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没有看正在影院热映的电影《攀登者》？
这部电影改编自阿来的同名原著小说。讲的是中国登山队在1960和1975年攀登珠穆朗玛峰的故事。电影和原著有不少地方不一样，相比之下，原著更全面、细致、深刻的反应了那段历史，和登山者的精神世界。
电影中多次出现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去登珠穆朗玛峰？
看完原著小说，你可能有更好的理解。
《攀登者》是基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登山队真正的史实改编的。
英国探险家荣赫鹏在《珠峰史诗》中这样写道攀登珠峰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征服”：
人，这个神圣的存在，就是想让自己优于物质，甚至最强大的存在。……山容或高，但他会显示他的精神更高；直到将它征服于脚底，他才会心满意足。
"雪域屠夫”弗朗西斯·荣赫鹏
但是，《攀登者》里的中国登山队员们，他们的登山行为，并不是为了征服。
当时，中国与尼泊尔正在商讨珠穆朗玛峰主权的归属，中国主张一国一半，而尼泊尔则坚持认为珠峰属于自己，理由之一就是——尼泊尔登山队曾于1953年成功登上珠峰。
正在中尼边界谈判的周恩来总理发来了“一定要登上珠穆朗玛峰”的电报指示。
此时此刻，登上珠峰已经不仅仅是个人志趣和个人荣誉的问题了，它更是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关键！所有人都在盯着这些年轻的登山队员们，他们身上肩负的是当时6亿中国人的重托。
但是，想要完成这一任务何其艰难！
要知道，虽然上世纪五十年代，英国和瑞士登山队先后从尼泊尔境内的南坡成功登顶珠峰。但在中国境内的北坡，始终无人自此登上世界之巅，包括著名登山家马洛里在内的众多登山名将都多次在北坡折戟，以至于当时人们得出结论：
想从北坡攀登这座“连飞鸟也无法飞过”的山峰，“几乎是不可能的”。
此时之前，中国登山队已经进行了三次高山行军，一方面为适应高山环境并选拔登顶队员，一方面也运送一部分物资到更高的营地，这张照片就是在行军中暂时休息的登山队员们。
别看照片上的队员们个个面带笑容，其实高山行军非常艰苦，第二次高山行军，兰州大学地理学助教汪玑，在6400米因缺氧引发内脏器官急性衰竭而死亡。
在第三次适应性行军中，由于遭遇恶劣天气，登山队有超过50名登山队员被不同程度冻伤。有的队员冻掉了半截手指，而严重的甚至失去了整条胳膊，队长史占春也在8500米的地方冻伤。
周总理的电报指示，就在此时传来。
“咱们自己的山，登上去，让全世界看见！”登山的动力，就是这么简单。
5月17日上午，副队长许竞、刘连满、王富洲和贡布，组成最后的登顶突击队。
我国登山队队员们在向珠穆朗玛峰挺进的途中，攀登“北坳”冰坡60度的陡壁上。
24日早9：30，四人从珠峰8500米营地出发。
但此时，帐篷里还多了一个人——正发愁的屈银华。
原本其他队员都下撤回大本营了，他自己留下了，想去搜集这一海拔的资料。
可这时候，装备给养在途中已经遗失了好多，根本不够他上去研究的。
他把鸭绒袜给了没袜子的刘连满，想着反正也不用登顶，跟大家煮了二两人参，喝口汤就要下山了。
四个人刚走，帐篷外就传来一声喊：“屈银华，快点过来换许竞！”
经过连日的冻伤、劳累与高原反应，许竞走了十多米，扛不住了，让屈银华替补。四个人爬了很久，看到了了二十多米的峭壁“第二台阶”，登到最后六米，他们没办法了。
从右到左依次是：王富洲、贡布、屈银华
这段近乎直立的峭壁，立在通往山顶的唯一道路上。
这段又光又滑的岩壁，几近垂直，没有任何可以手抓或脚蹬的支点。只有一些很小的棱角，根本无法用于攀登。岩壁上虽然也有几道裂缝，但裂缝之间的距离都在1.5米左右，同样无法用于攀登。
刘连满灵机一动：搭人梯，从我肩膀上爬上去。他以前是防火组组长，消防员要从外部，迅速登上不太高的建筑物，搭人梯最简单。
刘连满伏在岩壁上，等着队友踏上他的肩膀。那时候登山靴都是带着尖尖的冰爪的，冰爪踩上去会撕破羽绒服，踩伤队友。
屈银华为了攀上去，毅然脱下八斤重的登山靴，这才踩在刘连满的肩膀上，最终也因此冻掉了脚跟和脚趾。
边爬边打冰锥，一个多小时后，他第一个爬上去，扔下绳子，让筋疲力尽的队友爬上来。
六米高的峭壁，他们爬了五个多小时。
这一段也是电影中王五洲多次回忆的场景。
而电影中没有展现的是，一段漫长的行军后，驮了三个人攀岩的刘连满，感觉耗尽了一切。他一下瘫倒在雪地里。没时间了，大家紧急开会，决定要不要他留在原地——走，已不可能；留，生死未卜。
刘连满留下了，靠在一块岩石上，目送三名队友远去。他已经盘算好了，关掉氧气瓶，留给他们作为下撤的后备，拿起笔记本，写了一封遗书，准备睡去。
第二天中午，他朦朦胧胧，看到三名队友满面胜利的喜悦，向他奔来。胳膊腿都能动，说明这不是死前的幻觉。
刘连满的遗书，从此成为著名中文遗书中，为数不多以作者幸存为结局的一篇。
1960年北京时间5月25日凌晨4点20分，中国登山队员从北坡登顶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实现了人类历史上首次从北坡登顶珠峰壮举，为世界登山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他们如愿把五星红旗插上了峰顶，却唯独没做成一件事：
要证明自己是世界登山史上的“第一”，是要留下影像资料的。
可他们登上峰顶时，已是半夜，漆黑一片。
即便在世界之巅，那时能看到的，也只有距离人类数百光年的星光。
正因为如此，才造成中影片中最让人惋惜的结局：
因为当时没有留下影象资料，致使国外有些人觉得中国人并没有登上珠峰峰顶。
隐忍15年后，1970年，中国登山队再次登上珠峰峰顶。
几位登山队员虽九死其犹未悔，甚至觉得，长眠珠峰，“未尝不是最好的结果”。
攀登路上，有家国信仰，有战友真情，有青春热血，即使不能活着回来，也是死得其所，求仁得仁了。中国人骨子里的血性和强大的尊严感，此时淋漓尽致地被激发，被挥洒，被呈现。
作者阿来曾这次样说道：
我写《攀登者》就是写精神，写中国人为什么一定要去攀登珠峰。我是写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登山，那时是我们自古以来首次用科学的方式对待我们的山川河流。当时是在国家极其困难的时候，大部分中国人饭都吃不饱，在那样一个情形下，攀登珠峰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这才是激发我本人兴趣的地方。它同时也体现出了国家意志，就像当年的中国女排，因为体育是国家精神的张扬。人的意志、国家意志让这种不可能变为可能，彰显了英雄主义精神。
阿来成长于四川藏区，对雪山素来有着特殊的天然情感。他喜欢登山，也崇尚登山英雄。
早在几年前，他便采访过中国六十年代登顶珠峰的三位登山家，以及1975年登顶的大部分登山家。“采访他们一年多之后，好几个就去世了。”他在煤炭医院的病房中采访了1960年首度登顶珠峰的王富洲，后来王富洲再也没有离开过那间病房。
王富洲是地质学院的学生，屈银华是我老家那一带的森林工人，刘连满是哈尔滨电机厂消防队的，贡布是某警卫团炊事班的士兵……
除了对这几位登山英雄深入了解之外，对登顶中没能成功的，冻伤截肢的，甚至意外牺牲的人的故事，阿来都做过深入细致的采访。
其实这其中采访到一些成功的人，不过我感兴趣的是那些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成功登顶的，付出了非常多的代价，从生命到肢体，更不要说情感。
电影中的李国梁正是这样一个角色。他的原型可能是登山队员邬宗岳。
第一次登珠峰的时候，邬宗岳也在，一直到达四人突击队组建前的8500米。回去后，他被派往北京新闻电影制片厂学习摄影技术，从第一次承担拍摄任务，到成为珠峰登顶第一突击队队长，少年等出了白发。
这一次，在登顶途中，邬宗岳作为队尾拍摄者，解开了与队友之间的绳索，保持摄影进度。直到大家登顶下撤，在悬崖边发现了摄影机，看到山下深谷中的一个红点，他们才再一次见到邬宗岳。
阿来说，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积累，去年就接到影片出品人的电话。
“他说要来看我，我说来吧，酒都准备好了，我们喝了一场酒就决定了这样的题目。”
阿来表示：
这个故事里一种精神价值的东西。过去中国人没有运动的概念，也对珠峰不了解，除了徐霞客等极少的人之外，我们并没有在自然界舍身犯险的英雄品格。
每个人都有心中的“珠穆朗玛”，每个人都是不羁的“攀登者”
在书中，主人公王五洲为了两度登山，舍弃了自己的小情小爱，甚至妻子对他提出了离婚。
“十年，对，十年间你三赴登山训练营，有六年时间不在我身边，那是什么恋爱？我不能反对你履行对珠峰的誓言，但我可以不想和你过了。”
但他还是走了，走上了通往珠峰之路，后来，他们的儿子出生了，他一直都蒙在鼓里。尽管如此，妻子徐缨内心深处还是深深理解他的，后来她作为气象组的负责人，也来到雪山，与丈夫并肩历险。
看了《攀登者》，觉得生命是多么简单的一回事儿，登上去，可能回来，也可能回不来；刹那间，生命可能就不存在了。既然如此，平日里忙忙碌碌的都市人，何必活得如此紧张呢？
所以，读完这本书，你首先被感动得痛哭，被激励得热血喷涌，继而，还会感到一种傲然的超脱感。生命原本单纯，跟随内心，跟随梦想，足矣。
无论什么活法，你都可以一直是一个不羁的“攀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