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概念是冷战结束以后，美国推出的一个概念，企图以此构造一个崭新而和平的世界秩序。
就欧美的历史而言，全球化的确是一个新颖的，甚至拥有颠覆性意义的概念。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从1500年左右开启的所谓“地理大发现”以来，直至1991年苏联解体、冷战结束，欧美系世界都是战争为主导的。二战之前是以“热战”为主导，二战之后则是以冷战为主导。冷战结束之后，欧美系世界才开始真正以和平为主导，“全球化”概念就是在这个背景下而迅速为全球所接受，迅速全球化的。
因此，“全球化”实质上是欧美首次对全球和平秩序的构想和描画。
尽管全球化概念中存在崭新的理念和崭新的愿望，但是，并没有与欧美过去的历史和思维一刀两断，而是过去历史和思维的延续。这样，“全球化”实际上就包括两个阶段，冷战结束之前的阶段和冷战结束之后的阶段，或简称前冷战阶段和后冷战阶段。
但无论前冷战阶段还是后冷战阶段，全球化的根本目的，或者说本质，却是相同的，都是保障和维护欧美的经济利益，只不过在两个不同的阶段，其方式不同。
在前冷战阶段，全球化是以战争的方式实现的，通过侵略和殖民战争，欧美国家强行占有和利用全球其他地区的一切经济资源，甚至直接包括人（将非洲人口奴隶化并贩卖之）。这一阶段的高潮就是欧美19、20世纪之际，欧美将整个世界彻底瓜分，并因瓜分的“不公”而发生自相残杀，导致所谓的两次世界大战的发生。
在后冷战阶段，全球化以和平的方式实现。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企图通过控制资本和技术以及相关的制度设计（WTO、世行、IMF等），实现对产业链高端部分的垄断和控制，让欧美之外的“发展中国家”去承担产业链的低端部分。在产业分工和自由贸易的名义下，通过这种不平等的产业链定位，欧美继续对全球实施经济奴役。
因此，这个欧美眼中的全球化，其实质是让全球为欧美服务。从而也导致这个所谓的全球化并非真正的全球化，而是将全球分裂为一个“敌我”、“主仆”对立的两个部分，成为一个二元结构。欧美是“我”、“主”，其他国家和地区是“敌”、“仆”。
唯有明白全球化的这个基本背景和本质，才能明白现在的美国为何从全球化的鼓吹者急剧蜕变成一个全球化的反对者。其实，无论是此前极力鼓吹全球化，还是现在拼命反对全球化，美国的根本目的都是一样的，就是维护美国的经济利益，维护美国的经济上的优越性。
此前，美国之所以鼓吹全球化，因为他们那时相信，美国在资本和技术上的垄断地位会永远持续，美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高端位置为永远持续。现在的美国之所以反对全球化，原因在于，此前的设想落空了。有一个大国在美国所设计的全球化规则内，居然远比美国做的更好，进步惊人，不仅经济总量迅速扩大，而且资本和技术也迅速积累，从而在全球产业链的位置也迅速攀升，甚至在某些领域已经远超美国。这个大国就是中国。
冷战以来世界的全球化实践证明，中国是最大的赢家，中国是最适应和平的全球化秩序和规则的国家，没有之一。
这里最有戏剧和讽刺的是美国，这个国家冷战之后就开始鼓吹全球化，以全球化的权威和导师自居，但是，在此后真正的全球实践中，在中国面前，美国却一败涂地。显然，美国实际上并不适应它自己提出的全球化规则。也可以说，在全球化上，美国自己欺骗了自己，或者美国高估了自己。
这是当下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为什么是最适应和平式全球化的国家是中国？为何美国其实并不适应和平的全球化规则？至少与中国相比。
答案在于历史和文化。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与和平的全球化规则非常匹配。也可以这么说，唯有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与和平的全球化规则相匹配，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任何国家都做不到这一点。
美国所提出的全球化概念，之所以能够在冷战后迅速被全球所接受，不仅被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所接受，而且也为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所接受，成为全球的主流主导思想，原因在于，这个版本的全球化实际上包括了两块内容，能够分别满足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需求，也能够满足发展中国国家的需求。
第一块内容是， 这个全球化理念认为，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资本和技术优势能够永恒存在，从而使得能够永远对产业链的高端保持控制。显然，这一假设对以美国为首的资本和技术能力存在过高的估计，对中国的资本和技术能力存在过低的估计。对这一块内容使得发达国家能够拥抱全球化。
第二块内容是全球化的产业分工、协作和自由贸易，这两者又都是以自由竞争为基础。显然，当时的美国人认为，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竞争优势将永远保持，而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劣势也将永远保持。在这个背景下，在全球化的自由竞争中，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将永远是处于优势的一方，而发展中国家则是永远处于劣势的一方。但无论如何，第二块内容为全球化批上了自由、公平的外衣，让广大发展中国家也能够迅速接受。
说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最适应和平的全球化规则，其实就是最适应其第二块内容，就是以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为支撑的全球化的产业分工、产业协作。
产业分工、产业协作的主体不是产业，而是参与产业的人。因此，产业分工、产业协作实质上是人与人之间的分工，人与人之间的协作。也就是说，从本源上来说，产业分工和协作，是个人们独立判断和选择的结果，通过这些选择，使得参与各方的利益都得到增加。
因此，产业分工和协作得以产生和发达的基本前提就是，普遍具备独立思考能力的个人的存在。换句话说，支撑发达的分工和协作需要一种文化，这种文化鼓励和维护个人化的独立思考。而古老的中国文化正是这样一种文化，也是人类历史中的唯一。
心性和道义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也是一体两面、二位一体。到宋明理学时期，直接概括为“性即理”、“心即理”，“心”、“性”即“心性”，“理”就是“义”、“道义”。
“心”其实是对人之思考活动的抽象总结，是虚拟的人的思考主体、思考器官，人的一切思考认知活动都是由此发出。“性”是“心”的稳定结构，也是人在思考时，在判断和选择时所依据的基本原则。这些基本原则是天然存在于每一个人的心中。
人是根据自己的判断和选择而行动的，因此，人心中所自然存在的基本原则也就会表现在人的行为之中，可以通过人的行为而被观察到。这些行为就是“合理”的，“合宜（义）”的，即符合道义的，有道义的。
“心”、“心性”是指思考活动的功能主体而言，“道义”则是人在思考时所依据的基本原则，也是人心的基本属性，因此两者都是一回事。
这样以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在儒家思想中，实际上就是认为，人的本质在“心性”、“道义”，人就是一个“心性人”。“心性”是人的独立的思考主体，而“道义”则是天然具备的思考所依据的基本原则。
总之，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人是一个独立的思考主体，人也应该积极地进行独立的思考。也正因为如此，发达的产业分工和协作在中国历史的很早时期就出现了。
从文献上来看，《孟子》 一书就详细地对发达的产业分工和协作进行了描述和分析，这比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早2000多年。
尽管在历史的很早时期中国的产业分工和协作就已经非常发达，但是中国并没有陷入唯产业主义，唯经济主义，没有以产业和经济为主体，而是依然以人为主体，更具体地说是以人心和道义为主体。是人心和道义在主导产业和经济，而非产业和经济在主导人心和道义。
中国甚至发展出独立的道义行业，就是政治业。同时还规定，凡是从事道义业、政治业的人，就不允许再从事其他任何具体的经济产业，而只能以来政府的税收来生存。这就是中国古代非常著名的政治原则：“不与民争业”、“不与民争利”。
正是因为中国以“义”为主导，并非唯经济主义的以“利”为主导，因此中国的经济在近代被实行唯经济主义的西方欧美所超越。西方也借此开始侵略中国。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西方就拥有普遍化独立思考的文化，也不意味这中国所固有的普遍化独立思考的文化被破坏。
在西方的侵略之下，中国开始“师夷长技以制夷”，学习西方。学习西方，其核心其实就是学习其唯经济主义、唯产业主义的做法。就中国而言，就是将独立思考的对象放在“利”上，而非象传统一样，放在“利”上。
至冷战结束之际，中国已经顺利实现了转型，即将思考的对象由“义”转到“利”上。也正是在这个时候，美国鼓吹全球化理念，提倡全球范围内的产业分工和协作。中国如鱼得水。在美国所设定的全球化的游戏规则内取得远超美国的成绩，逼的美国大喊吃亏了。
美国之所以在全球化上玩不过中国，根源在于缺乏中国式支持普遍化独立思考的文化，缺乏心性-道义文化。“先进”的美国并没有出现在中国历史中一直存在的“心性”和“道义”概念。
从全体成员来看，美国的文化基础依然是中世纪基督教文化，是以信仰，迷信为基础的，而非以独立思考为基础的。现代文明的理念，是近现代突然出现的，甚至是外来、外生的理念，在现代的欧美社会并非是普遍化的，扎根基层的，而只是为少数精英们所信奉。
也就是说，在欧美，拥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只是少数精英，普通民众的思维依然以信仰为中心，这些人是无法主动参与产业分工和协作的，而只能被动参与。
但是，独立思考能力在中国是普遍化的，是扎根基层的，最基层的普通民众，广大的农民们，即使没有接受正规教育，也会在传统心性-道义文化的熏陶下，而普遍具备独立的思考能力。因此，他们对产业分工和协作的参与，是主动的，都是分工和协作的主体。
因此，美国，包括西欧的产业分工，是少数人所主导的，而中国的产业分工则是人民大众所主导的。
传统中国的社会秩序并非是以经济、产业为中心，而是以道义为中心。同时，也将这种道义秩序推广之整个“天下”，即“全球”。天下秩序也是一个一体、一元的道义秩序。
从“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初心来看，中国学习欧美，在经济上赶超英美，并非意在欧美所设定的游戏规则内取得胜利，成为这个规则中的老大，而是摧毁欧美的游戏规则，捍卫中国所固有的游戏规则：重义轻利的道义秩序，即天下秩序。
因此，中国在冷战后全球化中的胜出，并不仅仅是经济实力的竞争，而是文化的竞争，以及全球化版本的竞争。中国需要做的不仅仅取代美国第一名的位置，而是在彻底废除欧美所设定的有序规则，而建立一套崭新的规则，建立全球化的崭新版本，这套规则的基础是中国固有的心性-道义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