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在高地上的天文研究中心已历经四十年多了，期间经受住五级以上的多次地震，却毫无损伤，成了外地人前来参观学习的地标建筑。
这个建筑是我一生的成就，现在回想起四十多年前的经历，我既自豪也敬畏更感慨。
历史回溯到1981年。
天意要我实现父亲的遗愿，这个当初令我一见钟情，梦萦魂牵的荒凉高地，竟是我父亲葬送事业和生命的地方。
1941年的那场灾难，我的父亲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事故没法调查清楚的时候，地方当局判了他十二年徒刑。当时父亲只有三十二岁，刚刚从美归国，带回一个建筑学副博士的头衔和一枚设计竞赛金质奖章，他和母亲结婚还不到一年。
我所接受的工作是在高地上设计一所天文研究中心，工程不太大，但难度较高，这是我毕业后第一个有分量的工程，而起伏的地形为设计的成功和惨败都提供了很大的可能性。
高地除了蓑草和零星露头的灰白色岩石，还有一块丢弃在半山坡上的古碑。古碑上有个图案。图案是印章状的不连续的正方形，由一些疏密有纹的渠泊交叉的线条组成谜一般费解的阵势。
晚上我和母亲谈起高地上的碑及其图案，母亲以老年人的淡漠口气讲起了四十年前那场灾难，还翻箱倒柜，拿出父亲留下的图纸，第一张是草图，上面用粗犷线条画着石碑上那个图案，这使我心头怦然一动。
那年父亲刑满归来，和母亲关门闭户，形影不离地生活了一个月。我就是在那充满了热泪和叹息的日子里结下的晚熟的果实。一个月后，父亲开始调查事故的根由，这个问题已折磨他十二年了………
九月九日，他深夜才归，头发蓬乱，浑身泥土，异常激动：“根本不是设计问题，地底下有个大东西在动！”翌晨，他带上干粮出去，没到中午却又回来了，烦躁不安；下午，他闷在屋里写写画画，自言自语；傍晚，他背上一个挎包，提着一把母亲种菜用过的锄头，不顾母亲的苦劝，出发到高地上去了，从此再也没回来。次日清晨母亲只在高地的草丛里，捡回了挎包和那张草图。
在父亲遗留下来的图纸中，除了那张草图，余下的就是福音学校的设计方案图了。我觉得父亲功底扎实，他的制图严谨精确，父亲的设计在当时的中国乃至西方也是数得上的。不过，我也不能不意识到父亲的设计方案有个致命的弱点：漠视高地具体环境。
母亲知道我也涉足高地后，受到极大震动，但她就象当初没反对我学建筑一样，没说过什么。
十月初，基础施工很顺利。就在这时候，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一天夜里，在临时工棚里值夜班的两个青年工人听见高地上恶狠狠地磨牙。天亮才发现大约有三分之二的基础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临时组成的工程事故调查委员会，反复调查研究，都没发现有什么真正的问题，但也不得不宣布工程暂时下马。
停工后，我几乎天天要骑车到高地去，一个人在工地上伤感地走走。十月底，我就住到工地上去，经过几十天毫无结果的苦苦思索，也不得不姑且认为真的有咬铁嚼钢的怪物了。我借宿在一个“守夜”老头的工棚内。过了午夜高地象白夜般明亮异常。我小心地探出头去，只见团团磷火悬浮在空中，突然地面微微震颤起来。土堆突然倾塌了，我的双腿被埋在下面……奇怪的是遭到毁灭的仍然是上次那些地方，不过是再翻了一个身罢了。余下的三分之一没什么变化。
当天下午，我用透明纸描了一张高地地形图，照我夜里的印象，用红铅笔按大致比例画上那个方形图案，然后分别蒙在父亲和我自己的设计图上。我看见，父亲设计的建筑大部分都座落在坡顶中部，而那里是一片白纸。我设计的建筑，也正是处在空白之处的基础遭到了破坏，而与红色重合的地方却安然无恙。
我醒悟了，人们在高地上的建筑是湮灭还是长存，取决于人自己，建筑和土层岩脉的关系，犹如牙与床的关系。我怀着感激之情想到了我的双亲。如果没有母亲的无声而有力的支持，也许我永远不能省悟这块土地的灵性。
以后的事情既简单又复杂。工程突然重新上马，我熬更守夜，在原有构思的基础上进行了大幅度修改，那些借以奠基的石床、石堤给设计带来了一些限制，也造成意外的效果。
四十多年的风风雨雨，研究中心成功地扎根在高地上，它的成功，也令我联想到了许多许多……
作者：刘家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