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英
我始终认为，每个人都应该了解一点哲学、学习哲学。虽然年轻人工作和生活的压力很大，包括那些３０－４０岁上有老下有活得很累的中年人，大家每天都是忙忙碌碌的，上班下班，为了汽车和房子，过着机械和重复的生活。
只有到了在工作和生活以外，夜深人静，在下班的班车上，睡觉前和早上醒来都会有这样的瞬间和疑问：草木一秋，人活一世。我们工作和生活，物质和精神，怎么平衡？
乃至我们的人生，为什么这么累？该怎么活得有诗意？有价值？我们的一生，是否就是活着本身？一段经历、一个过程？
作为会思想的人，人和不会思想的动物有什么不同？只是因为我们会思想吗？拥有选择？
而这些问题的答案，就需要我们多一点耐心，多一点好奇，去哲学世界中寻找答案。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打开：周濂的100堂西方哲学课》的作者周濂。
由此，我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打开：周濂的100堂西方哲学课》的作者，目前中国最红的哲学家周濂。
本文为专访之二。
记者：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跟自己意见相左的人。这时候，说服另外一个人很痛苦，因为人很难改变自己的成见。
在遇到自己相左的一些观点的时候，有哪方面的思维训练和方法，能够让你突然意识到，你应该可能更加去宽容那些相左意见的那些观点？
周濓：我觉得首先就是要设身处地，就是你要换一个视角去想问题，就是你要尝试站在他的立场和视角去想问题。
你要培养自己的这种共情能力，否则的话你就会始终觉得说，他这么想跟我完全是没有任何交集的的地方，那当然就是不能理解他。
《打开：周濂的100堂西方哲学课》
我想起柏林说过一句话，他说谴责是理解失败的表现，你能体会这句话的意思吗？就是当我们开始谴责别人的时候，恰恰是意味着你理解失败了。
当然这种理解，并不是说要求你跟他完全站在同一个立场上去想问题，你可以去尝试站在他立场上去想问题，并不意味着说你就接受他的立场。
记者：很难做难这一点。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完全不同的人。求同存异，都很难做到。
周濂：我觉得我们长久以来，有一个思维的倾向，就是希望所有人的观点都是一样的，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这就是要求所有人做同一个梦，太可怕了。
我觉得讲道理，其实并不是要试图去说服对方接受我的观点，如果你抱着这个初衷的话，sorry，你一定会失败的。
因为成年人通过讲道理去改变自己的观点和立场，非常非常难。我觉得我们首先要把自己的这个预设要转换一下，我讲道理，我跟别人进行沟通和交流，并不是尝试让他接受我，尤其是完全接受我的观点。
其实讲道理是希望能跟对方达成某种意义上的相互理解，我为什么不认同你，我不认同你的理由是什么，你为什么不认同我，你不认同我的理由是什么，我们到底在哪里分道扬镳了，我们又在哪里相互交汇了，我觉得理解本身是讲道理的目标，而不是说认同和接受，这点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当然在工作中，部门决策，当中是另外一回事了，因为你最做事，理解了要执行，不理解了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记者：今天我们一个讨论的议题是人生的意义，或者说生活的意义，这个问题的前提是，人生或者生活它的意义是存在的。所以我的问题是，这个意义本身它是存在的吗？
然后第二，如果人生意义是存在的话，我们作为普通人，怎么能去寻找它对于我们的意义？
周濓：你这个问题非常哲学，有存在主义者就认为人生是没有意义的，这个意义是我们赋予它的，是我们通过我们自己的行动，通过我们的选择赋予人生意义，人生本无意义，这是存在主义的想法。
当然比如你要是喜欢儒家或者老庄的观点，你可能又对人生意义有不同的理解。所以这个没有标准答案，你不要试图在哲学课堂上面找到人生意义的成片片的答案，sorry，我给不了你，这只能是你自己在不断地学习、思考和生活的过程当中，去慢慢的找寻。
我有一个忘年交，也是一个国内非常著名的学者，60多岁了跑到北京，然后找我吃饭喝酒，然后酒过三旬，他突然跟我袒露心计，他说周濓，我现在觉得人生没有意义。我当时就嗡的一下，我想拜托，全中国人民，深深学子们都在等着你给他们讲人生的意义，结果你说人生没有意义，但是我觉得这个很正常。
因为托尔斯泰在50岁的时候，在日记里面在追问，你20岁同样的问题，他在82岁的时候，他写完了《战争与和平》，写完全了《安娜卡列尼娜》，他写完了所有伟大的著作，82岁的时候他离家出走，他在一个小车站的一个三等的车厢里面，然后孤独的死去，死之前他还在想这些问题。
俄罗斯作家托尔斯泰
我觉得这些问题，可能就是我们终其一生要去追问的。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你永远都找不到一个一劳永逸的答案，这就是我们人类命定的，我觉得这是我们人类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