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夏天，三十几天滴雨未下，田里干得迸开了许多缝隙，禾苗灰白的根须裸露出来，大片大片的叶子火烧过一样。村路上的浮土积了有一尺来厚，走过去，扬起好大一阵灰尘，不小心就迷了眼。卧在树阴下的黑底白斑花狗，吐出老长的一截舌头，呼哧呼哧地低低呻吟，流着涎水。
我家惟一的一头大肥猪已经连续高烧两天不退，母亲熬了大半锅鱼腥草浓汤，给猪灌下去，烧还是不退。耽搁不得，父亲只好去山背请赤脚医生俞三根。在偏僻的故乡，医人的也能给牲畜看病。三根医生肩上挎了他的那个外面有个红十字标志的药箱，和父亲一前一后匆匆走在村路上。平时，只要看到三根医生和他的红十字药箱，大家便知道那家人口或是牲畜肯定又不安宁了。
三根医生把睡在栏里的猪赶了起来，把手背贴在猪的耳朵上试了试，又用脚踢了一下猪后腿，猪张开后腿，三根医生摸了摸后腿的胯侧，说猪得的是无名高热病，天气太热，中暑了，先打两针退烧药，平时要把猪赶到有水的地方，让猪避暑。打了针，母亲吩咐我把猪赶到屋后的那眼口水塘里。水塘早已废弃不用，里面长满了杂草，这个时候草都枯黄了，只中间一小块还是湿润的。我从河里挑了两木桶河水，倒进塘里，猪躺下能淹了大半个身子。这头肥猪对我家来说，可精贵了，秋天我们三兄弟上学的学费，都在它身上了。虽然我是男孩子，平时拔猪草，剁猪草，煮猪食，喂猪，样样都做。那时，我们几个孩子读书都好，家里土砖墙壁上贴满了我们从学校带回来的奖状。家里虽穷，父亲总是说，再穷，只要你们愿意读下去，拆梁砸锅也会把你们送出去。
我戴着一顶烂了沿的麦笠，守着猪在泥水里舒服，想着猪可要快快好起来。接连打了三天的针，猪的烧还是没有退下来，病却越发重了。母亲把白花花浓稠的米粥倒进猪槽里，开始时猪还吃两口，后来闻闻就走开，再后来，干脆躺在地上不起来了，赶它也不起来。三根医生也没有了辙，只是说抱歉，另请高明。母亲急得团团转，婆婆提醒说，天缘山庙里的祖师爷（管牲畜的神）大家都说很有灵验。母亲听了，赶紧杀了只大红冠公鸡，又买了香烛纸钱，走十几里山路，提了去庙里供祭，讨回一把香灰，对了水，给猪喝了。可猪还是闭了眼在地下躺着不起来。
父亲看看没有别的办法，怕耽搁了时辰，就提了瓶烧酒，去了村里冯屠夫的家里。冯屠夫年已过五十，早已放下屠刀，不再杀猪。父亲去找他是有原因的，生病的猪叫镇上肉摊子上卖肉的屠夫来杀，价钱肯定是很低的。这头猪可是我们家三个孩子的学费啊，到时没有钱上学怎么行呢，父亲只好去请冯屠夫了。在农村，谁能保证自家没有背时的时候，谁家没病死过一头猪一头牛。猪牛是农家的大财产，一年的收成收入全指望它们了，损失一头牛一头猪，对于大多数农家来说，无疑是天大的灾祸。所以多少年下来，村里已形成了一个不成文定例，谁家的猪牛遭了灾。不管手头有钱没钱，都会去斫两斤肉，以表安慰。
冯屠夫听了父亲说明来意，没有一丝犹豫就起身找出搁置起来的尖刀、骨刀、刨刀、杆秤一应屠具，赶来把猪断气前杀了。然后处理干净，挑了猪肉沿着村路一家一户走去。父亲跟在后面，大家看到冯屠夫，就知道情况，又知道我家孩子多，都读书。不用喊一声，都叫住说，给我来两斤。价钱按平时市价算，都不用讲。默默地称好肉，回头给我父亲说，老哥，去财消灾，日子有的是，牲畜这东西还可以再养。整个村还没转完，担里的肉就卖完了。
那年秋天，因为这份乡情，我们几个孩子的学费都交上了。
（图文无关，摄自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