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晓博
今天想从地方政府“总财力”的角度，来分析一下哪个城市的楼市最有前景，或者说哪个都市圈更有价值。
中国的政府是“投资型政府”，政府财力比较强大，拿到钱之后除了养活公务员之外，就是投入到公共事业里，拉动经济的发展。
所以，地方政府的“总财力”对于改善交通、教育、医疗、治安等公共服务意义重大，对于拉动经济发展也意义重大。
地方政府有四本账——“一般公共预算收支”、“政府基金收支”、“国有资本经营收支”和“社会保险基金收支”。其中“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在地方政府账本上数量占比非常小，可以忽略不计。“地方社会保险基金”基本上专款专用，也可以不考虑。
于是，我们说的“地方政府总财力”主要考虑“一般公共预算”、“政府基金（主要是卖地收入）”两块。由于中央对这两块都有转移支付（补助），所以你只看收入是无法衡量地方政府的“财力”的，必须看它花了多少钱，也就是“总支出”。
在“一般公共预算”、“政府基金”总支出里，还要剔除“结转下年”和“上调”的，以及支付地方债利息的，剩下的才是真正“花出去”的。
目前地方债成为稳增长的重要力量，普通地方债计入“一般预算”，专项地方债计入“政府基金”。对于很多城市来说，花出去钱里“地方债”占比在上升。
目前，各地都公布了“2018年预算执行情况和2019年预算草案的报告”，根据报告披露的“一般预算支出”、“政府基金支出”，我整理出了20多个主要城市2018年度的“总财力”情况：
下面给出我的分析：
1、在普通人印象里上海和北京是“最有钱”的城市，从上述表格看，的确不是浪得虚名。上海地方政府在2018年花出去的钱超过了万亿，北京也接近万亿。
根据公开资料我们知道，上海2018年的“财政总收入”是17974亿元，其中上交中央财政了10865亿元（中央又给与不少于850亿的返还）。17974亿的“财政总收入”，没有包含基金收入，地方政府的基金收入主要是卖地收入，2018年上海基金收入是2095亿元。所以，上海2018年“财政+基金”总收入其实是超过2万亿的，但上交中央了很多，最后自己实际花掉的是1.08万亿。
北京的情况跟上海类似，也是挣得多、花的少，这是上述表格里绝大多数城市的情况，只是每个城市的“贡献比例”不同，拿到的中央返还、补助也不同。
比如在“一般预算收入”里，上海2018年从中央政府获得的返还是850亿元，而北京获得的返还是2187亿元。所以，虽然北京总财政收入比上海少一大截，但最终花掉的钱接近于上海。这就是当首都的好处，其实各省省会也存在这种现象，获得省里的返还、补助更多一些。
2、重庆“总财力”高居第三，不仅远超广州、天津、杭州，也远远超过了深圳，几乎相当于“广州+成都”，这恐怕出乎绝大多数人的预料。
上图是2018年主要城市“一般预算收入”的排行榜，可以看出重庆收入远低于深圳，也比天津、苏州多不了多少。为什么最终花钱的时候，重庆这样富有？
最大的秘密是：中央给发大红包，而且维持了很多年。此外，就是发债、卖地。
根据“重庆市2018年预算执行情况和2019年预算草案的报告”，2018年重庆在“一般预算收入”里，“本级收入”只有2266亿元，但“转移性收入”竟然达到了2957亿元。“转移性收入”里中央补助就达到了1807亿元，此外还有数百亿发债（普通地方债）收入。
在基金收入里，有2316亿元是当年的收入，此外还有658亿元上年结转的，还有当年发债（地方专项债）670亿元。这样，2018年基金总收入就达到了3708亿元，支出了2677亿元。
也就是说在2018年，重庆的“两本账收入”（一般预算、基金）里，有中央政府补助的接近1800多亿元，还有地方债1000亿元，这是重庆财政“收入不高，花钱很冲”的主要原因。
当然，地方政府基金收入里，绝大部分来自卖地收入。这包括当年的卖地收入，以及之前结余的卖地收入。
或许有读者会说：你上述表格里，“基金收入占总财力”的比重，重庆只有37%，看起来卖地收入占比不算高呀？这是因为中央给了1800亿计入了“一般预算支出”，如果剔除这部分因素，重庆财政里“基金收入”占“总财力”是超过50%的。所以，重庆对土地财政依赖度也是非常高的。
3、在普通人印象里，深圳很有钱。但上述表格告诉我们，深圳的“总财力”只位居全国第四，即便把重庆看做一个省，深圳也只是第三，跟京沪“总财力”差距巨大。深圳超过天津、武汉、广州等城市的，也没有想象的多。
事实上，深圳2018年财政总收入是9102亿元，再加上800多亿的基金收入，整体收入突破万亿。但深圳自己花出去的钱只有5380亿元，其政府收入的地方支配比例（算上卖地收入）跟上海差不多，也在一半左右。剩余的，都上交了中央。
但如果用“单位土地面积上承载的政府总财力”考察，深圳毫无疑问是全国第一，因为深圳面积非常小。但这只是一个指标而已，还要考察“人均总财力”，在这个指标上，京沪应该还是超过深圳的。毕竟，深圳真实的常住人口超过了京沪的一半。
从“表格一”还可以看出来，内地已经有5个城市财政支出超过了香港。香港是一个自由港，税负较低，而且不向中央政府交税。
至于天津，虽然近年来经济状况不太理想，但家底还是很厚的，汇聚资金超过3万亿，地方政府财力也高达4700多亿元，远超南昌、合肥这类普通省会城市。
4、“表格一”最后一栏，展示的是“地方政府基金支出”占“总财力”的比重，由于“地方政府基金收入”主要来自卖地，这样就可以看出各地对“土地财政”的依赖程度。
这个指标里，只有重庆比较异常，前文已经解释了。其他城市，基本上有可比性。从中可以看出，深圳对土地财政依赖度最低，总财力里基金占比只有20%，其次是上海和北京。北上深之所以并列，是有道理的，这三个城市率先完成了经济转型，对土地财政依赖度最低。
基金占比超过50%的城市有：济南、武汉、福州、杭州、南京，以及重庆（剔除中央补贴）。这意味着，这些城市对土地财政依赖度非常高，卖地收入一旦持续下降，将影响地方政府稳增长的能力。
此外，苏州、成都对土地财政依赖度也比较高。
如果说北、上、深的地方政府最能挣钱，也最有钱，那么上述几个城市（济南、武汉等）的地方政府则处于“最需要钱”的时期。这是城市“发育”时期的需求，带有合理性。
5、地方“总财力”在4000亿以下的城市，其实很难有真正的实力拓展都市圈。尤其是总量低、单位面积“含金量”也低的“双低”城市，更是如此。
当然，一个城市有没有能力“外溢”周边城市，还看其核心区的位置。比如北京面积很大，但中心区靠近东部边缘，这样就很容易外溢到廊坊北三县。
广州市中心偏在西南部，跟佛山市中心距离很近，所以虽然广州还有很多区域人口密度非常低，没有多少人气可言，但仍然可以影响佛山部分区域。
现阶段，真正有能力构建都市圈的，只有北上深三个城市，以及广州跟佛山之间区域，其他的城市比如杭州、南京、天津、成都、武汉等，其都市圈构建尚待时日，要等钱和人的进一步聚集。
6、根据财政部公布的2018年“财政收支状况”，全国地方政府支出里“基金占比”是29.2%。但本文提供的20多个大城市的数据，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基金收入）的依赖度普遍超过了40%，个别甚至达到了59%。
这告诉我们：扩张型城市对土地财政依赖度更高，这些城市在引进外来人口，必须要卖地、建房子、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如果没有“土地财政”，中国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主要特征的“新型城市化”无法推进。
从这个意义上说：二线城市的“土地财政时代”远没有结束的迹象。只要能持续吸引增量人口，卖地收入占比偏高一段时间没有太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