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礼法”是古代封建社会的最高“道德法则”。在没有科学指引的岁月里，礼法的严谨和阶级性也塑造了中华历史层次分明的关于人的地位特色。宋代尊文化，对于礼法更是大力深入研究，其范围之广，力度之大让皇帝都受限其制定的“规矩”之中。新剧《清平乐》中，颇受宋仁宗宠爱的张妃“逾越”法制，乘坐皇后规格的“车舆”，身着皇后规格的“衣饰”引起了不小的纠纷，其中所反映的正是真实宋代历史中，严格的“舆服”制度。
宠妃乱“乘车”，“礼官”皆可平（一）
后宫礼法，向来严谨无比。皇后作为后宫之首，其在后宫的地位就等于朝堂中的天子，既承担着管理的“大家长”责任，也有着妃嫔们无法超越的地位和“礼法”待遇。《清平乐》中张妃常常以宋仁宗的宠爱与“曹皇后”做对，不仅扰乱后宫的尊卑，还“非法”乘坐皇后配备的“车驾”，这与《宋史》中的礼法记载，有着很大的差距。
《宋史·舆服志》中对皇后车驾的记载有六种格式：“一曰重翟，二曰厌翟，三曰翟车，四曰安车，五曰四望车，六曰金根车”。其中第一等“重翟”，是皇后的专属车驾，其余的后宫是不得乘坐的，这个法制最早源自于《周礼》的框架。到了宋代，因为延续了唐代制度，因此，这样的礼法界限，也受到了很严格的“法律”规定，其中法律中的“法”的标准，就是礼法。后宫的车辆往往都是存放在“礼部”之中，几乎没有人可以随意调用不相等规格和身份的“车驾”，即便是宠妃亦是如此，因为礼法之严苛，连皇帝都要约束，更遑论是“循规蹈矩”的宋仁宗。
那么第一等的“重翟”，妃嫔不得乘坐，她们所能乘坐的，便是第二等到第六等的车驾，这其中还要根据后妃的“品级”和“地位”来限定。制定这个“标准”的也并非是皇帝，而是著名的“礼部”。礼部作为古代封建王朝一直存在的“礼法机构”，它几乎贯穿了中华礼法的所有精髓，到了有宋一代，更是严格得令人生畏，但也是这样的“礼法”管制下，才打造出了严谨的“后宫阶级。宋代后宫有“女官”协助管理“后宫礼法”，她们隶属于礼部，对于后宫妃子皇后，从作息到梳妆，言行举止都有着强力的干涉。《宋史》中礼部对“后宫”的管理记载是：“掌后妃、......婚、丧、葬之制，及赐旌节、章服、冠帔、门戟，旌表孝行之法”。其中“章服”、“旌节”便是“车驾”文化里的一种。虽然后宫“逾制”，不会收到“大众法”的惩罚，但是对于皇室而言，皇室内部的“礼法”更为严苛，轻则贬为庶人，重则连坐家人，后宫亦不能违反。而且“宋仁宗”是十分尊重且敬畏礼法的“皇帝”，在这样的基础上，若真实出现了“张妃乘皇后之车”的行为，礼官若是追究起来，宋仁宗也不能干涉之。
宋代“车驾”中所反映的礼法特色
、阶级可施予，地位层次鲜明
礼法在春秋战国之时，便是“阶级”象征的主要标准。关于“车驾”的礼法，如“天子五辂”的限制与“礼乐”，其实本质是一样的。“天子五辂”指的是皇帝所乘坐的“五种车驾”，其中第一种玉辂是专属不得赏赐之外，另外四种车驾可以通过王公大臣的功绩表现来赐予。对于后宫来说，这个方法同样管用，皇后作为后宫之首，也同样有着“施予”车驾的权利，除了第一等的“重翟”是专属外，其他的车驾可以赐给其他后宫，以彰显地位。
、“车驾礼法”是精神武器
“礼法”的核心是“尊卑”。这种尊卑的束缚，超越了政治上的“官级”，是不同维度的地位区分标准。北宋皇宫中，“礼法”是一种天然的“阶级统治力”，主要领导者的“地位”能引导其余人的行为，也能用礼法来制裁不良的现象。张妃乘坐皇后之车驾，就是这种精神统治下的一种“叛逆”表现，当然其也要受到“逾越礼法”的惩罚后果，但她对皇后之车的向往，既说明了礼法的严谨性，也体现了“礼法”中那种有效的统治力量。
、“车驾”礼法是“奋斗目标”
天子的“五辂”，后宫的“六驾”，这里反映出一个巨大的特点是，除了专属的车辆之外，他们可以通过“车驾”赐予给不同的人，以提高被赠予者的社会地位。朝廷中王公大臣，往往都是为了能够享受到皇帝赐予的“车驾”而奋斗，车驾文化不是政治权力的化身，但在宋代封建社会，却是身份地位的象征，在某种程度上而言，要比政治地位更高贵。同理，后宫之制更是如此，皇后可赐予“车驾”给其他妃嫔，这样一来，通过礼法的“可升级”特性，下一级的人更愿意奋斗攀升地位，这既是有力的统治武器，也是奋斗者的精神目标。
后宫之衣着，阶级定“靓丽”（二）
后宫“衣着”是宋代后宫礼法文化中最重要的一环，与“车驾”相比，“服饰”更具有频繁的特性，因此对其的限制和规定也更为严谨。
《宋史·舆服志》有言：“后妃之服。一曰袆衣，二曰朱衣，三曰礼衣，四曰鞠衣”。这与“车驾”的本质是一样的，分为四等服装，其中以不同的“制作”及首饰象征后宫不同的地位，其中祎衣，则是皇后之专属。那么除了“衣服”的区分之外，后宫的妆容也有所不同。如皇后的“装饰”：“皇后首饰花一十二株，小花如大花之数，并两博鬓。冠饰以九龙四凤”。从花朵的数量再到装扮，都有着要求，而“冠饰”则是以后宫最高地位的“九龙四凤”来装饰之。皇后的装饰如此，那么其余妃嫔的则是：“妃首饰花九株，小花同，并两博鬓，冠饰以九辇、四凤”。虽然在整体上与皇后妆容没有太大的差距，但装饰花朵的数量，以及“冠饰”上图案的不同，还是能看出皇后以及妃子之间的差距。
除了基本的服装之外，后宫所穿着的巨细衣物也有着许多的不相似，总体而言，皇后作为“万母之首”，穿着的服饰给人的感觉必然是“母仪天下”，更加高端大气。而妃嫔则是“仪态端庄”，但没有皇后“九龙四凤”的气场。因此，宋代礼法除了以“载体”限定地位，在女性的服装上，也同样以“礼法”定靓丽与否，女性自古爱美，皇后妃子亦不能免俗。不过这种美，也失去了一定的“自由”，毕竟其在礼法的束缚之中。
宋代礼法下严谨的“衣着美态”
、颜色多样，视觉体验极佳
宋代是“手工业”飞快发展的一个时代，布帛和小饰品的细化应用，为后宫服饰增添了许多美丽的色彩，即便是根据“礼法”而严格规定的美态。如皇后的“祎衣”，其表现则为：“深青织成，翟文赤质，五色十二等”。拢共有五种颜色，十二种等级的分布，这样多样化的“礼服”，也表现了后宫文化中的繁荣，而“上以朱锦，下以绿锦，纽约用青组”，体现了“礼装服饰”中的用料和材质，锦帛依旧重要的地位。
、配饰极多，注重玉帛美感
后宫服饰，从头冠到足靴都有着很明确的规定，不过宋代的后宫的主要特色不再是以“金银”为主，而是以“精致的布帛、丝绸”以及“玉石”为主，这是基于宋代发达的“玉帛”文化，其比起“金银”，更注重人为打造的美态。如：“白玉双佩，黑组，双大绶，小绶三，间施玉环三”。这里主要表现的装饰即是以“玉帛”为主，精致闪亮的玉帛，也是宋代女性服饰中的一个亮点。
所爱隔礼法，官家不可平（三）
宋仁宗是“合格”的好皇帝，其最主要的表现就在于从不逾越“礼法”之制。宋仁宗时期的大多数言官，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规范宋仁宗的“礼”，由此才打造出了一个符合帝皇身份的“宋仁宗”。
而《清平乐》剧中的“张妃”逾制之事，若在真实的宋代岁月中，必然会受到宋仁宗的严惩，这已经偏离了“情爱”之间的范畴，上升到了“祖宗法制”的格局。因此，古代后宫并非真的能凭借着皇帝的宠爱就可以为所欲为，因为在皇帝的心情之上，还有礼法的高压注视着后宫，这样才能保证后宫不会因为皇帝的“爱好”而变得凌乱。这个真理，在宋仁宗时期必然是更加地明显。
官家之举，也在礼法之中。这种传统的文化束缚，不是随意能够打破的。因此，即便所爱隔着山海，山海可平，但一旦隔着“礼法”的界限，那么官家亦不可平。
结语：
宋代礼法文化有着丰富的色彩，这是基于生产力增长和“严肃礼法”碰撞下诞生的产物。后宫礼法是其中的一环，但又因为主体是女性从而展现出令人向往的特色。虽然其有着严苛的“礼法”之束缚，但不可否认的是，在礼法认同的范畴中，宋代“舆服”文化正在产生变革，也由此形成北宋既“严肃”又美妙的时代背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