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一个在今天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上都无法规避的人物。尽管在今天的党史、军史和正史结论上，其作为“新中国最高位的叛国者”，已经无法修改。但作为在战争年代，指挥着千军万马从寒冷的东北席卷至酷热的海南。其为新中国建立所立下的功勋，还是无可置疑的。
其一生都充满着传奇和神秘，多少学者都在探究这个曾是新中国二号领导人物的过往，他的一丝一迹都是江湖的谈资，也是史料的补充。
在翻阅资料中，发现了这样一篇回忆文章。一个普通士兵和林彪相处的两年时间里，对这位军事将领的细枝末节的描述，以此我们可以去回顾和复盘当年林彪的生活，习性和高级领导人的环境。如下：
【1965年，我秘密受命为林彪开车】
1965年至1967年，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林彪曾在杭州、上海、苏州三地养病，并在此期间参与了一系列政治活动。本文口述者方顺安先生便是在这一时期被秘密安排成为林彪的专职司机，通过他，对这段特殊经历的回忆，让我们得以管窥当时情境之一斑。
秘密受命成为林彪司机
1939年8月27日，我（本文口述者）出生在安徽省黄山歙县的一个贫农家庭。1956年，义务兵第一年招收时我就报名参军了。我们这批新兵本来是去江西0055部队的，但到了杭州以后，领导从我们700个人里抽了20个人调去南京军区上海警备区，我就是其中之一。再后来，我被调去镇江学开车，成了警备区的汽车训练兵。我在那里学了一年零两个月，开的是卡车，也学过开坦克。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上海警备区，后来又调到崇明守备区开美国吉普。我1960年递交了入党申请书，1962年成为预备党员，一年以后就转正了。估计领导就是看我表现不错，又是贫农和党员，所以选了我去为林彪开车。
1965年，延安饭店已盖了五层。有一天，上海警备区干部处的李处长在饭店开了一个客房，单独找我谈话。他说要交给我一个光荣的任务，但又不告诉我到底是什么任务。他要求我做到“四不”：不该看的不看，不该说的不说，不该问的不问，不该听的不听。他还说这是一个秘密任务，知道的人很少，连延安饭店总经理都不知道。如果以后有人问起我去哪儿了？就说去外面工作了。别的什么都不能讲，讲了就是泄密，是要被枪毙的。
那时我才二十出头，接到这个任务后，我的翻身感、自豪感、责任感交织在一起。李处长亲自送我到老北站，我自己坐火车到杭州，再由那边的车子接送我到林彪住处。直到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原来我的任务是给林彪开车，我心里“咯噔”一下，觉得有些害怕。
我被安排住进西湖边上的一个宾馆，他们让我开一辆黑色的苏联吉斯车。其实这个车我在上海时已经开过了。就在李处长找我谈话的前一个月，领导突然安排我去上海市委熟悉这个车，估计当时已有这方面考虑。这个车是防弹车，重8吨，车身又高又长，外形很特别，车头当中翘起，大灯在两边。车窗玻璃是黑色的，还配有花的窗帘。车的内部很宽敞，司机的右手边可以坐两个人，通常是秘书和保卫员。后面有两排座椅，但我车的后排平时只坐林彪夫妻二人，所以一排座椅被收起来，在那里放一个写字台。在驾驶座和后座的中间有一块厚10余厘米的密封玻璃，可以上下。林彪有什么机密话要说时，就把玻璃摇上去，我们就听不到了。车有警灯警报，但我印象中很少用。平时车都停在车库里，保养和检修是请外面的人来做，需要经过保卫处处长同意，我负责在旁监督。这辆车只有林彪出去的时候可以用，子女和叶群都不许用，叶群单独出去时用另一辆苏联的伏尔加车。
我的出车任务由林彪的秘书安排，再由保卫处处长向我下达，一般都是当天通知，说走就走。他说：“小方，把车子准备一下，首长今天有活动。”我就知道要检查车子出发了。上车以后才告诉我去哪里，路线都是他们安排好的，我必须按规定路线开，不能随便乱开，不然就是犯错误。我和保卫处处长都是配枪的，我是一把小枪，一把抓的，很轻，无声的，射程很短。子弹有30发，不上膛，分装在两个弹匣里，放在枪套外面。不过我估计里面混有假的橡皮子弹。保卫处处长的枪和子弹都比我大，射程也远。我们平时一般不用枪，但得擦，每天都会有人来检查枪和子弹，不允许随便乱打浪费子弹。有一次我去西湖开枪打鱼，后来保卫处处长来找我谈话，问我去哪儿了？为什么子弹少了？
上海会议前夕的神秘任务
我第一次见到林彪是1965年秋天，在杭州西湖国宾馆。之前，我对他没什么了解，只知道他是军委副主席。和他接触以后我觉得他待人很随和，他吃饭是在小会议室里吃小灶，但有时会拿着根牙签到大会议室来看看我们大灶吃什么菜，对我们很关心。他为人又很严谨，话不多，有分寸，一年到头我也听不到他三句话。他生活很俭朴，很少穿军装，也不戴军衔、领章和帽徽，不像高干。他的军装就是黄军装，裤子是呢子裤，皮鞋是部队发的，手表是上海手表厂出的黑色潜水表，有个罗盘和指北针。他住的都是国家安排的招待所，用的东西也是单位配的。饮食也很普通，偏素。他吃饭只和叶群，有时候和秘书一起吃，不叫子女的。
有一天，我突然接到任务送林彪去上海，具体什么地方都不说。我按照保卫处处长的指示先沿着东海把车开到乍浦的一片空地，有两辆车已在那里等我们。保卫处处长说：“首长，上海的同志来了。”据我所知，其中有王必成、陈丕显等人。王必成过来敬了个礼，林彪没有下车，窗玻璃都没摇下来，也不说话，就摇摇手，意思说走吧，我们就走了。我们前面有—辆警车开路，后面跟—辆车，我就跟着他们开。到市区后全部绿灯。路线是安排好的，不能有红灯，因为车停在哪里出了事不得了。车子开到岳阳路一栋老洋房，好像是今天的老干部局，以前是宋子文的房子，门朝西，车就停在那里。林彪住在老洋房里，我住在对面的—个招待所，那里有个小车班，几个驾驶员住在一起。后来我才知道，林彪到上海是参加上海会议的。林彪在上海期间几乎不出去，他不爱搞交际，宴请都不参加。有时候有人来看他，他和人家说：“你们忙就不要来了。”像马天水、陈丕显都来过。
林彪在上海住的时间很短，不久就去了苏州，在苏州待的时间比较长，有一年多。
多次送叶群下乡见顾阿桃
林彪在苏州每次出去都有叶群陪着，有时候叶群也会单独出去，所以我和叶群接触比较多，我叫她首长。叶群瓜子脸，蛮漂亮的，话比较多，说话和风细雨的，坐车时会经常问问我的近况，平易近人。她也比较难伺候，外面传说怕光怕风的其实不是林彪，而是叶群。她怕太阳，怕热，而且风一吹就头痛。所以她整天围着纱巾，把头发盖起来，只有眼睛露在外面。有次开车出去，她婉转地说风大，我只好马上把窗户摇上去。其实我这个人很怕热的，但没有办法。我主要是送她去太仓见顾阿桃，前后有七八次，林彪不去的，也不带秘书和保卫员，就我们两个人去，她比较低调的。顾阿桃是当时全国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标兵。她大概50岁左右，是个文盲老太太，但却能背诵许多毛主席语录和老三篇。叶群说，顾阿桃学得好，她不识字，教她毛主席就画个太阳给她看。常常我们回到苏州时，林彪已经休息了。为了不影响他睡觉，车到门口，叶群都会让我把车子熄火，她自己走进去，车子则由四五个保卫员推进车库，要推五六十米。
我在杭州和苏州的时候还看到过林立果和林豆豆。林立果穿军装，很帅，但有点滑头。林豆豆和杨成武的女儿最要好，都是解放军报的记者。我对他们小孩也都很尊重。
1965年到1967年，我跟着林彪从杭州到上海，再到苏州，将近有两年时间。林彪回北京以后，我的任务就结束了，我又回到延安饭店。延安饭店的党委书记和经理都没过问我这两年去了哪里。半年后我就提干了，不再开车，调到食品科当助理员。由于我工作表现不错，后来又调到管理科，一直做到科长，我最高职级是18级正科，享受副总经理待遇。2000年我正式退休。 （摘自《世纪》 方顺安/口述、沈飞德/采访）
如上的文字，我们可以去慢慢体会，这个“成神又成鬼”的风云人物。岁月悠悠，一切都是空。。。