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景舟一身用印甚多，粗略算来有近二十种。实际上，每一款印章都和当时的意趣、爱好、思想、抱负和历史时事有关。

不同深浅的艺术造诣；不同时期的心境抱负。款式多变，但每一个印章都有不同的时间起始。按照时间线来讲，也是有迹可循，足辨真伪。

1932年

有“墨缘斋”、“墨缘斋景堂制”、“景洲”、“武陵逸人”等印章。

当时由于家境困窘。辍学学艺的顾景舟，深刻记住了辍学前书斋的名字：墨缘斋，以视对学习的渴望。1932年初学制壶后，就开始在壶底使用“墨缘斋”印款，后来壶底也用“墨缘斋景堂制”印款，并在壶把或在壶盖上使用“景洲”印款。

“武陵逸人”，为顾景舟应上海郎氏艺苑之遨，仿古作陶间所用艺名印款。

1942年

有“自怡轩主人”、“曼晞”、“曼晞陶艺”等。

“曼晞陶艺”，为顾景舟跟随储铭学艺时所用之艺名印款。当时的顾景舟壶艺初成，可以独立做壶。曼代表美，晞，代表曙光初现。也从字面看到了年轻的顾景舟想大展身手的迫切。

“自怡轩”，为顾景舟被聘为上海标准陶瓷公司堆塑制模室任技师期间所用艺名印款。1942年，财大气粗的上海标准陶瓷公司聘顾景舟至公司，任堆塑制模室技师，并制翻模具。工余闲暇，顾景舟仍制壶不辍，并自我感觉良好，自我欣赏陶醉。有时兴起，在壶身镌铭短诗茶话、格言家事，并署号“自怡轩主人”。这是他思想意识上首次不把制壶当成纯粹活计，而是把制壶、生活与艺术结合挂靠，把做壶与闲玩联系起来，把欣赏与情趣沟通的内心表露。

1944年

有“瘦萍”、“老萍”等。

这个时候的顾景舟颇有些艰难，从上海回到宜兴，由于常年在上海做仿古，而家乡的制壶圈无人知晓，且无人承认。终日为生活奔波，像浮萍似地四处飘泊又体弱多病，瘦骨嶙峋，故用“瘦萍”为艺名。后来越发成熟，面对苦难逐渐接纳自己，如侠客一般，遂换做“老萍”。

1948年

有“荆南山樵”、“荆山壶隐”“得一日闲为我福”、“足吾所好玩而老焉”、“景舟”。

“足吾所好玩而老焉”、“得一日闲为我福”，为顾景舟成名后所用艺名印款。

1948年，顾景舟在沪上仿制时大彬《僧帽壶》、陈鸣远《四方壶》获得成功。获得宜兴制壶圈和整个行业的认可，并被称为“方器高手”。顾景洲为荣誉而骄傲，更加勤奋，埋头制作，以闲玩情趣来调节自己的疲劳和辛劳，亲自镌刻“足吾所好玩而老焉”、“得一日闲为我福”之艺名章，既是顾景舟内心的真情流露，也充分体现出顾景舟对事业的忘我精神。他对紫砂已入了迷，爱得发狂，爱不释手，忙得一天都不得闲，忙得一天都没时间休息，故发出“得一日闲为我福”之感叹!

同年秋天有江湖之幸遇感的顾景舟精心制作了五把石瓢壶。除自留一把，其余4把分别赠与戴相明、江寒汀、唐云、吴湖帆。

这五把壶集陶、书、画、刻相辅相成，可谓文人气息的艺术技术。

不但成就了一段上海文人与一代宗师之间的传奇故事，也是近代紫砂史上最具标杆性的时间。

也是此时，顾景之“舟”字款从这五把壶开始使用，意为“艺海一舟”。

1955年始用“啜墨看茶”。

“啜墨看茶”，为顾景舟带艺徒后所用艺名印款。用啜墨看茶来比喻制壶人的个性培养、文化修为，用深入浅出的道理来教育艺徒，一遍遍反复解释修心养性和做壶的关系，以至艺人在心态平和，心境平衡的状态下，心领神会其制壶工艺之要领，最终达到形、态、气、神、韵之最高境界。

1984年始，有“景舟七十后作”、“壶叟”等。

“景舟七十后作”，为顾景舟晚年成熟期制壶印款。人至将老，名利淡泊，制壶不息，追求不止，所制之器，已达到出神入化之至高境界。几乎无可挑剔，无瑕可击。

“壶叟”，更是对自己所追求的紫砂光货素器一派裸胎艺术的肯定和骄傲，也是对自己独特的灵秀艺术风格的肯定和骄傲。

最后一款印章，则是上世纪90年代用的“生于乙卯”。

这一印章则是明显能看出老辈艺人对生命的态度了，不论终归何处，此生意义自是非凡。

顾景舟艺名，印款广泛，随个人经历变动，前无古人。也体现出了一代宗师的坎坷命运和毕生追求。而且每个款的诞生，也并非是刻意而为，随运而生。在各类信息记录不足的情况下，印章反倒是从侧面表现出看了老一辈艺术家的造诣变化。而现在，再有人模仿，则多了些刻意模仿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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