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出了一件破天荒的事。邓小平同志破例为一部电视剧题写了片名，这也是邓小平唯一一次为影视剧题写片名。
电视剧的名字叫做《望乡之星》，由中日两国当红演员分别扮演了绿川英子与刘仁(中国男演员高飞扮演刘仁，日本女演员栗原小卷扮演绿川英子)。
高飞与栗原小卷合影
今天我们讲述的就是绿川英子与刘仁的故事。
1912年3月7日，在日本山犁县都留郡大原村猿桥一个富裕的土木工程师的家庭里，诞生了一名女婴。女孩的父亲叫长谷川幸之助，在东京市政府担任土木建设课课长多年。他给这个女儿起了个名字叫长谷川照子。
1929年，长谷川照子从东京府立第三高等女校毕业，以后又考入奈良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此时的长谷川照子，开始接触到奈良地方的劳农组合与各种进步的文化团体。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了，日本随后占领了中国东北。这件事震动了长谷川照子，她对此事件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和抗议，这段时期，她的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1932年6月，她参加了以日本著名进步作家田雨雀学为理事长的日本无产阶级世界语同盟的进步活动，并开始学习世界语，接触到了反对侵略战争的左翼文化人士。在一次世界语的学习会上，她激动地表示:“作为一名绿色的世界语者，我毫不掩饰地反对侵略，反对侵略战争。”
在她接触并热爱上世界语之后，她用世界语给自己取了个名字--绿川英子。如果用世界语称呼的话，叫维尔达·玛约（Verda Majo），意思是“绿色的五月”。“绿色”象征着和平，是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愿望，“五月”则代表着团结与斗争。自从她给自己取了这个名字后，她就一直用这个名字对外和写作。因此，很多人只知道她叫绿川英子，而不熟悉她的本名：长谷川照子。
不久，绿川英子就因“具有危险思想”和“共产党同情者”的罪名被日本警方逮捕，释放后又被学校开除。此时，距离她拿到大学毕业文凭仅差三个月。但绿川英子没有因此懊悔，在她写给女友的信中表示:“尽管环境恶劣，但我心情平静，今后的生活纵然最不安定，而我的意志绝不会动摇。”
1935年，绿川英子认识了在东京的中国留学生刘仁(原名刘砥芳，东北人)，共同的志趣和爱好使他们走到了一起。1936年秋，绿川英子不顾家人的反对，毅然与刘仁结婚了。在当时日本国内法西斯主义猖獗的情况下，嫁给一个中国人，无疑是需要巨大的勇气。因为当时日本人普遍有一种瞧不起中国人的偏见。何况绿川英子结婚的对象，是一位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中国留学生，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行动。她的父亲对此事大发雷霆，许多亲朋好友也大惑不解。但绿川英子丝毫没有理会这些旁人的看法，她认为刘仁值得她这样去做，后来的历史也证明，她与刘仁的爱经受住了考验。
刘仁与绿川英子合影
1937年1月，刘仁先离开了日本，回到中国。4月15日，绿川英子在朋友们的帮助下，搭乘英国“皇后号”轮船，只身前往中国。生气的父亲没有去送她，病重的母亲也没能去送她，只有理解她的姐姐与弟弟，以及小叔子刘维，在横滨的港口默默的向她告别，祝她一路顺风。
四天后，绿川英子顺利的抵达了上海。在码头上，刘仁握住她的手开心的说道:“我们终于会师了。”
通过上海世界语协会的领导人、《世界》杂志主编叶簌士的帮助，刘仁在一家小出版社找到一份差事，收入微薄，绿川英子则与中国世界语者合作编印世界语会刊《中国怒吼》。刘仁结识了世界语者、诗人徐雉，热情的徐雉向他们伸出援助之手，当即将自己的两间屋子腾出一间让刘仁夫妇居住，使刘仁夫妇总算有了安居之所。
1937年6月，她参加了上海各界群众举行的示威游行，要求释放被国民党政府拘捕的“救国会七君子”。她是当天游行队伍中唯一的一名外国女士。事后她自豪地说:“幸亏我是个世界语者，在这里，我不是多余的人。”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在上海，绿川英子亲眼目睹了日本侵略者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她怀着无比愤恨的心情，以笔代枪，写下了《爱与恨》、《中国的胜利是全亚洲明天的关键》等文章，揭露日本法西斯的侵略罪行。她大声疾呼:“我憎恨，我竭尽全力地憎恨在两国人民之间进行的那种屠杀。我的心叫喊着:为了两国人民，停止战争！”她满怀悲愤地写道:“日本人在空中投下了好多燃烧弹，又给地上的平民洒上了汽油，他们封锁了道路，用机枪扫射那些逃命的市民。………这些士兵屠杀着中国人，而他们自己也是日本法西斯的牺牲品。”
日军占领上海后，刘仁夫妇无法继续在上海待下去了，在叶簌士的帮助下，他们从上海转移到广州。
在广州，因为一件戏剧性的小事，绿川英子被国民党特务怀疑为日本间谍，由广州强行遣送到香港。直到1938年6月，在郭沫若等人的积极帮助下，国民党政府才终于发给了绿川英子入境特别通行证，准许她到武汉。
然而，绿川英子并没有把这次误解当作一回事，一到武汉，绿川英子就以自己的实际行动立即投身于中国的抗日战争。在郭沫若的推荐下，她进入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对日宣传科，负责对日播音工作。具体工作是在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播音室，担任日语播音员，执行瓦解日军官兵士气的广播任务，绿川英子从此正式公开的参加了中国的抗战事业。
1938年7月2日，绿川英子来到了设在武汉关附近的怡和街怡和洋行楼上的国际宣传处。从这一天起，她那柔和流畅的女中音，就随着电波传向四面八方。她用标准而流畅的日语，向日本人民，向正在中国作战的日军官兵大声疾呼:“现在是中国广播电台对日播音时间，日本同胞们，当你们的枪口对准中国人的胸膛，当你们大笑着用刺刀挑死一个个无辜的婴儿，当你们手举火把点燃一栋栋草房，当你们扑向可怜的少女时，你们可曾想到过，这是罪孽，这是全世界人民不可饶恕的滔天罪孽！当你们高喊着誓死效忠天皇，一腔热血尽洒中国大地之时，你们可曾知道，这是在为谁卖命？又是在为谁效忠？圣战祭台上的亡灵，是英雄，还是罪犯？同胞们，别错洒了你们的热血，你们的敌人不在隔海的这里……”
绿川英子的对日广播，非常有效。她用甜美的语言，欢快的节奏，感人的话语，打动着那些被日本法西斯驱赶到中国的日军下层官兵。她的播音像一把钢刀，刺向日军的咽喉，让日军惊恐万状，胆战心惊。当时侵华日军华中派遣军某部通讯兵掘锐之助，曾写短诗表述听她广播后的激动心情：重庆广播，偷偷倾听，那流畅的日语，心中难以平 静。
1938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直到这时，日本警方才查明，那个在中国操着流畅日语对日广播的女播音员，真名是长谷川照子。11月1日，日本东京报纸《都新闻》在头版显著位置上，刊登了绿川英子的照片，污蔑她是“用流畅的日语，恶毒地对祖国作歪曲广播的娇声卖国贼和赤色败类”。日本军国主义分子还给她的父亲写恐吓信，要他们全家“引咎自裁”，给她家门口挂上了“卖国贼”的牌子。对此，绿川英子嗤之以鼻。面对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攻击，绿川英子英勇地表示:“谁愿意叫我卖国贼，就让他去叫吧！我对此无所畏惧。”
日本报纸对于绿川英子的污蔑之词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同年12月，绿川英子经桂林等地来到战时陪都重庆，继续在中央电台从事对日播音工作。不久，国民党中宣部又专门成立了由国际宣传处直接管辖的国际广播电台，负责对世界各地的播音工作，与中央电台在一起，地点就在现在的渝中区中山三路151号重庆人民广播电台大楼处。这段时间，与她一起担任对日播音工作的还有一位由日本回国的中国青年池步洲。
1939年初，重庆各界群众为支援前方抗战掀起了声势浩大的义卖献金活动。绿川英子也要为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献出自己的一点力量。晚上回到家中，她翻箱倒柜地折腾出全部家当。可是，家里值钱的东西早就进了当铺，只剩下几本不值钱的书，工资也还没有发。最后一狠心，撸下了手上的戒指，这是她身上唯一还值点钱的东西了。也是她母亲送给她的最珍贵的纪念物。睡觉前，她把戒指小心地放在枕边，说最后陪妈妈一夜。
第二天一大早，绿川英子就匆匆赶到设在都邮街的献金台，等待献金的人们早已排成了长队，等了好一会才轮到她。正当她高举双手把戒指恭恭敬敬地递上去，对方还没有接住之时，后面忽然有人喊了一声:“她是日本人！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我们不要她的几个臭钱，快滚她妈的蛋吧！”“什么？日本人？她是日本人？”人们开始骚动了。几个码头工人挥拳喊起了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人们叫骂着向她挥起了拳头。绿川英子尽量蜷缩着自己瘦弱的身体，她觉得黑压压的一片愤怒的拳头正在向自己挥来。
献金台上的几位工作人员一把将绿川英子拉上了台去。一位认识绿川英子的政治部三厅干部向台下骚动的人群大声喊道:“同胞们，她虽然是日本人，但是她是同情中国人民的，她在三厅工作，她是来献金的，我们不应该排斥她，我们应该欢迎她才对呀！”说完，他向绿川英子鞠躬致敬，并接过她手中的戒指举过头顶。 “我代表中国人民向您表示感谢！您是第一个来献金的外国朋友。”台下的人们再次骚动起来，一张张愤怒、惊愕的脸庞霎时变成了赞美和钦佩，人们对绿川英子肃然起敬，随之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绿川英子站在台上，不好意思的向下面的中国人民鞠躬致意。尽管绿川英子一再婉言拒绝，但几个好心的青年学生还是坚持把她送回了家。
1940年7月，日本著名反战活动家鹿地亘在重庆发起组织了“在华日人反战革命同盟”，总部就设立在重庆，绿川英子被选举为总部的领导成员。为此，她经常和鹿地亘等人到设在南泉的日本战俘营去，对被中国军队俘虏的日本战俘进行反战宣传工作。同时，她还与青山和夫、鹿地亘等人应邀受聘到国民政府举办的“留日学生训练班”用日语讲课，她以自己的亲身实践向学生们讲授“对日宣传技术”，深受学生们欢迎。
1940年9月，军事委员政治部第三厅被国民政府撤销了，重新设立以研究工作为主的文化工作委员会，还是请郭沫若当主任。这时，绿川英子已经在国际广播电台工作了两年多时间，因为看不惯国民党的腐败与无能，便辞去了原来的对日播音工作，加入了文化工作委员会，表示愿与以郭沫若为首的进步文人在一起。她在文工会里专门从事对日宣传与敌情研究的文字搜集整理和编写工作，负责文化工作委员会下属的世界语工作室，同时也协助重庆世界语刊物《中国报道》作编辑工作。
1941年7月27日，在重庆文化界纪念郭沫若回国四周年的会上，周恩来同志对绿川说：“日本帝国主义者把你称为‘娇声卖国贼’，其实，你是日本人民忠实的好女儿，真正的爱国者。”绿川听了很激动，回答说：“这对我是最大的鼓励，也是对我的微不足道的工作的最高酬答。我愿做中日两国人民的忠实的女儿。”签名时，邓颖超同志有意把她的名字写在绿川名字旁边，并对绿川说：“我们是并肩战斗啊。”席间，周恩来同志领头向郭老祝酒后，又提议为在座的绿川英子、鹿地亘等日本朋友干杯。
郭沫若对绿川英子十分了解和器重。1941年11月16日，是郭沫若虚岁49岁的生日。按照周恩来和南方局的安排，在重庆，文化工作委员会为郭沫若举办了一次盛大的祝寿活动，“皖南事变”后陪都上空沉闷的政治空气为之一新。绿川英子积极响应，怀着对郭沫若先生的无比崇敬，她撰写了《暴风雨时代的诗人》一文，发表在《新华日报》上。祝寿活动集会当天，绿川英子抱着刚满一百天的儿子，在会场上热情洋溢的朗诵了她的这篇祝词。郭沫若听后十分兴奋和激动，当场即兴亲笔为绿川英子在一块二尺见方的红绸上题写了一首七言绝句相赠：茫茫四野弥黮暗，历历群星丽九天。映雪终嫌光太远，照书还喜一灯妍。
郭沫若在诗中将绿川英子比作寒夜中一颗闪亮的星，一盏明亮的灯，用自己的光芒照耀着身边的同志们。对绿川英子给予了高度的赞扬。
1944年下半年，根据周恩来的意见，绿川英子、刘仁转到高崇 民领导的东北民众抗日救亡总会工作，担任该会机关刊物《反攻》半月刊的编辑工作，刘仁任主编。
1945年上半年，《反攻》杂志连载了绿川英子从日本到上海、香港一年流浪生活的回忆录。这是她的《在战斗的中国》一书的第一部 分。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了。几天后，高崇民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要求东北干部迅速返回东北开展工作。9月18日，《反攻》半月刊停刊后，绿川英子夫妇带着儿子开始北上。1946年1月11日，绿川英子夫妇带着儿子秘密到达了上海，随后又登上了北去的轮船。经过奔波，绿川英子一家终于平安的到达了哈尔滨。1947年1月，经东北行政委员会第13次会议决定，任命绿川英子为东北社会调查研究所研究员。
绿川英子夫妇之墓
解放战争爆发后，组织上安排他们一家撤退到佳木斯，她还被聘到东北大学讲课。1947年1月10日，35岁的绿川英子因为手术感染，不幸去世。她的丈夫刘仁，由于悲痛致病，在绿川英子逝世100天后，也离开了人世。佳木斯的党组织和人民群众，将他们夫妇二人安葬在佳木斯烈士公墓里。
1982年，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绿川英子为国际主义战士。1983年8月，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在佳木斯南郊四丰山上的烈士陵园，为绿川英子夫妇修建了陵墓和纪念碑，墓碑上镶刻着原黑龙江省省长陈雷的手书:“国际主义战士绿川英子暨刘仁同志合墓”。绿川英子夫妇战斗的一生永远镌刻在这块纪念碑上，也永远镌刻在中日两国人民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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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号作者简介：王正兴，原解放军某野战部队军官，曾在步兵分队、司令部、后勤部等单位任职，致力于战史学和战术学研究，对军队战术及非战争行动有个人独到的理解。其著作《这才是战争》于2014年5月、6月，凤凰卫视“开卷八分钟”栏目分两期推荐。他的公众号名亦为“这才是战争”，欢迎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