决举报非法猎捕、交易野生动物行为，遵从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重温恩格斯的教诲。2月24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这一决定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要通过立法、严格执法，形成强大的震慑作用，让尊重自然、绿色环保、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成为全社会的共识，成为人人自觉的遵循。
恩格斯的这句经典判断，是有着完整的表述逻辑的，他说：“但是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要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因此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支配自然界，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去支配自然界——相反，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支配作用，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769页）不言而喻，恩格斯的这个著名判断闪耀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之光。2018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特别强调，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在人类思想史上的思想者谱系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举世无双、珠联璧合的伟大思想者联盟。特别是在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倾力于马克思传世之作《资本论》第2卷和第3卷遗稿的整理，最终完成了这部思想巨著伟大工程的出版工作。“我一生所做的是我被指定做的事，就是拉第二小提琴，而且我想我做得还不错。我很高兴我有像马克思这样出色的第一小提琴手。当现在突然要我在理论问题上代替马克思的地位去拉第一小提琴时，就不免要出漏洞，这一点没有人比我自己更强烈地感觉到。而且只有在时局变得更动荡一些的时候，我们才会真正感受到失去马克思是失去了什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72页）恩格斯用“小提琴手”来比喻他和恩格斯的思想合作关系，决不是道德高尚谦虚之辞，他强调：“我不能否认，我和马克思共同工作40年，在这以前和这期间，我在一定程度上独立地参加了这一理论的创立，特别是对这一理论的阐发。但是，绝大部分基本指导思想（特别是在经济和历史领域内），尤其是对这些指导思想的最后的明确的表述，都是属于马克思的。我所提供的，马克思没有我也能够做到，至多有几个专门的领域除外。至于马克思所做到的，我却做不到。马克思比我们大家都站得高些，看得远些，观察得多些和快些。马克思是天才，我们至多是能手。没有马克思，我们的理论远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所以，这个理论用他的名字命名是理所当然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350—351页）以至于列宁这样评价恩格斯：“他为天才的朋友树立了一块永不磨灭的纪念碑。无意间，他的名字也被镌刻在了上面。”因此，习近平总书记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的重要讲话，同样包含着对恩格斯这位马克思终生挚友作为奏响马克思主义宏大奏鸣曲的“第二小提琴手”的历史性纪念意义。
在新时代中国发展的宏大实践语境中，扎实做好疫情防控，就是对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能力的一次大考，就是对“政治”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就是对“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就是对“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就是对“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就是对“生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只有经受住了这一系列的现实大考，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才能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阔进步更加具有永续发展的时代理据。
“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
这句话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65页）。
关于历史进程中灾难与进步的辩证关系，恩格斯有着相当明确的理论判断。在他的思想逻辑中，这种实现重大的历史性进步，一定是建立在对重大社会灾难的科学、客观和理性分析，并正确总结经验教训，采取合理的纠正措施之基础上的，体现了历史大尺度视野中唯物辩证法思想的强大辐射力。距离恩格斯逝世前两年，1893年10月17日，在致俄国民粹派思想家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的一封复信中，恩格斯指出：“像你们的民族那样的伟大民族，是经得起任何危机的。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只有活动方式在改变。”这是恩格斯晚年探讨和研究俄国等东方社会的发展道路问题的重要史料之一。考察这封复信的时代背景，我们不难发现，晚年的恩格斯承担了非常繁重的工作任务，一方面要整理马克思遗著的重要工作，另一方面还要应对党内外各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挑战和歪曲。正是在这个理论建设与思想斗争都非常迫切的历史条件下，恩格斯在辞世前五年与外界的思想交流书信数量较大，这也成为研究恩格斯思想的一个重要观察视角。同样是当年2月24日恩格斯给丹尼尔逊的前一封回信，就鲜明体现了恩格斯为整理马克思的遗著作出了巨大的奉献和牺牲。他说：“我必须努力——尽最大的努力，争取在这个冬春把第三卷完成。为此我只好放弃所有其他工作, 甚至连信也不写, 除非非写不可。”
恩格斯在10月的信中客观分析了俄国村社制度相比于大工业的落后性及其衰落性。同时，恩格斯根据丹尼尔逊讲述的俄国经济社会发展最新情况和变化，明确看到了资本主义自身的矛盾在不断凸显，资本主义生产准备着自身的灭亡。在这种形势下，俄国必然面临是以资本主义形式谋求发展但必须经历资本主义带来的苦难，还是以农村公社作为新的经济发展基础这两种不同的道路抉择。恩格斯不排除俄国走非西方非资本主义道路的可能性和条件性。在这一点上，恩格斯与马克思一样都对俄国农村公社是否能作为新的经济发展的基础等问题给予了非常谨慎的回答。但是，强调实现这一可能性的诸多先决条件是不可缺少的，其中，恩格斯对俄国民族发展命运在历史的大尺度意义上提出了理性的提示和指导，这就是：“我们只能希望我们在这里向更好的制度的过渡尽快发生，以挽救——至少是在你们国家一些较边远的地区——那些在这种情况下负有使命实现伟大未来的制度。但事实终究是事实，我们不应当忘记，这种机会正在逐年减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650页）这是因为，“历史可以说是所有女神中最残酷的一个，她不仅在战争中，而且在‘和平的’经济发展过程中，都驾着凯旋车在堆积如山的尸体上驰骋。而不幸的是，我们人类却如此愚蠢，如果不是在几乎无法忍受的痛苦逼迫之下，怎么也不能鼓起勇气去实现真正的进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650—651页）正是恩格斯前一封信中的思想，促成了后一封信在结尾处这句著名的论断：“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可见，恩格斯的理论思维和重大判断所具有科学性和严谨性，正是来自对历史进程的总体把握，才真正给历史进程中灾难与进步的辩证关系注入了具有国别特质鲜明的逻辑限定，核心在于历史条件的把握和历史实践的决定性作用。
从恩格斯的历史思维转进到21世纪的中国实践语境，内在的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依然是贯通的。恩格斯认为，历史灾难在一定条件下会推动历史的进步，转化为历史进步的契机。从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来看，历史灾难与历史进步是互为矛盾的对立面。由历史灾难到历史进步体现了矛盾双方的相互转化，但是，实现矛盾对立面的相互转化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没有一定的条件任何矛盾都不能转化。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历经磨难，非但没有被击垮，反而越挫越勇，在磨难中铸就伟大民族精神，凝聚起强大精神动力，奋力开创了新时代的前行之路。当前，新冠肺炎疫情是我们前行路中遇到的一次巨大挑战，相信在科学、客观、理性分析疫情，正确总结经验教训，采取合理的纠正措施的基础之上，这次疫情必将是中华民族的一次顽强抗争而非屈服，是一次历史进步而非灾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是对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既有经验，也有教训。我们要放眼长远，总结经验教训，加快补齐治理体系的短板和弱项，为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筑牢制度防线。”
毫无疑问，新冠肺炎疫情来势汹汹，不仅打乱了全国人民正常的生活节奏，更是让人们对美好春天的向往蒙上了一层令人心悸的阴霾，甚至夺去了数千人宝贵的生命，而且暴露出我国在应急管理、城市公共环境治理、公共卫生等领域的诸多短板，给我国经济运行带来了一些冲击和影响。就疫情暴发的教训而言，主要有全民的风险意识、忧患意识还不够、对应对突如其来的灾难准备不足，一旦“黑天鹅”“灰犀牛”突然来临，就会手忙脚乱、应对失策；对生物安全的重视不够，国家生物安全法律法规体系、制度保障体系不健全；国家危机管理、疾控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不完善，存在明显的短板和弱项等。当前，只有在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下，采取切实有效措施，才能将这些问题扎实解决，促进我国各方面的快速发展，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现中国新的历史性进步。在疫情给中华民族带来巨大挑战的同时，使我们伟大的民族精神在创伤中迸发、在战斗中升华，极大激发了人们的主观能动性，推动国民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创造条件，化害为利，实现了向“历史进步”与“治国兴邦”的转化。面对疫情防控的全要素战斗，实现彻底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就是重大的历史性进步，对有效保障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的健康福祉具有重大战略意义，这不仅要体现在高效的全国动员、专业的技术救援、全面的组织化支持以及众志成城的社会心理支撑，更要体现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提升。
任何重大历史性进步都不是自然发生的自在过程，而是取决于正确判断灾难与进步矛盾关系中“危”与“机”转化关系，特别是有效实践进步的一系列积极方式。以历史性胜利激励中国前进的脚步，推动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更高质量发展，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一定能够开辟气象万千的新境界。
“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
这句话摘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48页）。
实践是认识的来源，也是认识发展的动力。但是，认识逐步走向系统化、知识化，呈现为科学性的认知体系，必然成为引导实践创造的重要前提。不过，通观人类历史进程，科学的发生和发展从一开始就被生产所决定着。于是，在1894年1月25日致瓦尔特·博尔吉乌斯的书信中，恩格斯指出：“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在此，恩格斯强调了要把经济关系看作社会发展的基础，说明推动社会发展的基础动力是经济关系，这是决定性因素，但是，不能忽视偶然性因素和其他事件的影响。经济关系不仅是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决定着国家、政治、法律、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的基本状况，而且深刻影响了生产、技术和科学发展的辩证关系。其中，技术的发展直接体现着社会的需要，而社会的进步必须以经济发展为基础。在这个意义上，技术的应用就不是偶然性因素，而是必然性因素。这样来看，技术与社会的关系就深刻体现为以科学为背景的知识生产与以人的利益性满足为核心的社会需求之间互动关系。由此，需求带动知识，就是社会一旦产生需要，必然产生推动知识进步的现实动力。同时，涵盖了科学与技术的知识生产并非是被动的，在社会发展需求这个恒定规则下，知识生产同样具有自身发展规律，进而处理好经济关系、上层建筑、知识生产、社会发展等诸元要素，就成为恩格斯“历史合力论”思想的重要论域了。这是在更大的系统论意义上观察人类社会进步与历史发展规律的唯物史观命题，可以说，恩格斯这句经典判断所具有的宏大深刻思想内涵，凸显了历史规律与人的现实活动的对应关系，即：社会发展、转型乃至对社会重大危机的处理，都是具有着“人为”特质，而非“物为”的庸俗化或者“资本逻辑”使然的错误逻辑。对此，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的逻辑判断则更加明确而深刻：“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它‘并不拥有任何惊人的丰富性’，它‘没有进行任何战斗’！其实，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在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进行战斗。并不是‘历史’把人当做手段来达到自己——仿佛历史是一个独具魅力的人——的目的的。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95页）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的需要和呼唤，是科技进步和创新的时代声音。当前，面对当前疫情防控的重大实践，很明显，提高治愈率、降低病亡率，就是当前社会最紧迫的现实需求。因此，3月2日习近平在北京考察新冠肺炎防控科研攻关工作时明确强调，人类同疾病较量最有力的武器就是科学技术，人类战胜大灾大疫离不开科学发展和技术创新。要把新冠肺炎防控科研攻关作为一项重大而紧迫任务，综合多学科力量，统一领导、协同推进，在坚持科学性、确保安全性的基础上加快研发进度，尽快攻克疫情防控的重点难点问题，为打赢疫情防控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提供强大科技支撑。
“最终战胜疫情，关键要靠科技。”疫情发生以来，大批科研工作者迅速展开科研攻坚，为战“疫”注入“硬核”科技力量：快速测得新冠病毒的全基因组序列并分离出病毒毒株，及时向全球共享；快速推出多种新冠肺炎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盒；颁布七版《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国家动员大批科研单位和大量科研人员多条技术路线推进病毒致病机理研究、疫苗和抗体研制、药物筛选、快速检测试剂研究和应用研究；对以ECMO（人工心肺机）为代表的先进医疗设备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研发安全系数高的病毒检测移动实验室等。这些硬核科技成果，既为疫情防控提供了强大的科技支撑，也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的科技发展。此外，疫情的防控工作，也为我国的信息网络科技以及数字化产业加快发展提供了新机遇和新动力。疫情暴发后，我国传统餐饮、酒店、旅游等行业受到严重影响，线上服务需求则“爆发式增长”，有力推动了我国5G、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等前沿科技的开发和应用，成为“科技战疫”和稳增长、保民生的关键支撑。在市场驱动与政策支持的双重利好下，数字科技不仅成为“抗疫神器”，还将持续得到强力发展，为中国产业和经济转型升级、国家现代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全面提升创造新优势、打造新动能。目前，疫情防控工作已经深刻改变了我国存量经济业态，带动了在线办公、在线教育、在线娱乐、远程医疗、生鲜电商等新产业模式不断涌现以及产业规模急剧扩大。在疫情逐步解除和社会生产恢复正常后，相信我国的教育、医疗、企业办公等庞大的在线化市场需求会持续激活，有望不断诞生“超级应用”，有力推动我国数字科技创新发展。
总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万众一心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深刻领会恩格斯的思想智慧和至理名言，团结动员广大科技工作者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把握时代脉动，回应群众需求，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充分发挥我国的制度优势，努力锻造出“最有力的武器”和“国之重器”，赢得抗疫战争的彻底胜利，积聚起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的磅礴科技伟力，就一定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符合中国现实国情、符合人民根本利益的重大历史活动，必将给21世纪中国与世界发展史留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不可磨灭的时代印记。只有在人民这个历史主体的现实活动中，马克思主义思想经典所葆有理论的力量，才能与时俱进开拓理论新境界，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形态汇聚、激发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磅礴实践力量，在理论创新与实践创造的有机互动中推进新时代的中国不断胜利前进。
（作者系北京联合大学党委委员、马克思主义学院常务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