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早在201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帮我们统计了外国200多家知名博物馆中中国文物的数量——是164万余件。这样的数量，已经逼近了我们一整个北京故宫180万余件（套）的中国文物藏量。
而164万余件文物只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不完全统计。据中国文物学会统计，加上海外私人收藏，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数量在1000万件左右。这已相当于超过了5个故宫藏品的体量。
大英博物馆中国馆
如果以上数据还不够直观震撼，可以看看大英博物馆中中国馆的藏品。这些令无数国人痛斥英国为“强盗”的馆藏文物，这些让无数前往参观的国人震撼而又痛心的琳琅满目的中国文物，其总数是“区区”2.3万件。
如果将国家之间互赠的文物比作出使国外的文化交流大使的话，这些被通过掠夺、偷盗、非法买卖等手段转移到海外的文物则像是被绑架的孩子，它们或孤独地伫立在海外一件件博物馆中，或被堆积在私人藏家的仓库之中，或辗转于各大拍卖场中流离失所。
佳士得拍卖圆明园兽首现场
每一件被掠夺的文物，都背负了一段属于我们国家、我们民族的屈辱历史。
文明交流背景下的“文物流失”
中国的文物流失海外最主要有三种原因，我们可以根据历史的进程一一讲述。而三个时代，三种途径的变迁也藏着十分值得深思的道理。
首先是最为文明也是最有价值的方式：出于文化交流目的的文物外迁。自汉唐以来，中国便通过丝绸之路与世界各国建立联系。盛唐时期，朝廷遣使西去，自会带上我们国家引以为傲的瓷器、玉石、茶叶乃至于书画等“特产”，使团归来时也会换回诸多异域珍品。
已知最早的中国画长卷《女史箴图》 大英博物馆藏
各国听闻大唐盛名，也纷纷来朝。皇恩浩荡，自是把宫里还不错的宝贝都赏赐一番，让来使满载而归。临近的日本，在唐朝期间舒明天皇共遣使19次赴大唐学习交流，每次都带走了大量的经书法帖和艺术品。
1400多年前，唐玄宗和杨贵妃将一把“螺钿紫檀五弦琵琶”送给当时日本圣武天皇，现藏于日本奈良东大寺的正仓院中。这把琴是现在世界上唯一传世仅存的一把五弦琵琶，除此之外，我们就只能从敦煌的壁画中确认历史上五弦琵琶的存在了。
五弦琵琶
王羲之的七世孙智永禅师毕生修习先人书法，晚年成书《真草千字文》欲图将王羲之的书道传播开去。他抄写了800册《真草千字文》赠予各佛门弟子临习，一位来唐的日本遣使有幸获得了一册，回日本后也献给了圣武天皇，之后被供养于东大寺中。
日本的这册《真草千字文》，成了现在世界上仅存的一册墨迹本。（中国仅剩石碑及拓本）1984年亲赴日本的启功见过这册稀世珍品之后，写下了“永师真迹八百本，海东一卷逃劫灰”的感叹。
智永《真草千字文》局部
自丝绸之路及海上的各种航线开辟将全世界连接在一起以来，见证各国历史文明的各种文物就在文化交流中交换往来。大唐的国力强盛，各种“出使”的文物自是受到了无比的珍视与尊重。
这种文化交流背景下的文物“流失”，可以算是最有价值和尊严，也是最能让我们接受的方式了。
来自西方的“掠夺者们”
文物流失的另一大主要原因，就是近代帝国主义列强的掠夺与骗购。
近代中国文物的首次大规模流失，当属1860年英法联军入侵北京城，火烧圆明园一事。谈到近代中国文物遭掠夺的屈辱历史，有一个人不得不提——英国的第八代“额尔金伯爵”，詹姆斯·布鲁斯。
臭名昭著的詹姆斯·布鲁斯
1857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詹姆斯率英国海军赶到中国战场。正是他在香港组织起英法联军，两年内从天津一路打到了北京。与法军将圆明园劫掠一空之后，他又以清政府虐杀大英外交人员为由纵火烧毁了圆明园。
据载，当时法军直接将劫掠来的文物装箱运回法国。而英军则在其指挥下将部分文物摆上北京街头售卖，很多皇家珍藏因此流入民间，这也是后来无数中国近代收藏家倾家荡产赎回并保护下国宝的感人故事的缘由。
值得一提的是，额尔金家族是世界文明史上不折不扣的大罪人。不止因为第八代额尔金指挥了掠夺与火烧圆明园的行动，更因为他的父亲，第七代额尔金在1800年前后也曾将雅典卫城帕特农神庙等地的大批古希腊雕塑切割下来，转卖到大英博物馆牟取暴利。
已成一片废墟的帕特农神庙
火烧圆明园同年10月，中英、中法互换了《天津条约》，并签订了《北京条约》。有了这两个条约的保护，无数外国探险者打着经商、传教、游历甚至考察的幌子进入中国各地开始或明或暗的文物掠夺活动。
从1900年到1949年这半个世纪间，见识到第一次掠夺归国的中国艺术品惊人的艺术成就之后，无数探险家、博物馆人乃至于大学教授纷纷涌入中国，以低价甚至免费带走了无数文物。
其中最广为人知的外国人应该要数英国探险家斯坦因，在1906-1916十年间的两次中亚探险中，他以超低的价格从本地人王道士手中骗购、盗取了数量以及惊人的敦煌佛经、文书、雕塑与绘画。
探险家学者斯坦因
斯坦因带回欧洲的敦煌文物轰动了整个欧洲乃至于整个世界，无数“专家学者”纷纷涌向中国敦煌。1923年，哈佛大学的一个策展人华尔纳以考古的名义进入中国后，竟试图用胶布粘走的方式盗取敦煌壁画。
这其实是取下西方湿壁画的标准方式，但由于敦煌壁画的创作原料完全不同，导致他只粘走了部分颜料，留在泥层中的画迹就留在了原地成了一个残影。相当于直接破坏了完整的历史文物。
斯坦因着 《西域考古图记》 严谨的治学态度并不能“洗白”其罪行
同时期的德国探险家勒柯克也率队到新疆，以完整切割的方式盗走了克孜尔石窟和吐鲁番的柏孜克里克石窟壁画。其中柏孜克里克石窟壁画存放在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在盟军轰炸柏林的时候没有像其他文物一般被藏到地下室，最终毁于轰炸。
这些被运送到海外的中国文物，尽管确实有很大一部分最终幸运地到达目的地并修复后保存在博物馆或者私人收藏中，但这显然不能为这些“专家学者”令人发指的恶劣行为脱罪。
这些我们民族的历史文物，在被剥离的那一瞬间，就已经受到了彻底的不可逆转伤害，成为不完整的残缺艺术品了。
新疆克孜尔石窟壁画
利益驱使下的“卖国贼们”
文物外流的第三个主要途径，是近现代国人的盗挖盗卖与文物走私。
由于西方国家对中国文物收藏的极大兴趣与需求，自然催生了一个渐成规模的市场体系。而这些将文物倒卖至外国人手中以牟取利益的“卖国贼”们，下至不识字的老农民上至在西方备受尊崇的中国鉴赏收藏家，涵盖了各个社会阶层。
原为敦煌洞窟看管者的道士王圆箓，在听闻自诩为“玄奘的信徒”的斯坦因“坦言”自己是为了研究而买文物之后，便将无数珍贵的经书资料以低价卖给这个来历不明的外国人。这究竟是发自心底的单纯信任还是利益的驱使，显然是一件值得怀疑的事情。
王圆箓道士
而另一位争议巨大的文物商贩名为卢芹斋，在西方收藏界也是一位近乎无人不知的中国古董商。文物鉴定能力高超的他，提供国内的文物照片给西方买家，随后通过贿赂官员等手段将这些珍贵文物盗运出国售卖。
卢芹斋最广为人知的一桩买卖，是在1912年“截胡”了将要送给袁世凯的唐太宗昭陵“飒露紫”和““拳毛䯄”两尊战马石雕。随后他以12.5万美元的天价转卖给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大赚了一笔。
飒露紫石雕 现藏于美国宾州大学考古与人类博物馆
他在国内战乱年间一边成立北京、上海两地分号为纽约和法国的古董店“供货”。不仅收购外国人看上的现有文物，甚至在富商有求而手头无货时组织盗墓，掘地三尺寻找外国人所要的文物，趁乱大发倒卖文物横财。
另一方面，他又在抗日战争爆发后积极捐款并组织义拍，同时也对中国留学生及国内有经济困难的艺术圈同行慷慨解囊相助，晚年在朋友的鼓动下捐献了诸多重量级文物回国。在西方人眼中，他更是帮助世界理解、教人欣赏中国文化之美的权威专家。
卢芹斋向欧美顾客介绍中国文物
1940年卢芹斋给在纽约举办的中国雕塑展写的序言中，他这样为自己的行为“辩解”：
一想到我是将国宝贩卖到海外的主要人物之一，我就觉得很惭愧。我们唯一想申辩的是，这些文物没有一件是抢来的，都是在公开市场和其他买家竞争的前提下买来的。中国的确失去了自己的宝贝，但是令我们感到欣慰的是，艺术没有国界。这些造像走向了世界，被学者和公众欣赏，这样做，对中国带来的好处超过任何在世的外交大使。通过艺术，中国可以更好地被外界认识。因为持久的动荡，在其他国家，我们的文物可能会被保存得更好。这些外流的文物会成为让世界认识我们的古代文明、文化的真正的信使，这样，更有利于外界对中国和中国人的爱和理解。
斯坦因与卢芹斋这些“研究者”与“收藏家”们，我们或许能从时代背景下尝试理解他们盗窃文物的历史原因。但一想到这么多流离失所的文物，也发自内心地对这些人喜欢不起来。
卢芹斋与顾客及研究者们
然而从“文革”后的1980年至今，文物依旧在悄悄地流失，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却是纯粹的利益驱使。频发的盗墓、文物走私现象是我们深恶痛绝的可耻行为，一直到近年来我们大力打击文物走私犯罪行为，情况才渐渐好转。
后记
从盛唐背景下的文化交流，到近代丧权辱国背景下的惨遭劫掠，乃至于近现代被利益所驱使的文物盗卖猖獗现象。我们可以看到，只有国力强盛，文化艺术成果才更能得到充分的尊重和更有价值的使用。
而近年来中国文物回流的热潮也充分验证了一个历史经验：“艺术品总会流向经济文化更发达的地区。” 国家落后，很多文物就得不到充分的保护，以至于容易流失甚至不得不送人。
故宫博物院展览现场
当下的我们，需要做的应该是时刻保持警惕，不让历史的悲剧有重演的机会。终有一天，中国的所有文物都要得到它们该有的尊重。我们应当如此坚信，也应该朝着这个目标不懈努力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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