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提要：武德七年中，杨文干谋反案将太子李建成和李世民、李元吉都拖入了储位之争的漩涡中。李渊既惊又怒，一面斥责太子，一面派李世民平定叛乱。七月初五，杨文干被部下所杀，李世民带兵返朝，却并没有等到期待已久的易储的消息。李渊以挑动兄弟不睦的罪责分别将两人的近臣流放，等于将二人各打五十大板，以平息这桩扑朔迷离的谋反案。
武德八年在唐突关系史上是具有转折意义的一年。
唐与突厥的关系在武德时期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时间上大致从李渊起兵到武德四年，在这一阶段，唐与突厥的关系是以下奉上，这一点在李渊建国称帝以前的表现尤其明显，尽管在关中基本稳固以后李渊一度试图摆脱这种以下奉上的处境，但是总体上唐对突厥依然保持了表面上的谦恭。
李渊剧照，图/网络。
但是表面谦恭不等于就心甘情愿做傀儡，尤其是对于李家父子这类野心勃勃的政治家来说。他们从来就没有让自己的统治地域成为突厥人入主中原的桥头堡的打算；他们所盘算的，是如何依靠贿赂笼络住突厥人以争取时间尽可能扩大地盘。仅从刘文静事件的因果来分析就可以知道李渊之所以暂时向突厥低头，其目的绝不是为了一辈子做突厥人的走狗。
第二个阶段时间上从武德四年到武德八年，其具体标志是李渊和突厥之间的两次外交活动——武德四年四月，突厥攻打并州，双方相互扣留使者，这是李渊在唐突关系史上首次对突厥采取对等敌对行为。虽然按照《资治通鉴》的记载，唐方之所以扣留突厥使者是因为突厥方首先进行了一系列不友好活动，从而将关系恶化的责任推给了突厥方面，但是这里面有一个背景是必须值得注意的：当时李世民大军正在围攻洛阳，眼看着洛阳即将陷落，李渊明白，只要平定了王世充，李唐就算正式全面接收了隋朝的法统，由一割据政权一跃而成为全国性的中央政权，现在灭郑战役胜利在望，李渊（即将成为）堂堂大国首脑，当然不愿意再向突厥低三下四，所以以这次双方互扣使者事件为标志，从武德四年四月以后，唐突关系进入对等外交的阶段。
李渊剧照，图/网络。
这种关系一直维持到大约武德八年，利用这大约四年时间，在消灭了王世充窦建德两大集团后，李唐又先后消灭了国内多个割据政权，截止武德八年为止，除去边境地区几个突厥人直接扶持的袖珍政权外，李唐在旧隋本土的绝大多数地域建立了全面的统治。这种情况直接刺激了李渊的野心，所以在武德八年七月，李渊给近臣下了一道命令：“突厥贪婪无厌，朕将征之，自今勿复为书，皆用诏敕。”——突厥人贪得无厌，我将要讨伐他们，从今以后对突厥的外交往来不再用书，而统一采用诏敕。
书和诏是古代两种不同的行文方式，书通常是同级之间对等行文所用（举例：比如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写过一篇给山涛的绝交信《与山巨源绝交书》），也可以用于上级对下级的场合（举例：李渊的《劳浩州刺史刘瞻书》），武德八年之前李唐与突厥是对等关系，所以双方交往用的是“书”，李唐方面就算想占口头便宜也不敢明着占；而在此之后，李唐与突厥交往就按照李渊的要求全面采用诏敕了，“诏”是天子对下发布命令的专用文件格式，简单说就是在本土基本统一之后，李渊决定对突厥下手了。从武德八年七月以后，唐突关系进入第三个阶段。
李渊剧照，图/网络。
我们看史书的时候，总是能够看到突厥对唐的不断入侵，从武德初到武德末，仅仅《资治通鉴》上记载的突厥大规模入侵事件就至少有几十次，唐朝似乎从来都是受委屈的小媳妇儿一样，史书试图告诉我们一个中国从来都是受欺负的“真相”。然而事实真的就是如此么？
一个显然的事实是，就在李唐总是宣称被侵略的这些年间，唐的领土——实际控制地域却是在不断的增长扩大——即使面对突厥的时候基本也是如此。李唐由并州太原发家，在不断的被侵略中，先后占有了河东、关内、益州、山南、陇右、河南、荆湘、岭南、安南、两淮、江南以及河北，而身为侵略者的突厥，与唐朝之间的边界实际上却是在不断的北移：武德初的时候，突厥人经常性的深入长城以内数百公里如入无人之境；而到武德后期，实际上这种情况已经很不常见了。
中国的历史就是这样：我们的祖先早期不过是黄河中游地区的几个部落，而今却拥有东西、南北跨度各达五六千公里的广袤国土，从来没有人说这些土地是如何扩张得来的，有的只是“自古以来”。然而这“自古以来”真是天生的么？国土的扩张靠的不正是我族历代先民的杀伐攻取？
图/昵图网。
好了，好了，我们回到唐突关系史上来。武德八年七月的时候，李渊下了一个命令：从今往后凡是和突厥之间交往，国书一律采用上对下的格式的“诏书”形式。如前所述，这件事情的背景是李唐国家内部基本完成了统一，李渊觉得恢复了元气的大一统政权需要有天朝上国的气派，那么对于突厥当然不能再像以前还没统一时候那样低声下气。但是这只能说是导致政策最终改变的李唐方面的一个主观原因，另一半的问题出在突厥人身上。
前面我们比较详细介绍了截止武德六年的一些唐突关系史上的事件，先简单回顾一下，下面再接着讲。突厥方面对唐的态度调整，前后也分为数个阶段，但是具体的时间点则与李唐有所不同。
其第一阶段是李家自太原起兵，直接向突厥称臣借兵，突厥对此当然是高兴的，就像扶持边境地区的其余各路反王一样也来扶持太原李家；但是李家比普通军阀自然是高明多了，直接南下占领了长安，随即改元称帝，李家立国志在争夺天下，截止武德二年就将统治深入了中国西北方向的各个地区，当时河北还没有明确的归属，河南王世充刚度过李密的危机也还没有建立起全面统治，其余江淮各地都是一些还未成气候的小军阀，突厥人显然明白一个道理：如果不乘这个机会出来搅一下局，等个一两年之后让李唐吞并消化了河南河北二道，到那时候再出来搅局就不容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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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厥自己是游牧民族，也许颉利觉得直接统治土地广袤人口奇多的农耕民族又没啥把握，所以比较喜欢到处扶持较小的割据武装相互攻伐吧。因为小，就不容易直接威胁突厥帝国的权威，又因为相互要打仗，就要找盟友，要借助外力，这就有求于突厥，这正好方便突厥从中渔利。所以看到李唐一家独大了突厥自然就不放心，不放心了怎么办呢？毕竟明面上李唐也是自己支持的政权，直接翻脸过去拍人总不好，如果也不打声招呼就去一通乱拍，肯定使其他小弟也寒心，将来一众小弟就不好带了。怎么办呢？自然就要放几条狗出来咬一下。所以刘武周就在武德二年被突厥人放出来南下咬人。
放刘武周南下，应该说突厥人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与李渊政权麾下文武才智之士猬集如云不同，刘武周政权的政治能力很弱，凭借他自身的班底，攻几座城略几块地还成，但是没有统治全国的力量，也不可能积攒起统治全国的实力，因为他的大本营马邑距离突厥实在是太近了，另外以马邑为中心的这一块地区也远不足以完成统一全国的物质准备，这就为突厥控制刘武周势力的发展提供了可能。但是武周军又不能太弱，他们至少应该有能力占据河东道的大部至少是北半部，这样才能扼制李唐势力的发展；让李唐同时拥有河东和关中，他们下一步必然要打河南河北二道的主意，如果听话的刘武周能够控制河东一道——至少是其大部，那么情形就完全不一样了。
刘武周剧照，图/网络。
如果关中要攻击河南，那么河东就如同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会劈下来，如果河南要进攻河东或者关中，也会随时面临其余一方的攻击，而河东呢，往西有黄河阻隔，往东往南又有太行山王屋山阻隔，向哪个方向出击都不容易，只要北中国的北部草原是在突厥人的控制下，那么任何一方的主动出击都可能被另一方联合突厥人给压下去，这就是突厥人的如意算盘。
依据毛汉光先生《中国中古政治史论》的说法，两汉以来的中国中古社会，以长安所在的关中地区、洛阳所在的伊洛平原与中条山脉以北的河汾平原构成一个疆域的心脏地带。李唐同时拥有关中与河汾并正设计攻取伊洛，一旦其成功获得伊洛平原，则中国之心脏地带的统一就无可阻挡，中国的统一亦无可阻挡，突厥正是要抓住这一机会，将已经拥有中国心脏地带三分之二的李唐着实打压一下，使中国之核心区重新分为比较均衡的三块。
不过不凑巧的是，经过一系列复杂的斗争，刘武周还是被李唐赶回了太原以北地区，李唐政权最终还是稳定住了在河东的统治，对于突厥人来说，唯一值得欣慰的似乎是一定程度上达到了以空间换时间的目的，争取到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在这一年的时间里，两个人取得了不小的成就：王世充在河南道初步建立了比较完整的统治，窦建德势力在河北道的南部也建立了比较完整的统治。这两人看来才是扼制李唐统一中国本土的有力实施者。
颉利可汗剧照，图/网络。
李唐稳定了河东的乱局，回过头来当然要重新打河南道的主意，而既然刘武周不顶用，突厥人重新选代理人自然就想到了实力更强的王世充，所以在武德三年，突厥向王世充派出了使者——突厥遣阿史那揭多献马千匹于王世充，且求婚；世充以宗女妻之，并与之互市。突厥人送来了老王急需的战马，当然是为了和王缔结盟友的关系。
李唐对此的反应我们可以知道显然是不满的，但是不满又怎么样呢？总不能现在就翻脸吧？李渊只能选择继续忍气吞声。不过幸亏王世充远在河南，窦建德多数时候也只在河北道的南部活动，距离突厥那都相当的遥远，况且中间还隔了个太行山，对于李唐政权来说，这无疑是一座天然的抵御渗透的屏障。那么，还是趁此机会，抓紧时间先灭了老王和老窦吧。
时间进入到武德四年，终于眼看着老王就剩下最后一口气了，而此时突厥对唐北方边境的干预规模也日益增大，这便爆发了互扣使者事件，李渊在评估了当前的整体局势后决定改变以往的策略，从此以后以对等的态度面对突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