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推动乡村共同体的复兴既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农村电子商务在促进乡村经济振兴的同时客观上为乡村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创造了条件,起到了形塑与重构乡村共同体的作用。在农村电商的发展过程中,乡村精英构建的农村电子商务组织成为连接乡村与城市的重要载体;村庄内多元主体的参与重构了乡村经济秩序与社会秩序,激发了村民的共同经济利益意识;村民线上线下的互动交流,从不同层面强化了乡村的社会关联。为了更好地发挥农村电商助推乡村共同体的形塑与重构作用,需要帮助农民进一步提升其参与农村电商发展的能力,进一步提升农村电商的服务质量,以有效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
1 引言
随着市场化向乡村的深入渗透,传统乡村衰落的趋势似乎难以挽回。乡村经济发展缓慢,必然导致乡村的人才、资金、技术等关键发展要素的流出,进而导致乡村振兴更加困难。由于村庄能给农民提供的就业和增收途径极为有限,这进一步迫使青壮年劳动力外流。要解决乡村人才流失和留守人员收入问题,关键要通过发展乡村经济来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可以说,就业数量和质量对人们的幸福感和社会包容性至关重要。其主要原因在于,就业给予人们经济收入、社会地位以及独立和有尊严地生活的能力。因此,有学者认为:一个缺少凝聚力、软弱涣散的乡村,无论如何都难以从根本上实现全面振兴[1]。当然,乡村社区缺乏凝聚力的关键是乡村产业发展不足所造成的乡村贫困问题[2]。鉴于乡村经济普遍面临的问题,有人甚至认为,乡村在经济上的成功,远比维持社会凝聚力的文化统一更为重要[3]。可以说,没有共同的经济活动、没有共同的利益维系,乡村共同体的重建就是一句空话[4]。要解决乡村面临的“人口流失—经济衰退—生活品质下降—人口继续流失”的恶性循环,首要任务就是振兴农村产业,这样才能为社区凝聚力的重建创造条件。
已有的研究表明社区凝聚力主要受到认同、信任、合作、参与等因素的影响[5]。随着互联网的广泛应用,以网络为平台构建的虚拟社区具备了超越物理空间实现成员心理和文化上凝聚的功能。而且,虚拟社区的成员通过认同、信任、合作、参与等形成了凝聚力。然而,经常被人忽略的是,互联网作为一种新型手段,能够对乡村地区多元、新型的社会网络起到塑造的作用。尤其是农村电商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拓宽了乡村资源与市场对接的渠道,促进了民众间、民众与企业以及政府间的了解与互信,有助于提高乡村多元主体之间的凝聚力[6]。农村电商通过跨越物理空间,促进了农产品上行和工业品下行,在乡村产业发展中发挥了新的作用。不可否认的是,农村电商所促进的乡村经济振兴,至少在客观上为乡村社区再次找回凝聚力创造了条件。
本文以浙江省遂昌县农村电商发展为研究案例,通过对部分村民的深度访谈以及线上参与观察收集村民互动的帖子、评论,了解村民利用赶街农村电商网络平台的情况;通过对遂昌农村电商发展相关人员的深度访谈以及参与赶街公司主办的各类主题沙龙活动,了解当地农村电商的发展情况及其在乡村共同体重塑中的作用,这些调研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一手资料。
2 遂昌县农村电商发展情况
遂昌县农村电商的发展起步早、效果明显。这既得益于长三角地区总体经济活力较强的溢出效应,更是当地政府的积极引导和农民强烈的致富愿望所致。
遂昌县位于浙江省西南部,属于典型的山区地貌,土地资源少且空间分布零散。2013年以前,遂昌农村经济发展缓慢,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偏低,低收入人口比例较高。2010年,遂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6 659元,只相当于全省11 303元农民人均纯收入的58.9%,与全省平均水平相比,仍有很大差距。农村低收入人口比例较高,2013年全县农村仍有23 220户为低收入农户、56 718人为低收入农民,分别占全县总户数和农村总人口的27.5%、29.1%1。可以看出,2013年以前,遂昌的农民增收依然是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乡村经济发展的相对滞后造成村庄的各种资源外流,让遂昌的乡村像其他相对后发的乡村一样,出现共同体离散的问题。原遂昌副县长ZWM说:“在政府部门没有重视发展农村电商以前,遂昌乡村产业发展落后,乡村人才、资金、技术等资源要素严重外流,乡村社会原子化、分散化比较普遍,中小农户剩余农产品滞销,农民增收渠道狭窄,收入水平提高缓慢,乡村凝聚力不强。”
然而,山区独特的自然环境、优良的空气、水质和土壤条件培育出优质的农特产品。遂昌的菊米、笋干、番薯干、长棕极具地方特色。特有的自然禀赋、由遂昌网店协会和赶街公司所组成的农村电商综合服务商、优良的电子商务软硬件环境,是遂昌电子商务发展的关键因素。在此基础上最终形成了以赶街农村电商网络平台为主要服务载体的县域农村电商发展的“遂昌模式”2(见图1)[7]。
在政府部门的大力推动以及电商带头人的积极带动下,建立了赶街农村电商网络平台及其线下服务体系。首先,遂昌农村电商发展,得益于政府部门的政策支持。2014年1月出台的《遂昌县加快农村电子商务发展实施意见》,对各类电子商务主体进行政策扶持;同年5月制定《遂昌电子商务发展战略规划(2014—2020)》,有效引领和指导遂昌农村电商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同年9月,又出台专门针对电商的《普惠金融———“电商通”贷款管理办法》,对网商进行资金扶持;2016年出台《遂昌县支持大众创业促进就业政策实施细则》,支持农村电商创业,对从事农产品网络销售、农民网络消费服务的县级电子商务企业以及村级电子商务服务站给予创业社保补贴。在遂昌农村电商的发展过程中,政府部门始终坚持“引导不主导、扶持不干预、服务不包揽”的清晰定位,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和企业的创新能力。其次,遂昌农村电商发展,得益于乡村精英的“返场”。从2005年开始遂昌就有网商自发做淘宝,主要经营竹炭、烤薯、山茶油、菊米等农特产品。2010年3月,遂昌网店协会成立,由上海回来的PDM任首届会长,自此遂昌农村电商进入快速发展期。2013年5月成立浙江赶街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致力于在遂昌农村推广电子商务。公司在搭建“赶街”线上农村购物和售货平台的同时,也构建了覆盖全县的线下服务体系。
经过多年发展,遂昌农村电商在网络销售、网店发展、服务站点建设、创业创新等方面取得良好效果。2018年,遂昌农村电商网上销售额达26亿元,同比增长26.70%,其中农特产品网上销售额为17亿元,同比增长24.95%,农特产品网上销售占比66.24%;从事农村电商企业及网店数达2 099家,其中农特产品销售企业1 587家;已建成农村淘宝、京东帮、家家店、村邮站、淘实惠等农村电商服务站点345个,其中赶街网点258个,电子商务服务网点实现农村区域全覆盖,从业人数5 466人3。
与此同时,遂昌农村居民收入增幅持续走高。2017年和2018年,遂昌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17 100元、18 811元,连续两年增长均为10.0%,2017年增幅高于全国、全省、全市平均水平,全县低收入农户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16.1%。在赶街农村电商网络平台推动下,遂昌乡村经济得到较快增长。2017年,遂昌举办“大过中国节·端午遂昌行”活动,端午期间全网络销售遂昌长粽20多万根,创收200多万元4。
赶街农村电商网络平台带来遂昌乡村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构建了农村电商网络社区,网络社区与现实社区相互融合,衔接更多资源,实现了乡村公共服务和商业服务设施的重新建构,将现实社区带入虚拟市场,实现了乡民回乡创业和留守人员的就业增收,改善了村民的生活质量,实现了乡村社区凝聚力的再生和延续。
3 农村电商在乡村共同体重构中的作用
农村电商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原有村庄范围的经济活动、社会活动、治理活动的方式。农村电商的发展带来了乡村社区组织形式的重构,增加了乡村居民借助经济活动产生的粘合,乡村社区组织和个体的互动逐步增强,这在构建“我们”的意识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3.1 重构了乡村的社区组织
3.1.1 经济组织重构
农村电商通过对乡村经济活动的重新组织,实现了对原有经济组织的重构。遂昌在发展农村电商的同时,构建了农村电商经济组织,也正因为构建了这样的组织架构,才使得遂昌农村电商成为多方学习与复制的典范。遂昌农村电商经济组织起源于早期遂昌县网店协会和浙江遂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的创新实践。2010年PDM与PJY作为发起人成立遂昌县网店协会,把当地淘宝网商吸纳进电商协会,为当地网商提供交流和学习的平台。2013年6月,首个农村电商服务站点在遂昌县王村口镇吴处村正式启动,标志着遂昌农村电商经济组织初步形成。
2016—2017年间,赶街公司基于移动互联网络,以县、乡、村三级合伙人为核心载体,建立由县级合伙人、乡镇合伙人、村级合伙人组成的三级组织架构及独立网络交易平台(赶街网),实现服务下乡、村货进城的双向服务链接。2018年,赶街公司执行新的组织架构运营模式。赶街公司运营部经理LY说:“从2018年开始,公司派专人负责发展县域内乡镇合伙人,乡镇合伙人负责发展镇域内村级合伙人,村级合伙人负责衔接本村村民。村级合伙人主要负责村货信息收集和报告。”由此可见,赶街公司构建了“1+3”组织架构,“1”指赶街公司运营人员,“3”指由乡镇合伙人、村级合伙人、农民组成的乡村三级组织结构。在村货信息报告上,不限定逐级上报流程,上报流程相对灵活。村民LLF说:“家里有多余产品,通过微信告诉他们,他们会上门收购,或者拿到村里赶街服务站点去。”农民把村货信息上报给村级合伙人,或上报给乡镇合伙人或赶街公司运营人员,实现村货信息扩散。
从根本上讲,要想振兴乡村经济,就需要依托乡村组织。当然,并不是有了组织,就一定会带来经济上的复兴。但各种组织的发育和发展,必然会重构乡村内部的组织结构,进而提高利益各方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这种情况下,乡村社区的组织重构,在振兴乡村经济的同时,也提高了社区内部居民之间的互动,还增强了社区与外界的资源交流和互通。这些无疑是提高乡村社区凝聚力的重要条件和关键要素。
3.1.2 双重认同助推多元参与主体的再凝聚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深入推进,回流创业已成为部分新生代农民工的理性抉择[8]。因此,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返乡创业能力,加快他们的返乡创业进程,不仅可以使新生代农民工带回资金、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理念,还可以带回发达地区新的市场经营理念和经营管理模式[9]。调研发现,许多加入赶街乡镇合伙人或村级合伙人的返乡农民工由原来的“打工者”变成了现在的“创业者”,通过创业既提高了家庭经济收入,又实现了身份地位的改变。乡镇合伙人WJJ说:“2015年以前,我在杭州、上海等地打工,由于没有技术,一年到头也挣不了几个钱。2016年春节期间,听说赶街公司在招募乡镇合伙人,报了名并参加公司组织的培训,就这样加入了赶街。经过几年发展,店里长期雇用2个帮手,都是自家亲戚,到了忙季至少要7、8个帮手,才能忙过来。2018年收入20多万元。”同时,赶街公司把那些缺乏互联网知识技能的留守人员、传统商人重新组织起来,通过知识赋能,帮助农民就业增收。村级合伙人WLM说:“老公在杭州打工,婆婆有病,需要人照顾,2017年加入赶街,公司还对我们进行网络操作、营销等方面的培训,平时在赶街网上卖卖村货,增加了收入。”村级合伙人LHA说:“在村里开店有十多年了,2016年赶街找到我这里,让我加入,还给我配了电脑,一年仅在网上卖村货能有一万多收入。”可见,遂昌农村电商构成人员,既有在地的返乡农民工、留守妇女、传统商人,也有少量的大学生、退伍军人、城市下岗工人。赶街农村电商网络平台实现了多元主体利益与身份地位的双重改变。可以说,遂昌乡村共同体的形成,关键就在于赶街实现了村民利益与身份地位的双重认同。
3.2 经济赋能推动乡村经济秩序重构
乡村经济秩序重构不仅需要依靠乡村内部力量,也需要依赖政府、市场、社会等外部力量的推动。在农村电商发展过程中,政府、社会力量积极借助农村电商平台,在推动乡村产业发展、乡村经济合作组织重组中强化了乡村经济秩序的重构。
3.2.1 网络平台赋能加快乡村组织重构进程
乡村经济秩序的发展需要更具有现实合理性与历史契合性的价值、观念、组织和制度的发现并引起共鸣[10]。在“原子化”乡村,构建乡村经济秩序,既不能仅靠乡村和村民,也不能过于依赖外部力量而忽视乡村的内生发展,要依靠政府、市场、社会和村民之间的良性互动[11]。调研发现,遂昌政府、赶街公司、自然造物公司三方联手打造的“东方长粽”特色农产品,通过赶街农村电商网络平台持续推广,已经形成由近千名“包粽能手”组成的几十家合作组织,实现了让一根粽子带动一个产业,使农民走上增收致富之路。2013年赶街公司开始挖掘当地特色产品,通过走访各村落挖掘传统包粽手艺能人,将传统民俗手艺遂昌长粽商品化,并通过赶街农村电商网络平台推广遂昌长粽。2017年,经遂昌政府、赶街公司、自然造物公司等多方沟通交流,在端午期间举行了“大过中国节”系列活动,将遂昌元素与互联网元素相结合,从长粽标准的制定到包粽能手的培训,再通过赶街农村电商网络平台推广,因造型独特、口感好,长粽成为网络热销商品。“东方长粽”在赶街农村电商网络平台持续推广下,催生了线下经济合作组织,将散落在乡村的包粽能手集聚起来,农民通过参与,获得了就业增收,这种经济凝聚逐渐强化了共同经济利益意识,推动了乡村经济秩序重构。赶街农村电商网络平台赋能乡村产业发展,促进了乡村经济合作组织的形成,并通过乡村产业、乡村经济合作组织的重构加快了乡村共同体的形塑进程。
3.2.2 网络众筹强化了乡村经济秩序
实现乡村经济的发展,除了需要人才支持外,更大的困难是缺乏资金支持。依托互联网科技和金融创新的各种融资方式为解决乡村产业发展的融资困难提供了新的途径和手段。作为具有代表性的互联网金融形式,众筹融资具有融资目标广阔和金额灵活的特点,使得这些在常规融资方式中难以融资的项目能得到迅速的资金支持[12]。遂昌在深入实施脱贫攻坚的过程中,贫困村的问题日益突出,交通闭塞、农业基础设施严重不足,人才流失导致规模化农业发展严重滞后,大量土地撂荒闲置,贫困村民增收途径不多。为此,地方政府积极借助互联网,通过网络众筹,实现贫困村产业发展,摆脱了贫困。调研发现,曾经的茶树坪村就属于典型的双重“空心化”村庄,即人才外流导致的人才“空心化”和大量土地闲置导致的产业“空心化”。该村书记HJF说:“2016年5月我带领村里41位老农决定以每亩660元承包价从村民手里流转260亩梯田(大部分为荒了20年的山垅田),种植高山水稻。当年,在ZWM副县长运作下,以‘爸爸带你割稻子’‘高山稻米体验师’两个众筹项目在赶街农村电商网络平台销售,2万多斤生态大米销售一空,还成立遂昌县云上原生态农产品专业合作社。到年底,41位老农每人领到近万元的‘梯田工资’,有的收入比往年翻了3倍多。2018年,全村3万多斤稻谷,每斤价格卖到10元,仍供不应求。”由地方政府推动的网络众筹项目,一方面实现了贫困村生态农业产业发展和留守人员就业增收,激发了留守群体的内生发展动力,为乡村脱贫攻坚寻找到一条路径,取得了良好效果;另一方面,促进了地方政府、企业、乡镇合伙人、留守老农等多方参与者之间的社会关系联结,推动了乡村经济共同体的形成,增进了乡村共同体意识,强化了乡村经济秩序。
3.3“网红”激发乡村社会秩序的重塑
当下,面对乡村共同体解构的危机,农村电商可以发挥凝聚社会团结、维持社会秩序的功能。通过互联网发展乡村旅游业,实现“农业+旅游业”融合发展[13],可以激发农村居民对居住社区的归属感和自豪感,可以成为重塑乡村社会形象的有力工具,形成一种社会凝聚力。调研发现,遂昌一些特色乡村借助赶街农村电商网络平台进行不断宣传,逐渐成为区域“网红”乡村,比如高坪乡茶树坪村。“网红”带来乡村产业发展的同时,也加速了村民回乡创业,促进了乡村再“实心化”趋势,推动了乡村社会秩序的重建。该村书记HJF说:“我们村里的‘高山梯田’美景和‘万亩杜鹃长廊’照片通过赶街农村电商网络平台旅游板块快速扩散,茶树坪村逐渐成为区域‘网红’乡村。自从‘网红’以后,来我们村里看梯田的人多起来了,村里有一些在外打工的年轻人也回来了,他们(年轻人)主要开农家乐。同时又能照顾家中老人和小孩。”村民ZCM说:“原来在金华打工,挣不了几个钱,后来村子知名度高了,来我们村里避暑度假的人多了,老公在家开农家乐,我在村头摆摊,卖土特产,(家庭)一年收入十几万是有的,又能照顾家中老人、小孩。”乡村社会秩序的恢复离不开特定社会中的行动主体及其活动,行动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在其中所呈现的一致行动能力则构成秩序的社会基础[14]。当前茶树坪村的社会秩序更多是依靠血缘、亲缘等社会关系形成的“自生性秩序”,而非建立在外部的“建构性秩序”基础之上[15]。村民ZCM说:“村里虽然没有成立协会,但是一些关系比较好的亲戚经常聚在一起商量怎么把农家乐做好。”此外,“网红”也吸引外来人员融入乡村社会关系网络。外来创业者ZD说:“我是嘉兴人,通过赶街网看到这里(茶树坪村)景色很美,2016年,我和弟弟租了一户民房,花了50多万装修,开了农家乐。本地村民对我们很好,经常把多余游客介绍给我们。”乡村借助赶街农村电商网络平台发展乡村旅游,使得散落在不同空间的外出务工人员纷纷返乡,在开展与乡村旅游相关的住宿、餐饮、休闲和娱乐等领域创业就业过程中,曾经的“出入相友、守望相助”场景再次在乡村呈现,社区成员的关联性、互助性和互动性得以强化。同时,外出务工人员回乡创业,既能照顾家中老人,又能为孩子的健康成长营造良好家庭环境,促进家庭和睦。赶街农村电商网络平台把来自乡村社区外的创业者与本地村民凝聚在一起,通过共同努力,相互理解,互相扶持,创造信任,形成新的社会关系认同,重塑乡村社会秩序。
3.4 乡村共同体意识的形塑
除了重构乡村社区的组织形式外,农村电商的快速发展也在改变着村庄场域中参与者的心理和文化趋向。人们经由线上互动形成线下交流,渐渐形成“同感”“共识”乃至共同的价值规范。
3.4.1 线上互动形塑共同体意识
赶街公司在为散落在不同空间的村民提供交易互动平台的同时,也为他们逐步形成新的共同体意识创造了条件。村民通过赶街农村电商网络平台发布农产品信息帖子并通过点赞、评论、转发、众筹等方式参与其中。“离散化”的村民通过农村电商网络平台强化了社会关联,让原子化的村民重新实现了常态化联系。调研发现,随着赶街农村电商网络平台逐渐嵌入遂昌乡村,农民经常把自家农产品拍照上传网络平台进行销售,引发其他成员点赞、转发、购买、评论。比如:发布桃子预售信息,网络平台会呈现如下话语情景:“这个桃子很好吃,预售哦,明天配送”“不知道还能不能抢到”“哈哈,很快的(指:桃子很快卖完了)”“这个产品不错,去年我买过”“稀缺”“这位好朋友还是很识货的(指:桃子品质好)”“已经转发了”。村民WB说:“几乎每天,都有农民把自家的土特产放到网上,有时候好多样,由于价格也比较合适,东西是自家种养的,一放上去,很快就卖掉了。”村民LXF说:“每天,我都期待着有什么农产品信息出现,会对农产品进行评论、点赞,看到好的农产品也会转发。”赶街农村电商网络平台使得传统乡村公共交易场所不再是村民的唯一选择,为脱离时空的商品交易提供了条件,村民不再需要为此支付较高的交易成本。同时,这一虚拟交易空间突破了同质圈交易的局限,拓展了同质圈交易的活动空间,村民借助网络平台构建的虚拟空间重新组织起来,强化和拓展了社会关联,为他们逐步形成新的共同体意识创造了条件。
3.4.2 线下交流形塑共同体意识
基于地域的赶街农村电商网络平台还会经由线上互动形成线下交流,在实践中形成了农村电商发展主题沙龙活动,正因为在实践中达成的共识,一致行动能力便成为他们日常生活实践的重要决定力量。也正是一致行动能力才能把原先较为分散的社会个体编织成一张相互关联的网络[16]。例如:2017年,赶街公司主办的“2017遂昌县茶产业电商沙龙活动”和“规范农产品生产经营行为主题沙龙活动”。2018年,赶街公司举办“我为遂昌电商建言主题沙龙活动”,来自农业种养殖、加工、销售等环节的负责人以及电商平台、旅游、外卖平台、快递企业、电商站长等电商相关从业者就主题展开深入发言。尤其是,2018年5月26日主办的“乡村振兴,青年有话说”活动,遂昌本地一群从事农村电商的有志青年汇聚新路湾镇大马埠村馒头山,围绕“乡村振兴”主题展开深度研讨。赶街乡镇合伙人HYZ说:“乡村振兴,重要的是产业振兴,发展乡村产业,要借助互联网的力量,让乡村产业插上腾飞的翅膀。”新路湾镇党委书记YJM说:“制约乡村发展最大的痛点是人才缺失,村级组织缺乏年轻人、缺乏年轻人的活力。希望各村把年轻人的活力提升上来,也希望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把发展农村电商与乡村振兴结合起来。”线下主题沙龙活动为多方主体提供了一个交流互动平台,参与主体就讨论主题达成共识,借助赶街农村电商网络平台形成共同行动,进一步强化了共同体意识。也就是说,通过“共同在场”,可以培育共同体意识,使他们产生“同感”“共识”乃至共同的价值规范,从而形塑乡村共同体。
3.4.3 经济利益重组形塑共同体意识
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发展造成乡村人才、资金、技术逐渐脱离乡村空间。面对乡村经济发展困境,分散的个体抵御不了这种强大力量的冲击,难以形成共同经济利益意识。赶街农村电商网络平台作为连接城乡的中间组织,以乡村为主战场,以农民为重要参与主体,培育和带动了乡村产业的发展。赶街农村电商网络平台上“赶街,让乡村生活更美好”的宣传语对此作了很好的阐释。这既是赶街的使命,也是大家共同的使命。
赶街农村电商网络平台让农民由被动“输血”转变为主动“造血”,农民通过日常网络实践促进经济利益意识重建,经济利益获取又促进了乡村共同经济利益意识的凝聚,增强了乡村观念和认知规范,并在相互作用下再生产互惠行为和共同经济行动。相反,缺少特定经济利益基础而凝聚的乡村共同经济利益意识,其强度是有限的,无法引致更广泛的乡村共同经济行动和互惠行为。因此,必须依靠外在力量为乡村个人提供获取经济利益的条件,赶街公司将现代互联网技术嵌入乡村,让乡村个体逐渐认识到建立共同经济利益的重要性,以其为基础的互惠行为与共同经济行动可以为农民带来更多经济利益,由此促进乡村共同经济利益意识的形塑与重构。
4 结论与启示
4.1 结论
作为传统村庄场域中诞生的一种新的经济实体,遂昌赶街公司通过重构不同层级的经济组织,将普通村民纳入乡村经济发展体系中。农村电商通过把传统文化元素与互联网元素有机结合起来,振兴了乡村产业,促进了地方政府、社会力量、农民等多方参与者之间的社会关系联结,重构了乡村经济社会秩序。正是通过村民之间日常的互动交流,从不同层面拓展和深化了乡村社会关联,形塑了乡村的共同体意识。
其一,遂昌赶街公司借助互联网构建了不同层级的经济组织,建立“1+3”组织架构,形成了“公司化运营、合伙人负责、多方主体参与”的农产品进城路径,成为乡村农产品上行、开展乡村生活服务的重要中间组织,将普通村民纳入乡村经济发展体系中。其中,乡村三级组织结构把乡村“原子化”村民凝聚起来,并形成经济利益共同体,为当前“离散化”村民的经济联结提供了可能,将曾经“边缘化”的人群变成参与主体,增强了参与主体的经济利益获得感,由此带来身份地位转变而获得社会认同。这显然有利于实现乡村人才、资金、技术等资源要素回流,让乡村呈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局面,为乡村共同体的形塑与重构创造了条件。
其二,赶街公司把遂昌传统文化元素与互联网元素有机结合,迎合市场需求,振兴乡村产业,催生了线下专业合作组织的形成,将散落在乡村的“原子化”村民集聚起来,使农民的经济利益表达得以实现,这种经济凝聚逐渐强化了共同经济利益意识,重构了乡村经济秩序;地方政府借助赶街农村电商网络平台,实现了贫困村生态农业产业的发展,为贫困村民就业增收拓展了路径,促进了地方政府、企业、乡镇合伙人、留守老人等多方参与者之间的社会关系联结,推动了乡村经济共同体的形成,增进了乡村共同体意识,强化了乡村经济秩序。赶街农村电商网络平台在乡村的实践表明,通过网络平台销售农产品不仅为农民获得了经济利益,也能吸引乡村人口回流,促进家庭成员关系、邻里关系以及本村村民与外来创业人员之间关系,重塑了乡村社会秩序。
其三,遂昌赶街农村电商网络平台促进了村民线上线下互动交流,从不同层面拓展和深化了乡村社会关联,强化了共同体意识。基于互联网构建的虚拟共同体,农民在其中更多地是围绕产业、经济、交易等开展日常线上互动,突破了空间限制,村民以此为平台,以农产品销售为纽带,可以随时进入,从而不断拓展和深化乡村社会关联。赶街农村电商网络平台正是在共同推动乡村经济复兴的过程中,农民之间以及农民与社区外个体和组织的线下互动都增加了,线下互动交流主要就农村社会发展、农产品进城、农民创业就业、乡村产业发展、乡村振兴等话题不定期展开讨论,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了乡村社会关联。因此,线上线下日常互动交流,不仅在虚拟世界中逐步强化了这种共同体意识,而且在现实世界中强化了农民的“我们”意识。与此同时,赶街农村电商网络平台与现实乡村相互叠合,既实现了农民个人利益,又凝聚了乡村共同经济利益意识。
4.2 启示
乡村振兴的核心应该是乡村共同体的复兴,是乡村作为空间所具有的生产生活意义的复兴,是乡村秩序的复兴。就其本质而言,农村电商的兴起不仅仅是一个经济现象,也不仅仅是农产品进城的一个技术手段,而是乡村共同体在经历衰退之后实现重构的一个重要平台。当然,农村电商在形塑和重构乡村共同体中的作用也不应被过度夸大。要发挥农村电商对乡村振兴的更大作用,有些问题需要被重视起来。
其一,实现农村电商的可持续发展,发挥农村电商在乡村发展中的更大作用,需要进一步提升农民的参与程度和参与能力。在农村电商发展过程中,农民是重要的参与对象。因为农村电商发展的前提是,只有农民全面参与才能真正确定他们的需求。农民既是农村电商的客体,也是农村电商的主体,因此要更加注重农民的参与程度,提升他们的参与能力,以此改善农民在乡村经济社会发展中主体性发挥程度不高的问题,并借此提高农村电商网络平台运营的有效性。由于农村电商发展的价值基础是实现农村居民就业增收,因此,发展农村电商是实现农民就业增收的较好手段。
其二,农村电商需要提高服务质量,进一步提升农民的生活水平。对于农村电商参与者来说,提升农民的观念、知识和技能及其创新能力,有利于推动乡村社区层面的内生式发展。就目前农村电商发展的情况来看,农民参与程度比较高,但其服务能力不足。因此,提高农村电商的服务质量,需要借助教育、培训等手段提高参与群体运用互联网的能力。当农民的经济利益表达在农村电商网络平台得以实现后,他们就会对农村电商在乡村发展中的作用给予认同和信任,从而为农村电商形塑和重构乡村共同体提供了可能。
其三,实现乡村的可持续发展,需要进一步提升乡村的内源性发展能力。乡村的外源性发展动力虽然非常必要,但相比而言更应该注重乡村内源性发展动力的培育,这是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唯一途径[17]。国家在运用农村电商实现乡村减贫时,应该更多地强调乡村社区自我发展的重要性。但自我发展能力的培养也需要一定的物质条件和支持。因此,国家应充分重视各种网络平台的使用,尽量在借助外部资源的情况下,真正提升乡村内源性发展能力。
作者简介： 陈旭堂(1972—),男,新疆农业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博士生,丽水学院副教授;; *余国新(1965—),男,新疆农业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通讯作者)。;
基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新形势下新疆棉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创新与扶持政策研究”(71463058),项目负责人:余国新;
来源：探索2019年0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