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吸尿”救人后，民航该吸取点什么？

这则新闻近日频频刷屏，感动了很多人。

11月19日凌晨，南航的CZ399从广州飞往纽约的航班上，在离目的地还有6个小时的时候，当班主任乘务长冯玲接到报告，说有位老年旅客反映自己的老伴无法排尿，急需医疗救助。

冯玲赶到座位时，发现患病老人情绪不稳定、直冒虚汗，立即根据工作程序在客舱广播寻找医生，并组织乘务组拿来被枕毛毯，在服务间地板上铺了一张临时的救护床。

听到机上广播后，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广州华侨医院）介入血管外科主任张红与海南省人民医院血管外科主任肖占祥赶过来，马上对老人进行检查，两位医生诊断后认为，老人膀胱大致存有1000毫升尿液，如不尽快排出，则会面临膀胱破裂的危险。

然后两位医生利用机上有限的医疗设备进行改造，对老人进行穿刺排尿，历时37分钟，用嘴将病人膀胱内的尿液吸出，医者仁心，确实令人无比敬佩。

据参与救治的肖占祥主任在事后的采访中表示，机组人员提出备降，但两位医生考虑到距离备降机场还有几十分钟的航程，且针头损伤不会产生什么副作用，再次协商后，决定先试试，不行再说。

最终的结果我们都已经知道，张红主任在肖占祥主任的配合下，一口一口的将尿液吸出，大概800毫升，老人也转危为安。

具体的过程我们不再详细讨论，在看到铺天盖地的宣传正能量的文章后，不禁让我有一些反思。

“医生吸尿救人”之后，民航业应该吸取什么经验？有没有什么地方值得改进？

先给大家普及一下，飞机上通常有三种机载应急医疗设备。

一、急救箱，用于对机上人员受伤的止血、包扎、固定等应急处理。

二、应急医疗箱，用于对机上人员意外受伤或医学急症的应急医疗处理。

三、卫生防疫包，用于清除客舱内血液、尿液、呕吐物和排泄物等潜在传染源。

民航地区管理局航空卫生管理部门会定期组织对航空公司机载医疗设备配备的管理措施和程序、医疗设备外包装和标识、设备药品和物品的种类数量有效期，航空公司的紧急医学事件处置训练等进行监督检查。

作为乘务员，要想获得从业资格，必须通过严格的应急医疗知识和技能训练并接受定期复训，机组成员需要掌握对机载医疗用品和药品、防疫物品的基本操作技能，要具备创伤止血、现场包扎、骨折固定、搬运护送、心肺复苏、妊娠及分娩等应急处置能力，还需掌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或实施交通卫生检疫的应急反应程序。

对于机上常见的呼吸道堵塞、心绞痛、心肌梗塞、支气管哮喘急性发作、脑出血、休克、晕厥、癫痫、急性酒精中毒、糖尿病急性发作、毒品反应、惊厥、抽搐、过度换气、精神疾病、中暑、低温症、冻伤、烧烫伤、骨骼关节肌肉挫伤、眼受伤、割伤、撞伤、鼻出血、急腹症、机上分娩等医疗事件，航空公司都建立了针对性的处置程序，并对乘务员进行严格培训。

但机组成员毕竟不是专业医护人员，他们所实施的救治是必要的但又是基本的。紧急救治，目的是为了维持生命、防止病情恶化、加速康复和进行必要的护理。

根据局方有关规定，机载应急医疗设备应当由经训练的机组成员使用，或在医疗专业人员指导下使用，但其中属于国家规定必须且仅可由医疗专业人员使用和操作的医疗器械及处方类药品，航空公司须在清单上特别注明并有相应程序确保有关医疗器械及处方类药品提供给专业人员使用。

从局方到航司的管理机制上来看，都没有问题。

从南航这次的机组处置过程来看，客舱机组发现情况后立即进行信息通报，第一时间广播找医生，立即取出机载医疗设备，迅速安排好急救场地，配合医生提供各种资源做好救治，询问医生是否需要备降，对病人做好持续安抚，同时维护好客舱安全秩序，保证对客舱其他旅客的正常服务…一切都依照紧急处置程序开展，机组间协同配合做的忙而不乱。除了两位医生的专业救治，妥善的机组处置同样也是实现急救成功的重要因素。

但也有人质疑南航机载医疗设备的配备是否完善？为何没有配备导尿管及各种规格的针头？是否存在机载医疗设备不合规的情况？

我们查阅了一下官方文件《大型飞机公共航空运输承运人运行合格审定规则》（ CCAR-121-R5）中附件B的有关规定。

在民航局规章性文件中，我们确实没有在设备清单里看到有“导尿管”及多规格的注射器这样的描述，这是中国民航统一的标准。

可见，南航的应急医疗设备配备情况也是完全符合民航局规定的。

当然，若是医疗设备能够更加齐全，让医生能够避免“吸尿”的尴尬和安全风险，用完善的设备来解决问题，对病人、对医生、哪怕对机组、对航空公司来说也都是好事。

可问题又来了，病情的种类如此繁多，航空器空间有限，纵然航空公司再努力，也不可能将所有急救的器材设备搬进客舱，我们稍微一想就知道，这并不现实。

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没有一次次突发事件的经验积累，没有一次次来自行业内外的各种批评指正，任何行业都难以实现长久的发展和进步。

俗话说“有理不在声高”，我们作为民航业向外传播的一种渠道，面对来自行业外的合理化建议乃至一些质疑声批评声，如果每次都只是架起大炮把各种专业知识和明文规定原封不动怼回去，而不愿从客观角度和人性角度去分析原因，积极提出解决方案建议，则容易显得我们业内人士不够虚心、不够大气。

我们的目的是为了让这个行业越来越好，让民航人的工作环境和广大群众的乘机环境都能越来越好，而不是激化矛盾引发争执。

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话说借此契机，民航系统进一步树立完善机载医疗设备的配备标准，哪怕只是多配上一套导尿管和一组多规格针头，也能让社会各界看到我们心系旅客、服务人民的民航真情。

事实上，每年在飞机上发生的空中急救事件高达数百起，几乎每天都会有某个航班的某位旅客突发急病，虽说对中国民航每年6亿多人次的运输量来说，这个数据和概率微乎其微，但每一条无价的生命都需要我们竭尽全力保驾护航。航空公司高空放油、紧急备降，不计损失救助病患旅客的感人事迹比比皆是。

其实，在改进机上医疗急救工作领域，中国民航始终坚持不懈努力，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

对于此次事件的承运人中国南方航空来说，其实早在2016年7月，南航便推出了“机上医疗志愿者计划”，并面向全社会进行招募。

当志愿者乘机时，其专业信息会在起飞前上传到客舱移动系统以便客舱乘务员提前知悉。机上旅客突发伤病需要医疗救助时，乘务员可直接邀请乘客中的志愿者提供救助。

南航当年曾非常负责任的表示：志愿者在南航航班上提供医疗救助和援助，南航承诺承担由此产生的相应责任。

以往在空中发生医疗救护事件时，乘务员通过广播寻找医生协助，部分医疗工作者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考虑，主动性并不足。南航敢说这句话，敢做这件事，本身就有一种了不起的担当。

2017年，东航与上海医师志愿者联盟签署共建合作协议，正式启动“东航空中医疗专家”项目。到目前已有近千名医疗专家加入，覆盖上海全部三甲医院及国内多家著名三甲医院各学科领域。加入的都是高年资主治医生，可应对各种常见病的紧急救助。

每位专家上飞机时都戴有特殊标识，一旦飞行途中有突发状况，东航乘务人员能够自主识别联络航班上的医疗专家，第一时间开展专业的救护工作，为挽救生命争取黄金时间。据统计，在该项目启动仅一年的时间里，受聘的“空中医疗专家”在乘坐东航班机期间完成了近4000次空中义务值班。

2018年，由东航、民航业内专家、上海医师志愿者联盟共同打造的国内首部《空中医疗急救手册》正式发布，手册包含最可能在飞机上发生的近40种疾病，用图文并茂的形式，讲述空中突发病症的处置和急救方法，为空中急救提供详细执行规范和操作标准，有效提高空中救助的质量与效率，此举标志着中国空中急救事业迈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据不完全统计，空中紧急医学事件的发生率为22.6例/百万旅客，其中死亡率为0.1例~0.8例/百万旅客，每100万次飞行中就有210次因空中紧急医学事件而紧急备降或返航。

在今年的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东航集团董事长刘绍勇的提案是：“完善空中旅客急救体系”。刘绍勇委员讲到：“随着当前老年旅客乘机占比不断加大、旅客对自身健康是否适合搭乘飞机认识不足、网络购票使得航空公司无法全面了解旅客真实健康状况、机上医务和急救人员难以满足实际需求、返航或备降成本较高等现象和问题的存在，对完善空中旅客急救体系提出了新的要求。”

空中急救，是个永远都需要高度重视的问题。

最后，我还想说点别的。

两位医生的善举无疑让人感动，但看到各种平台上的文章却让我产生一点后怕。这次急救的成功，是两位医生在有限的条件下，做出了牺牲。

我们无疑要赞扬医生高尚的品格与业务的优秀、令人敬仰的专业态度，但如此的歌颂、如此的宣传，会不会对下一位医生造成道德绑架？在他们听到广播寻找医生时，还愿不愿意主动的站出来？

如果他没有站出来，舆论又会说什么？

他们是医生，但首先也是人。

一方面，我们应当努力完善机上医疗急救措施，努力改进机上医疗条件，努力让“人工吸尿”这种尴尬无奈又充满风险的“壮举”不再发生。

另一方面民航系统对这些在关键时刻勇于挺身而出救死扶伤的医者，应当给予适当的嘉奖鼓励，同时对积极参与“机上医疗志愿者”的医护人员，应适当给予一些民航优先优惠服务，用真诚的行动温暖医护人员的心，告诉他们：

在守护生命的这条道路上，

我们永远携手相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